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和互动

刘迎胜

一、史前时代的东方与西方

（一）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
——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人文地理条件

1. 东亚大陆与其他文明中心地理条件比较

欲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就要先了解中国以外的其他文明中心。全世界公认人类文明有四大起源中心，即尼罗河下游地区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印度河中游（位于今巴基斯坦）文明及古代中国文明，其中三个分布于北非、近东与南亚北部，只有古代中国文明位于东亚。

除了中国文明以外的其他三个文明生长发展的地域，与东亚大陆相比较，其相似点是均处于水量充沛的河流两侧，宜于发展原始农业，原始人类以较少的投入便能获得最低限度的赖以为生的生活资料。其优于东亚大陆之处是气候炎热，没有严冬，对于原始人类而言生存代价较低。上述尼罗河下游、两河流域与印度河中游的周边均为大片缺水的荒漠，使得这些文明中心所处地区呈现绿洲农业文明的景象，其人口与经济规模均远小于东亚大陆。

除了文明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外，文明间的相互交流，是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位于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相距较近，两者自古便有一定的联系。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与西亚也相距不远，古人可循海道往来于波斯湾与印度河口之间，考古发现证明古印度河文明与西亚古文明之间亦有往来。而作为东亚古文明的起源地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从大尺度地理看，远离其他三个文明起源中心，从中国前往世界其他文明中心需要经过漫长的海路或陆路。这就意味着，东亚文明从地理位置看，相对于其他三处文明中心而言，处于较为封闭的位置。这样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代中原文明的交往对象，主要是其周边的地区。

2. 上古时代的中国及其周边

1）海陆地理状况

打开地图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虽然面向西太平洋。但是中国海岸并非直接联系着西太平洋的浩瀚大海，换而言之，东亚大陆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洋，而是西太平洋的几个边缘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而这些边缘海以东，则是一连串岛屿，即今之所谓“第一岛链”，它们大致与东亚大陆的海岸线相向平行排列。若从北向南数分别为：千岛群岛，日本列岛，即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这四个岛，下面是琉球，即冲绳，再下面是台湾、吕宋列岛，即菲律宾和巴拉望群岛。这些岛屿面积与东亚大陆相差悬殊，其宜农区域与资源均十分有限，西太平洋岛弧以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在造船与航海业尚未发达起来的上古时代，各岛之间及各岛与东亚大陆之间互相往来极为不便，不利于人员往来、物质文化的交流与知识的传播，因而不足以支撑其独立发展成有世界影响的文明起源中心。

中国古代文明所处的东亚大陆，其北部远离海洋，西太平洋带来暖湿气流的东南季风影响不到这里，自然降水量少，气候干旱；且因纬度高，严冬漫长，是草原、荒漠与森林相间之地，其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是地处东北大兴安岭与西北阿勒泰山之间的蒙古高原，即俗称之“大漠南北”。由于地理条件不适于发展早期农业文明。这里的居民以畜牧为业，发明了建造流动居所——庐帐的技术，驯化了牛、羊、驼等食草动物，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为生，兼营渔猎。流动的生活不利于发展技艺复杂的手工业。

以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东亚大陆，四季分明，降水充沛的宜农的自然环境，宜于发展农业，使其上古居民能够以较少的人力投入而获得较多的产出，土地承载能力不但远高于与之相邻的北部荒漠草原地区，同时也因为其面积比尼罗河下游、两河流域与印度河中游的总和还要大，因此其人口繁衍的速率远高于上述其他三个古代文明起源中心，形成规模巨大的人口—经济复合体。这个以农耕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巨大的人口—经济复合体——古代中国文明，是整个东亚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在东亚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数千年以来它长期扮演着火车头的作用。

东亚大陆的西部古称“西域”。提到西域，许多人会联想到“丝绸之路”。与“西域”和“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的是所谓“内陆亚洲”（Inner Asia）、“内陆欧亚”（Eurasia）与“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的地理概念，这三个概念既互相重合，也互有区别。

“内陆亚洲”指亚洲大陆内部远离海洋的地区，位于东亚以西、北亚以南、西亚以东，南亚以北，与“亚洲腹地”和中亚的概念相去不远，大致包括前述之大漠南北（今我国内蒙古与蒙古国）、我国新疆及其周边地区（我国的宁、甘、青、藏，及今独联体中亚、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西北等地）。

