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本能与文化本能

以“二战”为代表的欧洲史上的战争，本质上是文化本能与经济发展冲突引起的。经济的发展使相应的文化安慰没有跟上来，人们在贫富分化流动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不安感和被排斥的担忧，从而激起了社会本能的反抗。每一个国家或朝代、种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基础。所谓文化，通常是人类将人性真善美化的过程。从通常意义上而言，文化是当时人们沿袭古今人文智慧知识而形成的。文化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能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美好、精神生活更强大。从人性本能的角度而言，文化对于一个群体的作用在于：使其所在的人群取得人性本能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效果。当经济水平发展过快的时候，文化本能在更大、更高的理性视野下受到冲击，此时新旧文化要么融合，要么对抗。文化本能以教化的方式植根于当地人们的童年记忆中，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变成一种本能动机，左右其一生的所思所想。严格来说，一个人的文化本能通常与原生家庭有关，而原生家庭又受群体文化的影响。否定一个个体或群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会在短时期内引起躁动不安，尤其是对于固执之人和群体，那是一种比死更难受的感觉。所以，受文化本能动机（信念）驱使而努力的人，当被否认或者失败的时候，当事人宁愿自杀。事实上，欧洲历史上围绕耶路撒冷的3000年恶战都是这样形成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各社会群体融合冲突过程中，旧有的能满足其社会本能的文化本能遭到颠覆和否定，而新的能满足其社会本能的导人向善的文化本能却没有足够时间形成，于是在社会本能焦虑的威胁下，恶战在所难免。“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确信资本主义的成功，社会主义者确信社会主义的成功，帝国主义者确信殖民主义的成功，统治阶级认为他们注定要统治。现在这些确定性几乎都不存在了，考虑到人类今天面临的令人沮丧的复杂问题，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也应该是支离破碎的了。”这是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时代》的前言⁽⁴⁾中给出的题解。唯有接纳变化，包容不确定性的、成长发展型的思维模式才能对抗文化本能的执拗。

所谓文化本能，是指人类个体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体验与教化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认知。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本能，同一群体不同个体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文化本能。文化本能若是出于主动选择，个体通常会选择最适合他性格特征的文化以支持自我的信念。文化本能若是出于被动灌输，就会接受当时最流行的文化价值观；而越是失去自我意志者越容易接受被动灌输的价值观，从而将其内化为文化本能，变成僵化的教条。此种僵化的教条一旦返侵自我意志，就会变成显意识对潜意识的压抑和歪曲，从而滋生非道的执念。所谓非道的执念是指失去爱己爱人的能力，或者说将这种本能深深地掩埋起来，使之难以进入显意识，从而产生恶念和恶行。关于文化的扩散、传播、演化，很多学者都用类似基因复制自身一样的具有文化复制和进化功能的“谜米”来说明，如戴维·多伊奇在《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中所说的，“谜米”分为理性谜米和反理性谜米。⁽⁵⁾其中，理性谜米是指“通过理性和批判思考创造出来的新型谜米，依赖这样的思考来实现自身的忠实复制”；反理性谜米则是指“老式的、静态社会的那类谜米，通过使持有者失去批评能力来生存”。前者造就高创造性的动态社会，对应的是得道的文化；后者造就低创造性的静态社会，对应的是失道的文化。文化绝大多数是导人向善的，但文化变成本能，将人类最深处潜意识处的爱己爱人的本能封印，那么就可能让人在执念的引领下、在环境的浸染下无所顾忌地作恶。例如，沙文主义与尼采的强者意志成为纳粹攻城略地的文化本能，事实上是失去自爱与爱人能力的表现，是社会归属感和安全感严重缺失的表现。

生存本能源于动物性，社会本能源于人性，文化本能源于神性。从动物性到人性再到神性，人类文明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然而现代科学研究通常将神学纳入心理学研究范畴，也就是说，神性归根究底仍是人性的产物，是人类无法面对人性中的丑恶面而滋生出来的超越人性之上的超人特性。神学与文化的作用一样，都是试图将人性中的阴暗面进行压抑掩藏。当神学与文化变成个体的文化本能，掩埋个体的真实潜意识，让个体在遭遇困难、挫折、困惑之时通过“自我欺骗”，通过左脑解析器的编故事功能为自我找到种种理由，长此以往，个体就会失去通往本我的途径，变成没有“心”的僵化的教条主义者。

