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和平协议的签订，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久违的安宁之中。新军凯旋而归，百姓们夹道欢迎，欢呼声响彻京城的大街小巷。薛怀文骑着高头大马，身披战甲，英姿飒爽地走在队伍前列，接受着众人的敬仰与赞誉。然而，在这荣耀的背后，薛怀文心中却清楚，战争虽已结束，但国家的军事建设和发展才刚刚起步。
战后的日子里，薛怀文并没有因被封为大将军而松懈。他深知，军队的强大不能仅仅依靠一次战争的胜利，更需要长期的训练与改进。于是，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军队的整顿与改革之中。首先，他对新军的训练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结合战争中的实际经验，制定了更为严格且科学的训练计划。除了常规的体能和武艺训练，他还增加了火器战术配合训练以及针对不同战场环境的模拟演练。
在京城，工部的火器研发工作也在持续推进。苏文涛带领着一众工匠，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们深知，火器的发展对于国家的安全和未来至关重要。此时，苏文涛将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听闻海外一些国家在火器制造方面也有着独特的技术和经验，于是向朝廷上书，请求派遣使者前往海外交流学习。柴峪认为这是一个提升国家火器水平的好机会，便批准了苏文涛的请求。
经过精心筹备，一支由工部工匠和学者组成的使团踏上了前往海外的征程。他们历经数月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在与海外各国的交流中，使团成员们大开眼界。他们学习到了新型的火药配方，这种配方不仅威力更大，而且稳定性更好；还了解到了更加先进的火器制造工艺，例如如何精准地铸造火炮的炮管，以提高火炮的射程和精度。
与此同时，曾巩等朝中大臣也开始关注国家的经济恢复和民生问题。战争期间，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投入到军事领域，导致农业和手工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曾巩向柴峪建议，减免百姓的赋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对一些受到战争破坏的手工业作坊提供扶持，促进手工业的复兴。柴峪采纳了曾巩的建议，并下令各地官员积极落实。
在边境地区，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为了防止西夏再次进犯，薛怀文依然加强了边境的防御建设。他组织士兵修建了更加坚固的城墙和堡垒，增设了瞭望塔，以便及时发现敌军的动向。此外，他还在边境地区开展屯田活动，让士兵们在闲暇之余开垦土地，种植粮食。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边境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还能减轻国家的后勤负担。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田野里一片丰收的景象；手工业也日益繁荣，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畅销全国各地。火器制造业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工部在借鉴海外技术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一批新型火器。其中，一种改良后的火炮，射程比之前提高了近三分之一，精度也有了显著提升；还有一种便携式的连发弩箭，操作简便，威力巨大，成为了士兵们在战场上的得力武器。
然而，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些保守势力开始对火器的发展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火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导致民间私藏武器的现象增多，从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这些言论在朝中引起了一阵波澜，部分大臣也开始附和。
面对这种情况，薛怀文和赵宏远等人坚决予以反驳。薛怀文在朝堂上向众人阐述道：“火器的发展是时代的趋势，它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保卫我们的疆土和百姓，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至于民间私藏武器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来解决，而不能因噎废食，阻碍火器的发展。”赵宏远也表示赞同：“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出现一些问题，就放弃前进的步伐。只有不断创新和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在世界上立足。”
柴峪认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支持薛怀文和赵宏远的观点。他下令继续加大对火器研发和制造的投入，同时责成刑部制定更加严格的武器管理法规，加强对民间武器的管控。
在解决了火器发展的争议后，柴峪又将目光投向了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他深知，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上，还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素质的人才。于是，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学校，选拔优秀的学者担任教师，教授儒家经典、历史、算术、天文等知识。此外，他还鼓励各地学子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为国家选拔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