“内陆欧亚”指欧、亚两大洲的相接地带，包括蒙古国西部、新疆西部、独联体中亚、咸海、里海及高加索山南北地带。而“欧亚草原”的概念则小于“内陆欧亚”，主要指蒙古高原、我国天山以北草原、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中西伯利亚与西西伯利亚的草原地带及东欧的东部，可以大致说东起大兴安岭，西抵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从东亚前往地中海地区的陆上通道，便经过这些地区。

而中国古代文明所处的东亚大陆的中西部，是沙漠—绿洲区与高原（青藏高原）区，也是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自然分割区。这里因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自古人烟稀少。

东亚大陆的南部，即华南至东南亚的邻接区，为山岭众多的地带，与黄河、长江下游地区相比，其陆路交通相对不便。

东南亚大陆以南的海中散布着数以千计的岛屿——今印尼诸岛。在航海业尚未发达的远古时代，互相往来也不方便。

与东亚隔海相望的西太平洋岛弧大致南北向排列，和东亚大陆的海岸线基本平行。西太平洋岛弧与东亚大陆之间为一片狭窄的南北向海域，中国古代的水手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启程，只要知道北极星在什么地方，在航行中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如果遭遇到风暴或发生不测事件，向东航行，可能会漂到这一连串岛屿中间的一个，向西可能漂到中国大陆沿海，向北行可达朝鲜，越过对马海峡则为日本，向南就可进入东南亚。

所以说，东亚大陆虽然从地图上看，与欧洲与非洲相连，但其间的交往在交通未发达起来的上古时代并不方便。东亚古代文明的代表——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从大尺度地理看，不但远离其他三个地处北非、西亚与南亚北部的文明起源中心，其本身亦因为周围海洋、荒漠、高原与山岭的包围，而处于相对而言较为封闭的位置。因此独立发展起来的东亚文明，相对于其他三个文明中心而言，有很大的独特性。

2）内陆亚洲与欧亚通道周边的上古居民

自古以来，处于东亚大陆以西内陆欧亚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范畴。就生产、生活方式而言，其北部，即欧亚草原，主要是游牧、狩猎和半游牧区，其南部主要是内陆沙漠绿洲区。其间，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绿洲定居农耕民族与各种游牧部族。如同我国中原汉地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样，自古以来，欧亚草原的游牧民和绿洲农耕民之间充满着和战相续的故事。亚洲大陆北方的草原牧民与南方的平原与绿洲农耕民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农耕相对稳定的收成，有利于定居民族发展手工业和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牧业生产要求牧民不停地转换草场，使牧民的生活更具流动性。牧区是南方以农立国诸民族的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战马，及御冬的皮毛、肉类的主要来源地，而定居民生产的谷物、金属制品与药物则是游牧民度荒过冬、居家实用与治疗疾病的必需品。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互相对立而又依存的关系的基础，是久已存在的草原的畜产品和农耕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在战争时期表现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掠夺，在和平时代则为贸易和通商。

内陆沙漠的边缘和其中存在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绿洲。与中国东部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规模农耕区不同，绿洲的面积很小。大一些的绿洲纵横一两百公里，小的绿洲不超过视力所及范围。由于绿洲的面积与人口有限，故其经济规模一般都不大。通常古代的一块绿洲之内无法生产当地人口所需的一切，因此绿洲居民自古便有远行贸易的传统。相邻的绿洲之间的距离多少不等，少则当日可达，多则须费十余日。内陆亚洲如珍珠般分布的绿洲是长途远行者天然的中继站。

内陆亚洲北部游牧民的流动性，与绿洲居民的经商传统，使他们拥有较东亚大陆东部的农耕民更多的远方民族的信息。游牧民驯化的牲畜，如马匹与骆驼，是东西交往的主要交通工具。而绿洲居民的远行经商传统，则成为丝绸之路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几乎所有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都离不开绿洲居民与游牧民族。