生存本能、社会本能、文化本能共同构成一个人或群体潜意识的一部分。这三种人性本能历史上形成的时间越长久，则埋藏得越深也越难以改变、逾越，即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强烈的是生存本能，次强烈的是社会本能，第三是文化本能。这些本能以非理性的成分作用于人类大脑，对抗理性带来的外界变化，并轻易激起汹涌澎湃的多巴胺，使之产生种种理性或者他人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行为。自我否定是一种令人难受的感觉，外力野蛮否定一个人或群体的文化信念，会引起激烈的反抗，除非他自己从内在突破。醉酒的人，宁愿醉死也不愿意枯死。执念于某种单一文化信念的人也正如醉酒者，容不得否定。尊重任何他人或群体的文化信念，便是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意味着不轻易野蛮地否定或蔑视一个群体的文化信念。从人道主义立场上看，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任何群体以思想族群优越性为名进行的打击、侵略、扩张都是非正义、非人道的。例如，凤凰网2015年4月22日报道，北森提奈岛，位于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是一个拒绝与外界接触的遥远的小岛。据估计，岛上的土著部落已经在那里生活了6万年。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是地球上最后几个拒绝与外部现代世界接触的族群之一。他们警惕地保护着自己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任何外人在岛上登陆都可能遭遇土著人的万箭齐发。然而，当地人因接触外界常见而岛上没有的疾病死亡，因而与群岛上其他土著居民接触的类似努力（包括与大安达曼人和加洛瓦人的接触）都以悲剧告终。因此，一些团体呼吁不应强行接触森提奈人。在此压力之下，政府于1996年放弃了与当地人接触的计划，并宣布隔绝该小岛，小岛海岸3英里内生人禁入。可见，出于文化本能的人道主义，任何群体都不能以文明优越性为名对其他族群进行野蛮干扰。

不同的族群会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衍生出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特征构成当时当地人始于童年时期的文化本能，将主导其一生的所思所想。文明在构建过程中遭遇外来的野蛮否定与干预，就会激起更激烈的对抗乃至两败俱伤。没有任何民族和个体不需要自强不息地从内突破的成长。下面简述历史上较有代表性的文化体，从这些代表性文化体可以看出人性与社会演变所呈现出来的精彩。

1. 斯巴达vs雅典：性本恶vs性本善

人类历史上存在鲜明文化对比的是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和雅典城邦。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独裁统治而闻名。在斯巴达，母亲会用烈酒为婴儿洗澡，若受不了的，则任由他死去，这是因为斯巴达人只要最好的战士。斯巴达管理者故意让儿童忍饥挨饿，作为教育的一个策略，便是鼓励他们去偷公共食堂的食物，以不被抓到为荣；一旦被抓住，便要遭到毒打和挨饿的惩罚。斯巴达管理者故意派青年去屠杀希洛人。除了残杀，还采用各种手段侮辱希洛人，以此激起青年对奴隶的鄙视，培养他们凶残的品性。从小在世界的残酷中成长，斯巴达人认为人类是性本恶的，只有通过你死我亡的斗争才能繁衍生存。这样的文化，导致该民族对外十分好战，频繁发动侵略战争，最终就如同历史上多数好战民族的下场一样，短期内可以获得胜利，但在长期作战之后国力衰亡，或者在某一次失败后被后起之秀打败（斯巴达在波斯战争后为与雅典争夺霸权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勉强胜利之后被底比斯击败，从此走向衰落）。尽管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斗士，但在希腊众多的哲学家、演说家、文学家、艺术家中，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斯巴达以战斗和英勇为美，在这样族群的个体的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全感和对人类的不信任感，便极有可能通过侵略、欺凌和控制来弥补社会本能焦虑。他们需要披上勇敢无畏、坚不可摧的盔甲以达到震慑的目的，从而产生一种迷幻的效果，让他们自身坚信他们代表着更优秀的人类，这事实上是一种心理的自我欺骗。斯巴达文化是“没有心”的文化，整个群体教化的目的就是将人心彻底隔离，从而滋生坚硬的抵御盔甲。传统看似恶的人，不过是自我实现意志被否认而呈现的抵御状态，他们宁愿被人说成恶也不愿承认自己才能的不足，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勇气正视自己的弱点是所有恶之源，事实上是缺乏安全感而导致社会本能焦虑。社会本能焦虑是人类历史上性本恶文化的根源，即从童年时期便被植入的仇恨意识与不安全感，这样的文化实质上是对人类的不信任，他们认为自己一定要勇敢强大、不怕死才会获得安全，通过激发其安全焦虑（社会本能焦虑）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本能便是性本恶的文化本能。如果一个个人或族群嗜战如命，那么他（们）内心深处就是对人类社会缺乏安全感的。这种安全感缺乏是自童年时期便被激发的社会本能焦虑，这种社会本能焦虑用现代心理学概念来说，属于心理碎片。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会本能地去对心理碎片进行弥补，更确切地说，是一生都在寻找童年缺失的无条件的爱，对内表现为强烈的控制欲，对外表现为强烈的权力欲。这种权力欲与健全人格条件下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伟人有本质的不同。这种焦虑压力在物质缺乏年代或者说战争年代，确实可以帮助人们从战斗中胜出——正如我们现代很多患有焦虑症的人一样，尽管焦虑可以帮助其人生获得一定的成功，但却很难获得天才式的成功，因为任何焦虑作为一种人生动机，都会有满足和疲乏的时候，一旦被现实满足或者否定，当事人便容易无所适从；而事实上，焦虑动机也是阻碍创新和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更是市场竞争中获取长久胜利的障碍。

