1979年3月，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飞往北京，就香港问题做出说明。麦理浩通晓汉语，且广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将与一位高级官员见面，抵京之后才高兴地获悉，即将与他会面的是刚被任命的中国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1这次不公开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麦理浩向邓小平谈到香港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双方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一直统治着香港这块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约将于1997年到期。麦理浩总督采用外交辞令，字斟句酌地谈到有必要让港人放心，因为他们对1997年之后的前景深感忧虑。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港督的关切。当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个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几的主人对他说，“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2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国家仍因“文革”的混乱而步履蹒跚——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
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赶下台的老干部，但他们对自己占据的职位既无准备又缺少素养。军队变得臃肿不堪，并疏于军务，有些在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享受着当官的特权，却不务正业。交通与通信设施破败不堪。大型工厂的生产仍在采用19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技术，设备也处于失修状态。
大学在过去10年里基本上被关闭。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农村，但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城市又无法为他们提供就业，更不用说那些想进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万农民。再者，城市居民担心自己的饭碗，并不欢迎新来的人。
一些大胆的干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但是邓小平认为，过去20年的失败不能全归罪于一人，用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有份。”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文革”前的十多年里，没有谁比邓小平在建设和管理这个旧体制上承担过更多责任。1969年至1973年邓小平下放江西的三年半里，也没有哪个中国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做些什么。
1978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3不过，他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他要让中国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新思想敞开大门，无论那个国家属于什么政治制度。他很清楚，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正以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邓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整个制度，因为任何外来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它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而且十分贫穷。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制度。他要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到各国学习成功经验，带回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通过试验来确定能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帮助铺平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之路，使它们愿意与中国合作。
为使这项重建工作有序进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掌控这个过程的组织。在1978年的中国，最有经验的领导，是那些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需要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要派年轻人去海外学习，从世界各地带回来最好的观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这些新的做法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即使共产党也要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掌控设计和落实新体制的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做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中能够与他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佳信息。他要给人们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泽东在1958年那样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他要向干部群众说明国情，也要调整变革的步伐，使之能够被人民接受，使国家不至于分裂。虽然他掌握着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敏于观察他的同事间的政治气氛，毕竟他要依靠这些人去贯彻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发生着根本改变，他仍要在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这个人：邓小平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坦率而机智，并且直言不讳。在1979年1月的华盛顿国宴上，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cClaine）对他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西红柿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邓小平在1978年时已74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很多中国领导人同客人坐在并排的沙发上谈话时都是目光直视前方，邓小平却喜欢转过身来注视着与他交谈的人。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到1978年时，邓小平右耳听力已经很差，这妨碍了他参加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会议。他更喜欢看报，每天上午都会一个人坐着读各种报告；他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为他拿来15份报纸和所有重要报告，邓小平会从中选出那些值得花时间去阅读的东西。会见外宾对他来说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译员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使他能够与客人自如地交谈。邓小平讲一口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不过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难听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语速。邓小平面对的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比他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是从性情和习惯上更能胜任。
邓小平有着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形成于他14岁那年，当时他就读于广安县中学，他走上街头示威并感受到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16岁那年他去了法国，分派给华人的苦力活和求学前景的落空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直到70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他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在苏联的一年使他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
在法国时，邓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思考整体战略的知识分子中。从那时起，通过和这些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小平培养起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在法国期间，邓小平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为周恩来——他比邓小平大6岁——领导下的那个小小的中共党支部干些杂活。他当时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国学生传播左派思想的宣传册，所以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但他实际上变成了周恩来的徒弟，能够观察这位去过日本和英国、已是圈中青年领袖的人如何建立组织。尽管邓小平是这个团体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进入欧洲的共产党青年组织执委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刚刚开始在这里培训中国人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邓小平被编入第7组，这个组专为培养国际共运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而设。他在中山大学有机会理解苏联如何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并了解他们对于在中国如何开展运动的看法。
除了短暂的中断，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权力的位置，这使他得以从内部观察最高领导人对形势变化的反应。1927年回国后不久，他又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们过去的同道蒋介石正试图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因此他们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战略。邓小平不但参与了筹划城市暴动的工作，而且年仅25岁的他还被派往广西领导城市暴动。当毛泽东开始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时，邓小平也去那里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并学习到毛泽东是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在长征期间，邓小平参加了关键性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领导人脱颖而出。在长征结束前，邓小平有幸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后不久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后来的内战中他又参与接管上海，领导向共产党统治过渡的工作，之后又担任了全国6个大区之一的西南区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是，由于邓小平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置身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泽东近距离共事，思考有关中国发展和外交问题的战略。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1956年以后与其他5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他是筹划和建立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特点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区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社会主义结构调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1978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50年的经验。
邓小平当了12年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时常自称军人。虽然他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员，但他是党的书记，负责批准军事行动。他与司令员紧密合作，先是在小型游击战中作战，后来又在内战中打过大战役。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他担任总前委书记，负责指挥50万大军。这是军事史上最大的战役，也是内战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负责落实，而不是理论。他的责任不断加大，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曾领导江西苏区一个小小的县，抗日战争初期又领导太行山区的几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则领导数省交界处的边区，1949年后领导整个西南大区，直到最后领导全国。
在1950年代，邓小平负责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当时中国与西方几乎还没有外交。“文革”期间允许他恢复工作后，他担任了周恩来的助手，接手领导中国的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