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流动性，使内陆亚洲的居民多元化。从语言和种族上看，上古时代的内陆欧亚的北部，从东到西主要分布着操满—通古斯语（Manchu-Tunguz）、蒙古语（Mongolian）、突厥语（Turkic）、萨莫耶语（Samoyed）、芬—乌戈尔语（Finno-Ugar）和印欧语（Indo-European）等民族，南部绿洲农耕区从东到西分布着操汉—藏语（Sino-Tibetan）、达罗毗陀语（Dravida）、印欧语的民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从史料和文献的角度而言，这一地区的居民使用过包括突厥（包括畏兀儿文［Uygur］、察合台文［Chaghatai Turkish］等）、藏、梵（Sanskrit）和佉卢（Kharosti）、中古伊朗语（Medieval Iranian）的各种文字（粟特［Sogd］、花剌子模［Khwarezm］、和田塞语［Khotanese Saka］等），以及希腊（Greek）、拉丁（Latin）、波斯（Persian）和阿拉伯文（Arabic）等。因此对内陆亚洲地区居民的种族与语言文字文献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考察史前东西方联系的方法

史前时代指人类历史上文字出现以前的时代。人类发明文字不过才数千年，而没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要远远长于有文字以来的时代。要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不但要关注当代，也要关注中国和周边地区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交往的历史。

我们中国不但在数千年之前就发明了文字，而且有极为优良的史学传统。在先秦时代，史官是世代相传的职业。我们从司马迁开始，就开启了不但编修本国历史，也编修周边民族与邻国、邻族历史的传统。从国家层面讲，帝王有实录，有起居注；政府有典有志，有档案。不但国家注意修史，地方以至家族也讲究修史，所以我国还有方志、家传家谱，士大夫文人还有诗文集，此外，国人还有铸造铭文、勒石立碑的传统。因此，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文献极为丰富的民族。因此，讲起历史，国人很习惯于探究历史文献。

那么，如何了解创制文字以前的历史呢？从总体上讲，当代学者考察史前时代人类历史主要使用以下几种方法，即往往从以下几个视角切入：体质人类学、语言学与考古学。

1. 种族的形成与分布——体质人类学视角

今天我们若到欧美、非洲，第一感觉就是大多数当地人与我们长相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到东南亚，我们也能发现，当地人与大多数中国人有明显差异。其实人类很早就发现自身有不同的种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有不同的人种。

过去殖民主义者曾经依据人类肤色的不同，来划分种族的等级。今天我们知道，尽管世界各大洲的人形态与体质相差很大，但他们都属于同一个生物物种，即智人（学名Home Sapiens）。那么，既然所有的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又怎么会形成不同的种族或人种呢？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种（race），即种族是指那些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群的某些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群。这些共同的遗传体质特征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人种总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的自然地理分布（通常指公元1600年以前）有关。^[1]

1）利用考古发现的古人类遗骸——学科基础：人种学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势力扩及全球，西方人文科学中产生了一个分支——人类学，或叫人种学，专门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以华夏先民为骨干，融合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形成的。而史前与先秦时代的中国大地上，除了华夏先民之外，还居住着东夷、三苗、百越、氐羌、戎狄等部落集团。欲了解这些具有不同名称部落与民族，就要对人类学家对人种的分类有一定的了解。

人类学家对散居世界各地的人种的分类大致如下：^[2]

（1）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黑色人种

① 分布范围（15世纪以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次大陆南部、澳洲、东南亚某些岛屿、南太平洋岛屿。

② 体质特征：

A. 肤色：暗黑、黑褐或褐黄

B. 眼：眼裂大

C. 鼻：鼻根低，鼻宽，鼻孔横径大于纵径

B. 嘴：唇厚，前突

D. 脸：面窄

E. 毛发：波发或卷发

（2）蒙古人种（黄种）蒙古人种（Mongoloid）/黄种人

① 分布范围：东亚、东南亚、中亚、北亚、美洲

② 体质特征：

A. 肤色：基础色为黄色（由浅到深）

B. 毛发：色黑，直，须少

C. 脸：扁平、宽大，颧骨突出，颧骨上颌骨下缘处明显转折

D. 眼：眼裂狭窄（眼睛显得细长），眼外角高于眼内角

E. 鼻：鼻宽中等、鼻根较矮

F. 嘴：唇厚

③ 东亚大陆蒙古人种内部的体质差异^[3]