与斯巴达性本恶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典的性本善文化。雅典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历史古城。相传，古希腊时期，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为争夺雅典的保护神地位相持不下。后来，主神宙斯决定：谁能给人类一件有用的东西，城就归谁。海神赐给人类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人类一棵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橄榄树。人们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结果这座城归了女神雅典娜。从此，她成了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因之得名。后来，人们就把雅典视为“酷爱和平之城”。雅典的文化追求的是一种身心统一的和谐发展的文化，追求身体美与心灵美的结合。雅典人将儿童置于自然的状态中，使其身体和心灵得到完全的发育，培养其成为身心和谐、既美且善且强的公民，他们所感知的世界和斯巴达人完全不同。

与斯巴达相比，雅典文化繁荣。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许多杰出的创作家或生于雅典，或寄居于雅典。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底斯和喜剧大师阿里斯多芬，雕刻家米隆、坡里克利特、菲狄亚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演说家安提芬、李西亚斯、伊索克拉底等。雅典的文化艺术成就不仅对希腊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雅典将军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很好地诠释了雅典性本善的文化观⁽⁶⁾：

“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

“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

“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这些演说很艺术化地呈现了雅典文化中关于真善美的内涵。勇敢、强大不是根源于从小被社会本能焦虑所威胁的侵略，而是根源于人类对真善美的认同而产生的捍卫精神，是在社会本能得到满足的前提条件下的无畏精神。这样的文化氛围从根源上满足了人类的社会本能（安全感、归属感、自我实现），因此人性得以极大地释放，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同是古希腊城邦的斯巴达和雅典，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争，事实上，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就先后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城邦各自为政，无统一君主，城邦之间战争不断。到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和雅典成为古希腊势均力敌的两大盟主，为争夺希腊霸主，他们之间发生了长达百年的拉锯战，结果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击败了以雅典为首的联盟，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被迫失去大部分权利，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大大消耗了希腊城邦的国力，不久就被外来势力征服。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空前的大悲剧，因为参战各方都有一批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不顾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死活，使整个民族都卷入了这场非正义的、愚蠢的战争。事实上，任何战争对于主动发起的一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必然会导致民生潦倒、内耗严重，最终两败俱伤。

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基于性本恶和性本善的交织，形成了竞争与和平。在社会本能需求上，人类既需要竞争以彰显自我的强大，也需要和平合作以满足安全需求和归属需求；竞争显示性本恶，和平合作显示性本善。群体文化在迁就人类社会本能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认为是性本恶的，人们就会以斯巴达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孩子，从而产生和斯巴达一样好战的群体；文化认为是性本善的，人们就会以雅典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孩子，从而产生伟大的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性本恶的出发点导致了性本恶，性本善的出发点导致了性本善。然而正如道家所说的，善恶本是相互交织、此消彼长的过程，无论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人类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模式，在群体中一味地偏执都会导致另一重反面。性本恶文化观让那些爱好和平、智慧的人难以发展，因此斯巴达骁勇善战的群体负面表现为无知和无人性；性本善文化观让好胜者难以发展，因此雅典的爱智慧、和平群体的负面表现为软弱、胆怯。无论是斯巴达的无知还是雅典的软弱，从人类的长久发展来看都是倒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结合演变出包含和平与竞争的奥运精神。奥运会，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随着各城邦战争的此起彼伏而逐渐为人们所推崇。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于是按照各城邦事先约定的规则在竞技场上一较高下。奥运火炬所到之处，战火熄灭，人类自强。奥运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与当代的市场经济精神如出一辙：以事先和平协议的方式制定一系列大家普遍承认的、保证平等竞争的、导人向善向强的制度，在这个规则下，人和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相互较量，经济报酬就是对真、善、美、强的回报。

2. 欧美文化

2014年，《耶路撒冷三千年》在中国出版，迅速成为哲学类畅销书。该书在全球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它从人性的角度用叙事的方式叙述了耶路撒冷3000年的故事。“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是让世人魂牵梦绕的所在，是惑人的阴谋与虚构的网络传说和二十四小时新闻发生的地方。”⁽⁷⁾此书“前言”中的这一段论述是关于此书比较经典的一个概括评论。文艺复兴之前近3000年的欧洲历史基本上都是围绕耶路撒冷的宗教战争史，宗教对于人们而言，是神圣、蛊惑、预言、祝福与诅咒……所有人本性中未知的恐惧与期盼都包含其中，而对于统治者而言，掌握了宗教控制权就掌握了神的力量，所以在争夺耶路撒冷的过程中，人类以“神圣”的名义对自己残忍无道。宗教以真理之名义存在，哪怕是最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从逻辑上对它进行证伪。“证伪”的概念来源于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⁸⁾一书，作者认为从逻辑上、可能性上不能被证伪的理论就是非科学的，如神学，它从逻辑上永远不可能被“证伪”，所以它是非科学的。而对于大众而言，一本《圣经》就保障了人们生生世世往生极乐，简单粗暴的背后事实上是：作为群体共同的信仰，神学满足了人类的社会本能——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也正因为人类社会本能的强大作用力，作为圣地的耶路撒冷才成为欧洲各地区争夺的所在。当人类本能需要得到满足时，人类便能获得心灵层次的平和、宁静，从而无畏无惧，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掌握外界的物理规律，更善于改造周围世界。这是人类为了心目中的信仰拼尽全力的根本原因。但人们忘了，若真有灵魂的存在，那么灵魂必然是普世永恒的，与特定的神灵、种类、族群无关。

