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最著名的主张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从他开始，儒学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两千年多年的统治地位，并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但他也因为这个主张，凭一己之力，把曾经辉煌灿烂的百家争鸣，弄得偃旗息鼓，让儒家思想一家独大，从而惹来诸多争议。他的“三纲五常”强化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夫为妻纲”，造成对妇女和底层民众的束缚，成为后期批判封建礼教的焦点。那到底董仲舒是功臣还是历史的罪人呢？我们先从儒学的起源讲起。
周朝王室衰微，所以孔子编定了《诗》《书》，提倡礼乐，用来建立王道。但是当时的世道混乱污浊，没有人愿意起用他，孔子走了七十多个国家，连一官半职都没得到。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无法实现，只好致力于学问，借助鲁国的历史撰写了《春秋》，文辞精深而意义博大，后代学者一直学习不止。孔子去世后，他的70多名弟子游走诸侯各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儒学传统。后来又有孟子、荀子之学都曾经显耀于当世。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学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儒生被坑杀，儒家典籍开始残缺不全。儒生们心怀怨恨，所以当陈胜刚刚起兵造反，连脚跟还没站稳的时候，孔子的八世孙孔甲和一帮鲁地儒生就怀抱着孔子的礼器前去投靠，并和陈胜死在了一起。
在楚汉战争时，刘邦不好儒学，还经常羞辱投奔他的儒生。楚怀王曾经封项羽为鲁公，因而，很多儒生又把希望寄托在项羽身上。项羽死后，楚地皆降，只有鲁地坚守不降。刘邦派大军围住鲁城，城中的儒生仍在那里讲诵礼乐，弦歌之声不绝。刘邦为此而感动，就派人把项羽的头拿给鲁人看，鲁人这才投降。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以叔孙通为代表的儒生为大汉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使刘邦开始认识到儒学的好处。后来陆贾又经常在他面前称说《诗》《书》，并写出了《新语》，这使刘邦对儒生的态度有了转变，儒学可以说是重新兴起了。但这个时候，国内还有战争，没有时间兴办学校，所以儒学的传播还很有限。汉惠帝、吕后当政时，公卿大臣都是靠武力起家的功臣，所以儒生的地位没有提高。汉文帝时，征用了一些儒生，但文帝最喜欢的是刑名学说。到了汉景帝时，不任用儒生，而且窦太后喜欢道家思想，所以虽然已建有儒学博士的官职，可是大都没有受到重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儒学在政治上成长艰难。
但汉朝的建立，毕竟为儒生发扬光大自己的学术创造了一个安稳的条件，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整理被秦王朝破坏了的文献典籍。中国的儒家经学是在汉代建立起来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都自汉初有了新的传人，建立了各自的学派。讲《诗》的有鲁国的申培公，齐国的辕固生，燕国的韩太傅。济南人伏生精通《尚书》，鲁地的高堂生精通《礼》，董仲舒精通《公羊春秋》，瑕丘生精通《谷梁春秋》等等。儒家学者担当传授文化的重任，在朝廷或为博士，或为太子和诸侯王的老师，他们也总是努力想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但务实的文帝、景帝及窦太后，倾向实用主义的黄老学说，事实也证明，汉初统治者推行黄老学说，确实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
在窦太后的影响之下，汉武帝从小就读过许多黄老之书。但汉初推行黄老“无为而治”，虽恢复了经济，但也导致诸侯坐大（如七国之乱）、豪强兼并、匈奴侵边等问题。这种松散治理无法满足武帝强化皇权、打击地方势力的需求。他要从“休养生息”的消极治理转向“积极有为”的帝国管理模式，所以他还是更倾向于儒学，刚刚即位就任命喜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重用儒生郎中令王臧和御史大夫赵绾。窦太后大为恼火，抓住了王臧和赵绾的过错来训斥武帝，接着罢了窦婴和田蚡的官，还逼着王臧和赵绾自杀。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几年，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真正掌握了朝廷大权，这标志着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在带领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董仲舒无疑是这一时代的幸运儿，他抓住了这个机遇。那他是怎样把儒家思想进行改造，让它适应这一新的历史形势的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