（3）欧罗巴人种（Europoid）/高加索人种/白种：

① 分布范围（15世纪以前）：欧洲、西亚、次大陆北部、中亚及北非

② 体质特征：

A. 肤色：区别很大

B. 发：直发或波发，体毛发达，发色多样

C. 嘴：唇薄

D. 鼻：鼻根高，鼻窄，鼻形前突，鼻孔纵径大于横径

E. 眼：眼窝下陷，眼裂大

F. 脸：颧骨不突出，脸形长

③ 过渡人种：

A. 维吾尔族的体质基础是北方蒙古人种，但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有学者估计其蒙古人种血缘成分约占70%左右。^[4]

B. 虾夷人/阿伊奴人（Ainu）/千岛人种

阿伊奴人是日本列岛的原居民，我国唐代史籍已有记载，称“虾夷”。杜佑的《通典》在记载我国东北的夫余人之后，有一段文字专门描述这个民族：

虾夷

虾夷国，海岛中小国也。其使须长四尺，尤善弓矢，插箭于首，令人戴瓠而立，四十步射之，无不中者。大唐显庆四年（659）十月，随倭国使人入朝。^[5]

20世纪以前他们分布于库页岛南部、千岛与北海道，是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之间的过渡人种。其体质特征主要为：身材矮小，发黑、直，体毛发达，肤色浅褐，面部宽大、扁平。见下图。

2）分子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基因学

分子人类学是分子生物学和人类学交叉产生的新兴学科，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分子人类学强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与手段，来研究不同人群的遗传和变异，从而解决单凭体质人类方法不能揭示的问题，如人类的起源、进化以及各人群间分化与融合的历史过程。^[6]其最重要的手段是检测人类的遗传标记系统，特别是男性和女性各自携带有两套连续遗传机制，即只在男性之间遗传的Y染色体与得自母系的线粒体DNA。第一套Y染色体在男性间的遗传，从父到子。第二套连续遗传机制是线粒体DNA。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三位分子生物学家卡恩（Cann）、威尔逊（Wilson）和斯通金（Stoneking）发表了对全球抽样的147位妇女的线粒体DNA的研究，提出了所谓“夏娃理论”，即当今散布世界各地的人，从追踪线粒体DNA的角度判断，均出自约20万年前非洲的一批人类。而1997年昂德希尔（Underhill）等人，利用在人类Y染色体上的重要发现，对全球取样的一千多个男性的染色体进行了系谱分析，提出了与“夏娃理论”相对应的“亚当理论”，即现代人产生于非洲，先分出亚洲与欧洲人群，在亚洲人群之下再分出美洲与澳洲人群。^[7]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旅美学者褚嘉佑与宿兵等人，分别利用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与进化上更为稳定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段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来研究东亚人群的历史迁移，他们证实人类自非洲迁出之后，由南方进入东亚，然后向北方迁移。^[8]

他们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史前时代中国大地及其周边地区生活的原始人类，有重要意义。

2. 东亚大陆及周边的语言分野——历史比较语言学视角

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汉语的各种方言中，北京话与东北话非常接近，北京话与苏鲁豫皖交界处的话虽然差别较大，但仍然可以互通，而北京话与吴语区，如上海话，则基本上不能互通。而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傣语、壮语等，与汉语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换而言之，语言不但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包括自己的近亲——猿类的最重要能力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民族属性的标记之一。

语言是怎样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威康信托人类遗传学研究中心及伦敦儿童健康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对一个三代24名成员患有语言障碍症的家族做了研究，发现他们均不能自主控制唇舌运动，不仅存在阅读障碍，且缺乏拼写词汇与运用语法的能力。这个病症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开始从基因的层面寻找病因。1998年莫纳科（Anthony Monaco）等人将寻找缺陷基因的范围缩小到7号染色体上。2001年10月，《自然》杂志发表报告，称POXP2基因的一个DNA单位发生异常，造成控制口舌能力的缺失。在此基础上，德国学者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认为，在人类进化史上，正是POXP2基因的突变，造成了人类的语言能力，这一突变产生于约20万年之前。^[9]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开创者是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他1786年在深入研究了印度的古典语言梵语之后，发现梵语与他所熟知的欧洲古典语言希腊语与拉丁语之间，有非常系统的对应关系，他认为这绝不可能归结为偶然，只能认为这三种古典语言均源自当时已经消亡的某种语言。这个重要发现使学者们发现了欧亚许多语言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并构建出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概念。19世纪以后，欧美学者开始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亚洲与世界各地的语言。就中国及其所在的东亚大陆而言，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居民所操语言的系属已经被西方学者大致勾画出来。20世纪中叶以后，亚、非、澳三大陆的当地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历史上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类所操语言的状况更为清晰起来。