对于欧洲历史而言，宗教文化是深入骨髓的。宗教一旦作为一种文化本能植入一个群体的潜意识中，就会在社会的快速突变融合过程中成为自我毁灭的导火索。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穆斯林的葬礼》⁽⁹⁾，就描写了人类在经济社会快速的融合变迁中备受文化本能折磨的三代人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几乎人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冲突过程中殚精竭虑、耗尽毕生，最终却违背了人性，辜负了人类自身最重要的情与义。古往今来，悲剧故事都有着相同的唯情论元素：人类由内而发的情义与时代道义要求相背离的元素，或者说是人的生存本能、社会本能与文化本能背离的元素。悲剧和斗争，皆源于此。

文艺复兴时期（14—17世纪），“日心说”提出⁽¹⁰⁾，理性主义觉醒，人性从宗教樊笼中挣脱，经济、文化、技术得到极大的自由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人类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理性科技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人类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寻找文化的突破，“上帝已死”成为当时欧洲社会推陈出新的文化体系的根本诉求。文艺复兴将人性光辉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仅仅只是觉醒而已，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社会，既是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又是欲望膨胀、贪婪横溢、邪恶滋生的；既是人文主义对基督教传统文化洗练的过程，又是一个旧信仰解体、新信仰脆弱的道德失范的时代。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从理性的角度论述了情感和道德的来源和体系。它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是数千年宗教思想统治下形成的道德情感基础的集大成者，是在理性觉醒之初对非理性情感焕发的解析，与中国儒家学说《论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事实上是一种僵化文化本能的系统阐述，既符合当时时代人性的真实，也是一种屈从——非理性文化本能与真实社会本能对抗下的屈从，是基于物质缺乏年代性本恶出发点的道德情操体系。同样是基于性本恶的人性自私论，亚当·斯密于1773年出版的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以“分工”“供需关系”和“看不见的手”为基础，构建了延续至今的市场竞争经济的基本理论架构。在笔者看来，这一创举与奥运精神如出一辙——构建一个大众共同承认的规则，让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和平竞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出，当即风靡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圣经”，从此，市场经济取代神学成为各国政府奉行的经济管理准则。它首次让大众认识到，在神学之外，基于人性而言还有众生平等、自由选择的学说，这就解决了人类纠结千年的问题——就算人们彼此之间不是神的共同子民，但在市场经济国家，人与人之间还是一样平等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人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由此而得到满足。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价值来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源于分工与技术创新，而分工与技术创新来源于资本；这中间并没有关于人的等级之分，只要你足够努力和创新并有冒险精神，你就能获得高于常人的价值。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核心精神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平等是尊严和权利的平等。人人皆有自由意志与选择权利，并且为自己努力，为自己负责。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人们的社会本能需求（安全感和归属感）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而工业化的发展也使人们摆脱了生存的威胁，只要稍加努力，至少生存没问题。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人们就剩下自我实现的社会性需求了，这也是一种良性竞争的社会性需求。常年下来就形成了一种独立、自由、自我实现的文化本能，这种文化本能是群体在较长时期物质充裕的基础上，在安全感和归属感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而形成的以自我实现为人生动机的一种文化本能。这种文化本能使人的创造力得到极大地释放，能进一步推动科学的发展。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巴菲特、索罗斯等现代财富巨人都是这种文化本能的产物。

回到《国富论》出版后的英、法、德等社会。这些国家与新生国家美国最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拥有更强烈的传统群体的文化本能——宗教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到了骨髓血液中，每一次人文、科学的进步对整个社会群体而言都意味着锉骨削肉般的疼痛。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他用大量资料证明了所有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他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自此，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如风卷残云般摧毁了欧洲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能，自我意识觉醒伴随着肆意增长的自我放纵，人类曾经有多自我抑制和自我欺骗，觉醒蜕变之时就有多癫狂。典型代表是发出超强震撼音的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他以犀利猛烈的哲理诗批判了当时道德的虚伪性、非人性，直言欧洲传承了上千年的道德体系是基于弱者和复仇者的价值观而建立起来的，需要推倒重建；他以天才的感悟肯定了艺术冥冥中对人性的释放与弘扬；他以“上帝”“父亲”为原型构建了理想中的“强者”“超人”的自我形象，其“生命意志”学说影响力甚至被误用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诱因，以及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起点，至今仍振聋发聩。尼采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社会进行了深入潜意识的探究性分析，他是个敢于直面人生的天才，但他一辈子也摆脱不了母亲和妹妹在他心灵层面上的控制。“强者”“超人”皆是他理想中的模型，但他根深蒂固、基于宗教意识的文化本能决定了他一生的坎坷命运，最终疯癫而死。从本能上来看，当时的文化本能以及尼采所处的家庭环境都是违背了其社会本能的：一方面是从小父亲的缺位，另一方面是“上帝已死”宗教信仰的崩溃。尼采从中既难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自我实现的愿望又一直被压抑（竞争意识受到母亲和妹妹的“女性化”抑制，得不到兄弟或父亲的鼓励），而当时所有的新文化体系又一次次使他觉醒，当他直面自我和人生的时候，所有激昂澎湃的作品都是其自我疗愈的产物：一种理想的、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力量。

在人生的疗养场中，传说只有真爱才是唯一的解药。尼采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莎乐美⁽¹¹⁾——一个博学的、精通古今哲学艺术的、拥有超强自由意志的、美丽的奇女子。不久，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5年）。尼采自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放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¹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触及了人本性中最深层次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生命意志，一种向阳的极力自我生长、自我超越的精神；实际就是自我实现的社会性需求，一种男性荷尔蒙驱使下的意味着竞争的精神，一种既是人类繁衍以来统领众生的终极武器，又是被当时文化本能严重压抑扭曲的人的社会本能。

在妹妹妒忌的挑拨离间之下，尼采最终和莎乐美分道扬镳，不再相见。尼采有着天才的感悟，他的著作充满心理学的洞见和艺术的奥秘，他以超前的洞悉力预言理想的社会文化、个人意志应该是怎样的，也知道以后会怎样。但他仅限于阐释“怎么样”的问题，真正探究出“为什么”问题的，是弗洛伊德——与尼采同时代并且与尼采所爱的人莎乐美保持亲密师生关系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构建了个人意志、社会心理的潜意识理论，将人的自我分成“本我”“自我”“超我”三层意识体系：“本我”（完全潜意识）代表欲望情绪，受意识遏抑；“自我”（大部分有意识）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超我”（部分有意识）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是自我的理想形象。弗洛伊德理论是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开端，此后关于人格、精神、意志的分析脱离了传统文学式的善恶道德观而进入科学理性分析之路。弗洛伊德关注个体的潜意识，而荣格（Carl Gustav Jung）进一步将潜意识扩展到社群领域，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于他所处的家庭、社会群体文化。荣格和弗洛伊德曾经保持了6年的亲密朋友关系，后来由于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再有智慧的人，在个人价值观方面都可能与他人存在思想鸿沟——你的经历决定了你的人生和你的思想，你怎么可能会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正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¹³⁾。

自荣格之后，关于社群文化的科学化研究如繁花盛放，学者们聚焦于个体心理和社群文化心理如何相互影响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结合现代科技日益发达的脑扫描术、社会科学化研究潮流，现代社会科学体系逐渐形成——认知心理学、脑科学、人类学、伦理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相继成型。《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¹⁴⁾是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作品。该书从人文关怀和科技发展、生物演变的综合角度论述了人类的演变史——从10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交织的人类发展史，填补了传统人类史的三大鸿沟：历史观与哲学观之间的鸿沟、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鸿沟、集体和个人之间的鸿沟。

综合而言，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在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资本主义、宗教信仰解体三条主线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国富论》从理论上架构起以资本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历经长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荷兰、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力量也渗透进欧亚大陆，并在欧洲信仰文化重建的乱象中迅速成为主导国家政治、文化的强大力量，此时的资本呈现出野蛮、蓬勃的生长态势，大有横扫一切正义、公平、人道之势。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密西西比泡沫、鸦片战争等便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恶果，更遑论资本与权力相结合而导致的遍布当时社会每一个工厂、牧场的灭绝人性的奴役。资本的暗黑力量在文化信仰解体重建的近代欧洲社会汹涌澎湃。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理想国理念席卷全球，公平、正义、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欧洲各国纷纷主动或被动地改革行政体制，建立起民主体制、社会保障体系、工人联盟体系等促使全社会更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以取得更大范围内的利益协调。如果说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鼓励竞争性的，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是倡导公正性的。亚当·斯密构建了完全充分信息市场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架构，但现实中信息从来都不是充分的，而是单方向和垄断的。一面是亚当·斯密的理想市场形态；另一面是马克思根据广大工人的现实，基于人道主义而提出的理想社会形态。1945年，哲学家卡尔·波普尔（Sir Karl Raimund 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¹⁵⁾出版，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位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进行了批判。波普尔青年时代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正因为如此，波普尔领会到，任何只肯定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的哲学思想一旦政治化都可能导致极权主义和斗争，容易导致民主悖论、宽容悖论、自由悖论。任何思想都要在体验和认同基础上自发认同，而不是通过被机械化的教育形成，尤其是不能通过政治化、道德化、制度化约束形成。正如《道德经》所言，“不上贤，使民不争”“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些说的正是不应通过利诱形式影响人们的思想。最理想的方式是使民自化，让人们自己去选择所应选择的，从心出发。只要社会群体中有道心，个体自然就会遵从心之所属朝着性本善的方向发展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理想社会形态必须和现实社会形态相区别，现实社会形态是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不需要成长，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天生完美。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没有善恶之分。制度设计得好，坏人可变成好人；制度设计得差，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制度设计具有路径依赖的作用，过去所选择的体制、所形成的文化信念都将深深刻印在当时当地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必须在尊重的基础上以和平对话的方式取得共识从而构建起良性互动的政府体制。面对全球化问题，欧洲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观。