我们可将历史上中国周边地区语言的系属关系，大致表述如下：

1）印欧语

其中之西北俗语，即东汉—魏晋通行于新疆南部的佉卢语。上表可简化表示为：

通过以上印欧语系属表，我们可以发现，我国西部周边地区操印欧语的民族主要是使用印度—伊朗语族（Indo-Iranian Group）的各民族。在古代我国境内使用的包括粟特语与和田语，当代我国的塔吉克族所操塔吉克语，均属于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部伊朗语系统，惟独我国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部的语言。

2）汉藏—南岛语（华澳语系）

汉语与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最初是由欧洲学者发现的。18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迅（Schönn）在他的《暹罗语和汉语》（Das Siamesische und das Chinesische）一书中，指出汉语、福建语和暹罗语之间存在着关系词。此后莱比锡大学讲师的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在其著名论文《印度支那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e-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中，认为汉语和侗台语有亲属关系。他所谓的“印度支那语系”即今之汉藏语系。^[10]而“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的名称，则最初系由美国学者谢飞（R. Shafer）提出并使用，^[11]后来为我国学界接受。

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在“二战”中便论证了侗台语与南岛语之间的亲缘关系问题，而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则于1993年提出汉语与南岛语之间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这些发现与观点，对我国学者有重要影响。^[12]他们提出的汉语系谱图可简略表示如下：

（1）汉语与南岛语、藏语亲缘关系论证

在汉藏语研究中，学者们使用的方法中有一种，即以汉字谐声法为据，将具有共同谐声部位的汉字，与对比语言中意义相近的词汇读音相对照，对比语言中有无共同相关音素。

我们都知道，汉字有“六书”，即《周礼·地官·保氏》中之“六艺”，其“五曰：六书”。郑玄注引汉郑司农的话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13]，“六书”即古人造字的六条原则，其最后一条即为“谐声”。谐声又称形声，是一种意符（即形符）和声符并用的造字法，所造出的字称为“形声字”，在汉字中大量存在，这种字通常由两部分复合而成，其第一部分由表示意义范畴的意符（形旁）担当，而第二部分为表示声音类别的声符（声旁）。形声字是最能产的造字形式。意符一般由象形字或指事字充当，声符可以由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充当。近年来学者们将上述研究方法扩及“华澳语”研究。

甲　以汉语中以“女”字谐声的字与马来语相应词对比为例：

汉语　马来语

女　a-nak（女儿）

怒　ga-nas（凶暴）

奴　hi-na（卑贱的）

驽　be-nak（愚蠢、迟钝）

弩　pa-nah（箭）

拏　be-nah（收拾、整理）

洳　ra-na（沼泽地）

孥　no-na（女子）

恕　lu-nak（温和的）

茹　na-nah（脓）

如　gu-na（如果）

汝　ke-na（你）^[14]

在上述汉语与马来语对比的诸词中，可见：

对比的结果是：上述含“女”部汉字谐声各字所记录的上古汉语词有共同的部分，与对应的马来语构成对照，这一对照暗示了上古汉语与马来语可能有某种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上述含“女”部汉字谐声各字的这个共同部分，即“女字”所包含的语音，应当是它们的词根，而词根之前的音节并不相同。随着语言的发展，其词根之前的音节脱落，影响了词根的辅音，造成它们在《切韵》时代读音不同。

（2）汉藏语与南岛语的亲缘关系的进一步论证

我们再以汉、藏与马来语若干意义相关的词的读音表进行对比：

从上述对应词汇的对比可以发现汉、藏与马来语的亲缘关系及发展线索，即马来语的双音节词的首音节，在藏语为复辅音声母，而在《切韵》时代的汉语为单辅音声母。这种规律性的变化表明，马来语代表古老的形式，藏语代表发展过程中的中间阶段，而汉语则表示演进的最后形式。^[15]