总之，欧洲社会在经历了宗教信仰激变、人文觉醒、工业化浪潮之后，理性主义相对于非理性主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典型代表学说有：马克思关于社会哲学的唯物论、亚当·斯密关于国民经济的国富论、爱因斯坦关于宇宙观的相对论、达尔文关于生物演化的进化论。以这些理论为起点的现代工业体系、社会组织体系、互联网信息体系、科学教育体系与以往任何时期的社会状况相比，都取得了颠覆性的胜利——理性主义在人类经济生活方面的巨大进步使人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大程度。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惊醒了人类。伴随着全球化出现了生态恶化、网络舆论暴乱、恐怖袭击等，人类将探索的视野转向了自身的幸福与意义——科技和工业化怎样才能结束野蛮生长的态势，而与人类自身的幸福需求结合起来？于是，在文化对抗激烈的情形下，精神分析理论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荣格的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这些理论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在当代重新焕发出光彩。从这些奇妙的、微观的精神分析入手，学者们对各个文化群体及其非理性成因展开了大量的深入人类潜意识的分析，而对历史上造成恶性竞争甚至世界大战的意识根源做了深刻剖析。《浪潮》（Die Welle）是一部拍摄于2008年的德国电影，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故事讲述了某学校的一位社会学老师，在讲述纳粹主义的时候做了一个实验，当时的学生都以为纳粹离自己很远，但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数百名学生便深陷纳粹组织而不能自拔，有的学生甚至在最后老师宣布结束游戏的时候开枪自杀。回首第二次世界大战，群体归属感缺乏遇上个人的安全感缺乏，便导致了以极权者为首的凶残无度的纳粹组织。面对由个人精神层面和群体互动形成的极权，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做了论述，认为极权源于组织对单一信仰的强调。索罗斯（George Soros），当代首屈一指的金融投机大师，波普尔学说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写了《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存在的缺陷与危机，指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供需均衡理论”的谬误。同时他认为，市场价值不能取代社会价值，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主张建立一种不完美但可能被不断改善的社会——开放社会。“开放社会”价值观与道家精神的“厚德”价值观、马克思的“辩证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相一致的，他倡导一种开放、包容、多元、动态发展的群体文化氛围。

为什么现代社科理论倡导创造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动态发展的群体文化氛围？因为这样的文化群体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的归属感需要和安全感需要，在此基础上，人类自我实现的动机能得以充分弘扬，个人和群体的幸福感由此得以实现。另一面，任何单一的、绝对化的文化要求都会导致很多个性特出者由于意志受限而滋生恶意的自我保护的盔甲，因其被排斥或者被歧视却与自身本性相矛盾而导致执念滋生。这些执念，无论是根源于被称为“善之源”的女性化的同理心智慧，还是根源于被称为“恶之源”的男性化的竞争性创造力，在极端文化群体偏见下都可能导致过于软弱或过于富有攻击性；而只有包容的文化氛围才能使这两种特质转化为自我实现的动机（而非自我防卫动机）朝着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方向发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是人性社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起点，也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人性——不同的天性、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意念导致了不同的人格和行为方式，道家的八卦演变逻辑早已预言了人生百态以及人生百态所呈现的人事变迁。更诡异的是，在人类意识与上帝的预言中，你所预测的正是你所祝福的，你所担心的正是你所诅咒的，而你的祝福抑或是诅咒也都将植入意识成为万事发展演变的起点。真实的人类社会，不可说，能说出来的不是恒久的道——“道可道，非恒道”——这便是中华文化数千年的智慧。没错，人类科技发展天翻地覆，而关于人类自身的研究，不过是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而已。

3. 中华文化

与欧洲社会不同的是，尽管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鬼神传说，但那不足以成为整个华夏的信仰，所以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宗教战争。

中国较早结束狩猎生活进入农耕社会。进入农耕社会意味着人类开始探究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开始有目的地进行理性思考和预测，并有目的地传承人类的文化。农耕社会也使人类形成了更长久稳定的群体生活，协作意识更加强烈。因此，相对于欧洲文化，中国是一个偏重理性和智慧的民族——理性和智慧（以同理心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群体协作能力）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征，是人类得以脱离动物性适应人性驯化从而得以成为“万物之王”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典型的特征是家国文化。中国重视一国之君和一家之主。尽管现在看来有些不合时宜，正是家国给了当时人们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本能和社会本能，使中华民族得以繁衍生息。

如前所述，生存本能、社会本能是人类进化数万年形成的。农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但近万年的历史还不足以进化出更高级的生物本能来帮助人类适应社会。人类最大的特质在于拥有智能——能通过语言、文字沟通、传播的智能。智能的作用在于能根据不同的环境有目的地调节不同思想和行为。尽管人性本能在潜意识里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但人类能根据显意识有目的地做更有价值、更有效率的事情。这便是理性的最初形态。理性存在的特征之一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压制、扭曲、美化非理性的本能冲动，从而形成文化。

追溯华夏文化之源，正是传说中的伏羲。伏羲仰观天上的云雨雷电，看地上刮风起雾，又观察飞鸟走兽，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绘制了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意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伏羲教民驯养野兽，这就是家畜的由来。伏羲开启了理性之光，然而理性的发展必然意味着非理性本能的压抑，于是发展出文化体系以使族群在理性需求和非理性需求间取得平衡。他首先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伏羲创立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龙的传人”由此而来；他为他的族群创立了归属感标识“龙”，这种原始图腾文化与现代社会盛行的LOGO文化如出一辙。伏羲始造文字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形式，文化由此得以传承。伏羲发明了埙、瑟，创作了曲子，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以释放或者抚慰人类的非理性本能。用音乐艺术安抚或释放本能冲动正是现代人常用的方式之一。伏羲还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而且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社会阶层由此形成。人类为了获得认可而倾尽全力，这便是自我实现动机的发展，与现代人努力的动机无二。在人类的文化发展传承上，文化是基于理性自然科技发展和非理性本能冲突的产物，在这一点上，远古时候的形式与现代形式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应对生存本能方面，中华民族饲养牲畜，种植五谷；在应对社会本能方面，中华民族用家国体系满足族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激发其自我实现的动机。华夏文明由此得以独树一帜，灿烂了整个人类史。中华民族的家国体系促使人们很早就开始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正是因为对人本性的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人类“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性文化。他们认识到，商业力量下自我实现的需求必然是和归属感、安全感需求相矛盾的；他们认为“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因此倡导中庸之道，衍生出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主导重农抑商。在人性和商业的衡量中，他们相信只要不贵难得之货，则“人之初，性本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产生了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琴棋书画、戏剧武术等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尽管在历史上曾经遭遇过“焚书坑儒”等削弱文化的事情，但仍不损其灿烂之态。即使到今天，世界各国的社会学者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也经常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可以说，在人性社会的领悟洞察方面，中华历史文化蕴含着与当今最前沿社科理念相媲美的深刻洞见。现代物理学基础之量子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现代社会学基础之精神分析和社会无意识理论的开创者都不同程度地感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精妙。20世纪量子物理学大师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一生最得意的成就是发现了“并协原理”。这个原理与《易经》中的“阴阳互补”原理有着内在的深刻共通性，而且这个原理的别称正是“互补原理”，尽管他未必看过《易经》，但他却在丹麦国王授予其荣誉勋章的时候将“太极图”作为族徽，见图1-3。莱布尼茨是德国历史上的一线哲学家和数学家，与牛顿各自独立发明微积分，是“二进制”（计算机基础）的主要发现者。作为历史上少见的通才，他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是最早且最为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欧洲人之一，且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赞颂态度。此外，还有荣格——20世纪心理学尤其是潜意识心理学领域最卓越、最具影响的大师，他是分析心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易经》彻底主张自知，而达到此自知的方法却可能百般受到误用，所以个性浮躁、不够成熟的人士，并不适合使用它，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也不适宜。只有深思熟虑的人士才恰当，他们喜欢沉思他们所做的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¹⁶⁾。事实上，越是深入个体潜意识和群体潜意识领域，就越会发现道家思想之精妙。“假如有人想欣赏孔子、老子他们思想的特质，就不应当轻易忽略他们伟大的心灵。”⁽¹⁷⁾

中国历史上，“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这句话从历史实践上验证了思想意识对人性社会的相互作用力。意思是说，在和平社会里用道家思想，弘扬人的自然天性，能实现和平盛世。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气象”，无不与道家有关。一旦盛世到来，由于贫富分化加剧、阶级差别明显，儒家便起：明上下，立规矩，尊卑分明，阶层固化。当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蔓延，贪污腐化，暗黑俗流滋生，人们反抗动乱遂致乱世，继而佛出，言五根清静，四大皆空，倡导慈善仁爱并敬畏鬼神，以图于世有补……