（3）汉藏语与南岛语的亲缘关系的再论证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论证（2）的内容，加上国内学者对有关汉语词汇的上古读音的拟音，作进一步比较：

从上述对应词汇的对比也可以发现，马来语代表了“华澳语”的古老阶段，藏语代表了发展过程中的中间阶段，而汉语则表示演进的最后形式。

（4）部分谐声汉字的对应藏语比较

元，《广韵》与专切，余仙切，合口三等平声，拟音*jiwen。

上述对比中以“元”为声符的谐声汉字，在《切韵》中并不同音，而与之对应的藏文也不同音。但与上述汉字中都含有声符“元”类似，上述对应藏文字中都含有一个词根*go。这说明上古造字时，带有相同谐声偏旁的汉字其实并不同音，但它们的词根读音相同。除词根之外，它们还应各有自己的前缀。前缀元音脱落后，导致词根读音发生变化。

再看一组以汉字“古”为声符的词汇的藏语对应词对照：

上述对比中以“古”为声符的谐声汉字，在《切韵》中并不同音，而与之对应的藏文也不同音。但与上述汉字中都含有声符“古”类似，上述对应藏文字中都含有一个词根ka/kha/ga。

（5）部分汉语来母字（l-）与藏语复辅音dr-之间的对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汉字除“络”以外，均为来母三等字（关于韵母的分等，详见后）。似乎上述中古汉语来母三等字的声母l-与藏语复辅音dr-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学者们还列出了如下汉—藏词对比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汉字也均为来母三等字。上述藏文中带dr-复辅音声母的词与带gr-复辅音声母的词构成广泛的同源关系，而dr-复辅音声母是gr-复辅音声母一个变体。^[16]

上述语言学的资料提示我们，操汉藏语的居民似为远古时代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大陆。

3）黏着语

黏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s）是指主要靠词缀（或称语法附加成分）表达词的语法意义的语言，其主要特点为词汇变格、变位或单复数转换时，在词根上添加语附加成分，而词根本身无屈折变化。在我国及其周边地区，使用黏着语的有突厥语族各语言、蒙古语族各语言、满—通古斯语族各语言，及日语、朝鲜语等。亚洲北部地区各民族也主要使用这种语言。其系属关系可图示如下：

以突厥语为例，在东部突厥语中，男孩子称为bala；复数附加成分为-lar；第一人称单数属格附加成分为-im，第一人称复数属格附加成分为-imiz；时位格附加成分为-da；从格/夺格附加成分为-dan（受元音和谐律支配）。这些语法附加成分，分别受颚元音和谐律或唇元音和谐律支配，因此有以下形式：

bala“男孩”，balalar“男孩们”；

bala-y-ïm“我的男孩”，balalar-ïm“我的男孩们”；bala-y-ïmïz“我们的男孩”，balalar-ïmïz“我们的男孩们”；

bala-da“在男孩那里”，balalar-da“在男孩们那里”；bala-y-ïm-da“在我的男孩那里”，balalar-ïm-da“在我的男孩们那里”；bala-y-ïmïz-da“在我们的男孩那里”，balalar-ïmïz-da“在我们的男孩们那里”；

bala-dan“从男孩那里”，balalar-dan“从男孩们那里”；bala-y-ïm-dan“在我的男孩那里”，balalar-ïm-dan“从我的男孩们那里”；bala-y-ïmïz-dan“从我们的男孩那里”，balalar-ïmïz-dan“从我们的男孩们那里”等。

语言学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我们探究史前我国及东亚大地民族的形成、迁移及文化状况，提供了有益的途径。

3. 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形成（文化）——考古学视角

考古学（Archaeology）是一种介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考古学家根据古人的遗迹来研究古代社会。兹以我国新疆哈密五堡遗址为例，说明考古学在探寻史前人类活动中的作用。