从道、佛、儒思想来看，道家的出发点是尊重个人本性，“真”为先；儒家的出发点是尊重社会性，“理（礼）”为先；佛家的出发点是仁，“善”为先。而艺术的出发点是“美”，能将人性的“真”“善”进行美化，追求真、善、美是诸子百家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家崇尚自然的人本性（非理性），儒家崇尚的是社会的礼（理性）；理性是人类为适应社会化生活（人得以脱离动物而成为人）而对人类非理性进行真善美化的过程。道家的境界是通晓万物理性而为自我服务，崇尚以“真”为出发点的情义理；儒家的境界是通晓万物理性而为众生服务，崇尚以“仁”为出发点的礼义情。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本性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觉醒，人性自私论认为人本性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有行为的出发点皆以自我为出发点。人本性的觉醒大大释放了人性，从而促进了近现代科技创新式的高速发展，这与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盛行而大大促进经济生产发展的情况高度相似。自我本性的觉醒同时也带来了对抗、暴力与世界战争。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人本性中还有一种叫作“同理心”的机制在起作用，限制着人类社会运行的暴戾倾向。所谓“同理心”，即我们能感知他人的情绪感受，将他人的情绪迁移到自我身上，因他人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同理心”正是佛家和儒家思想的出发点。道家的情是自发的情；佛家和儒家的情，是迁移的情。这两种人本性中的情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情感基调，一边是自我，一边是他人，这是人性社会发展情感基调的二重性。就人类群体而言，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文化群体内都自发存在这两种情感基调，不过是道家文化盛行时期更适宜自我情感出发点的人本性的发展，而儒家、佛家盛行时期更适宜同理心出发点的人本性的个体的发展。而对于个体而言，不同的成长阶段也存在不同的情感诉求。男性在儿童时期更注重自我情感表现，女性在儿童时期更注重同理心情感表现。当自我意识情绪高昂时，意味着挑战、创新、激情、竞争；当同理心情绪高昂时，意味着仁慈、友善、合作、群体活动。显然，这两种情感基调都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身上——但对个人而言，不同的时期关注点又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男性通常只有有了孩子以后，同理心才会进一步觉醒，自私的本性得到收敛，变得更仁慈善良。⁽¹⁸⁾总之，道家思想盛行的时候，社会更有活力和创新性，而小部分缺乏创新能力者有可能在相对劣势下变得好战；佛家、儒家思想盛行的时候，社会更友善、仁慈，而个别缺乏同理心者在极友善同一的环境中很可能会变得软弱、依赖、无能。这也许就是工业化革命发生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社会并导致极权霸权，而中国社会却在儒家文化中落后甚至晚清时期被侵略的文化层面的原因。

正因为认识到人性本能与商业竞争的巨大冲击力和由此而导致的争战，中国自周朝以来，历代帝王多喜儒家抑道家，并且重农抑商。孙中山说：“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¹⁹⁾周朝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思想家：老子和孔子。孔子受文化本能的影响强烈，强调权威、知不知、不断学习，是隔离本我用超我引领自我的思想；而老子直面自我最深处的潜意识，强调心学、可知、不断体验，是肯定本我意志的力量，并认为一切都是可知的、唯物的，因此能激发人们的创新探究精神。在两大思想对阵中，孔子因切合了政治大一统的需要而胜出，从此儒家学说成为和平治世的法宝，并被视为延续至今的中国正统文化的起源与代表。“官本位”文化盛行，冥冥中却压抑了人本性中的创造力和竞争意识（但必须指出的是，错的并不是儒家，而是儒家变成一种政治用途的强制性学说，正如尼采的意志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被纳粹利用变成一种政治用途的强制性意识形态一样）。因此，相对于西方文明，尽管东方文明在历史上以光辉著称，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直到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奋起抵抗，在抵抗的过程仍试图谋求众生平等的国策；在决定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了短短40年的时间达到了西方国家用近30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工业科技水平。在全球文化价值观的激烈冲突过程中，在中国日渐强大的过程中，中国有足够的智慧主导全球文化融合。在经济力量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也一定能顺利实现与全球一体化。在习惯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家国文化氛围中，独立、自由、民主的意识将会强化，在人类社会本能对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一定会破茧重生。在向中国古代文化寻根的过程中，道家文化也许能拯救世界使人类实现真善美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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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0．

(2)　电影《浪潮》，由丹尼斯·甘塞尔导演，约根·沃格尔、詹妮弗·乌尔里希主演，2008年3月13日在德国上映。

(3)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71．

(4)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不确定的时代[M]．刘颖，胡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

(5)　戴维·多伊奇．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M]．王艳红，张韵，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420．

(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2．

(7)　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M]．张倩红，等，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1．

(8)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纪树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2．

(9)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10)　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1600年布鲁诺因维护“日心说”而被教会用火烧死。

(11)　1885年，莎乐美的处女作《为上帝而战》在德国出版，她用小说的形式探讨了在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后，“我们如何宽慰自己”。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主人公库诺在莎乐美的笔下带有尼采的某种英雄的力量，他在失去信仰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肯定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并用自由精神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2)　尼采．看哪这人[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1．

(1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14．

(14)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5)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6)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M]．Richard Wilhelm, Cary F Baynes, Transl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8.

(17)　同①29．

(18)　詹志禹．年龄与同理心的性别差异[J]．教育与心理研究，1992（15）：259-276．

(19)　孙中山．建国方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