哈密五堡墓地位于新疆哈密市五堡乡政府西北2公里。南距五堡水库约1公里，海拔525米。地理坐标为：东经92°49′14″，北纬43°1′52″，面积约7万平方米。

该遗址于1978年首次考古发掘，1986年与1991年，又先后进行了第二、第三次发掘。经碳14测定，该墓葬群为原始社会晚期阶段的氏族公社墓地，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3200余年。1990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五堡古墓群的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发掘出的干尸中有相当数量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干尸。由于墓地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墓室内尸体大多保存良好，是极为珍贵的人类学标本，其中有两具完整的女性干尸，其时代早于长沙马王堆女尸约900年，被称为“金发女”、“睡美人”。据此可推测，这里部分居民的祖先在史前曾从欧洲远徙内陆亚洲。

该遗址的发掘工作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进行的，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13座。墓区地表近平，不见封堆。区内墓葬十分密集，鳞次栉比，排列有序。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一般长1.5米，宽1米左右，深1.2～2米。墓室底部有生土或土坯二层台，高约0.5米，宽约0.2米。二层台上铺弧形盖木，盖木大多为胡杨，盖木彼此切合不密，只稍事砍削，相对平整。盖木下即为哈密五堡墓地墓室，一般长1.1米，宽0.8米左右。墓室内大都葬一人，均侧身屈肢，双腿极度卷曲。

出土物中的皮帽、皮靴、皮大衣及各式平、斜纹毛织物，部分还相当完好。皮革的鞣制、脱脂水平较高，至今仍非常柔软。毛织物编织精细，质地细密，着色美观、大方，图案种类繁多，其中有件毛绣，红底，绣满三角图案，为罕见的珍品。出土随葬品除墓主随身鞋帽、衣服外，多为日常用品及生产工具。墓主随葬器物没有明显的数量差别，反映出当时社会尚未有强烈的贫富分化现象。出土随葬物有各种木器，如木桶、木勺、木梳、木质三角形掘土器等，陶罐（部分陶罐及木桶上施有黑彩和红彩，主体纹饰均为倒三角形图案），铜器有青铜小刀、木柄铜砍等，石器有石磨、石杵、石球等，此外还有各种生产、生活工具，如纺轮、骨针、笼头、马蹬、鞭等。

[1] 朱泓主编：《体质人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2] 以下部分参考了：张实：《体质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朱泓主编：《体质人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史蒂夫·奥尔森：《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霍达文译，三联书店，2006年。

[3] 张实：《体质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页。

[4] 杜若甫、肖春杰：《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流》，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143页；兹据张实：《体质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5]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边防二，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

[6] Я.Я·罗金斯基：М.Г·列文：《人类学》，王培英、汪连兴、史庆礼等译，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兹据韦兰海、覃振东：《分子人类学与欧亚北部人群的起源》，《清华元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54页。

[7] Cann R.L., Stoneking M. and Wilson A.C., “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 Nature, 1987, 325 (6099): 3136; Underhill, P.A. et al. “Detechtion of Numerous Y Chromosome Biallelic Polymorphisms by Nenaturing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Genome Res, 1997, 7(10): 996-1005；兹据韦兰海、覃振东：《分子人类学与欧亚北部人群的起源》，《清华元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64页。

[8] Chu J.Y., et al.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s i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8, 95(20):11763-11768; Su B, et al. Y-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 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Am J Hum Genet, 1999, 65(6): 1718-1724；兹据上引韦兰海、覃振东文，第364—365页。

[9] 参见奇云：《语言基因怎样被发现》，《大众科技报》，2002年8月27日；兹据李葆嘉：《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转折——〈汉语的祖先〉译序》，收于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李葆嘉主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1—102页（具体见第57—58页）。

[10] 参见覃晓航：《汉藏语系的研究概况》，《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并见徐文勘：《略谈王静如和孔好古》，《东方早报》，2010年7月4日。

[11] 孙宏开、江荻：《汉藏语系研究历史沿革》，收于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2] 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收于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李葆嘉主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242—287页。

[13] ［唐］玄宗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唐六典》卷二十一，明正德十年刻本，上海图书馆。

[14] 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黄山书社，2002年，第13页。原作者所称之“印尼语”，笔者均改为“马来语”。

[15] 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黄山书社，2002年，第22页。

[16] 见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第58页引潘吾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