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第五大道讲课（1）

获得家教工作不只需要熟悉关于德国统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了解这群居住在第五大道的焦虑的人。

也就是说，仅仅上过哈佛、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还不够。我即将进入的这个世界不允许肥胖的存在，没有人会发型不整，甚至老师都穿着德尔曼平底鞋。在这里，没有痤疮的重要性不亚于阅读过乔治·艾略特作品全集。

我的第一个学生是15岁的苏菲。我们见面那天，她像一阵旋风一样从铺满纯白地毯的豪华旋转楼梯上跑下来。这座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复式公寓洁白无瑕：陈列着白色沙发、白色长绒地毯，两只白色的迷你贵宾犬围绕在苏菲脚边狂叫不止。她一把抱起一只小狗，让它不要叫唤，并调整了一下小狗头上的蝴蝶结。她穿着私立学校的制服短裙，裙裾飞扬。在我们上楼讨论作文前，她的管家——两名菲律宾女佣——询问我们要不要吃点或喝点什么。

走进她的房间，我看到除了床单和写字椅罩是粉色格子花纹的，其他物件一律是纯白色的，一尘不染，完全没有青少年房间里常见的杂乱无章，就连平板电视也放在木柜中。整齐摞起来的课本是房间里唯一一处稍显无序的地方。除了粉色和白色，房间里有其他色彩的东西是她精心摆放的若干个法国利摩日陶瓷首饰盒。一个水晶相框里镶嵌着她和父亲在汉普顿高尔夫巡回赛上的合影。在她打开书桌上方的嵌入式储藏柜时，我才看到了大多数少女房间里会出现的杂志拼贴画以及她的朋友们浓妆艳抹、盛装打扮、身着设计师服饰和高跟鞋的照片。

她掏出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后，开始跟我讲她的作业要求：写一篇文章，说明盖茨比是否实现了美国梦。她的两只白色小狗又开始嚎叫，一名管家过来把它们拽下了楼。

“我认为盖茨比没有实现美国梦，因为我的老师是这么认为的。”说完她停顿了一分钟，紧张地舔了舔嘴唇，“除非你认为我不应该这么写。”

我们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她很紧张，因为我认为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让她在书中寻找论据来证明她的论点，即盖茨比没有实现美国梦。她机械地翻着书。她的指甲上涂着闪闪发光的指甲油，但已经被她撕掉了一半。她读着描写盖茨比举办盛大奢华派对的一段文字：

每周五，纽约一家水果商送来五箱橙子和柠檬。每周一，这些被切成两半、榨干汁水的橙子和柠檬堆成小山，被从他家后门运走。

苏菲正打算继续读下去，我让她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场景。“我爸妈有一次开派对，家里厨房也是那样，”她说，“吧台旁边堆满了柠檬皮。一晚上的派对过后，我妈妈看起来就像一颗被榨干了的柠檬。”她意识到，参加派对的客人把盖茨比的家弄得一片狼藉，她父母在汉普顿的度假别墅每到夏天也是如此。派对过后，徒留空虚。这段文字似乎引起了她的共鸣，让她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她随即拿起书桌旁边的壁挂式对讲机，让女佣端两杯绿茶上来。几分钟后，嵌着柠檬片的瓷杯和茶托被送到楼上。我们终于敲定了写作提纲。我认为她提出了一个不错的论点，也从书中搜集了不少论据。在我要走的时候，她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或许盖茨比实现了美国梦？”她自言自语道。

我愉快地离开了。这段经历太美妙了——有绿茶、白色贵宾犬，还有人花钱和我讨论盖茨比。在公立学校读书时因为热爱诗歌和阅读而被嘲笑的我，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能找到这样一份既有报酬又有意义的工作。

从我家去苏菲家有点绕道。我当时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摒弃弗洛伊德学说，转而研究行为心理学，因为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已经过时；二是买一双新鞋，因为我的两只平底鞋都磨出了洞，或者给住在我家楼下大厅——布鲁克林公园坡[1]——的流浪汉买一杯冰咖啡，甚至给我自己买一杯。我当时连地铁票都买不起，只能步行，鞋子都磨破了。我意识到，虽然在哈佛大学接受的本科教育让我变得博学多才，但并没有让我自动赚到坐地铁的费用。说起来，那也是我的错，因为我放弃了高薪的金融工作而学习心理学，而我的丈夫——他也毕业于一所常春藤大学——则成了一名杂志编辑。我们简陋的公寓里有许多藏书。我依然相信，心理学能够解开从利他主义到非理性的诸多关于人类心灵的谜团，而对我来说，探究这些谜团远比拿到六七位数的收入重要。

我穿着破洞的鞋子走在纽约街头，经常思绪万千。幸运的是，我想到了撰写一篇关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论文，而正是这篇论文为我给患有学习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提供辅导铺平了道路。作为学习辅导专家，我在曼哈顿一所顶尖的私立学校获得了一份辅导这样的儿童学习的工作，年薪是5.45万美元。这使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有了安全感，即便当时家中有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多年来，我的收入仅够勉强维持生计。有了孩子后，我决定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我在纽约生活了十年，还没有打过零工。有一天，一个在上东区女校教书的朋友问我，是否愿意给一名甜美可爱却为学业感到焦虑的高二女生补习作文，我当即应允。即使没有报酬，我也愿意帮助这个女孩，何况还能挣些外快——简直是天赐的机会。在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乡下，我的同学常常白抄我的作业。

进入这个女孩居住的公园大道那幢建筑里宁静、安全的大厅，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可以享受富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沉醉于艺术博物馆之中，通过安抚一个紧张不安的15岁孩子获得满足感。我丝毫没有觉察到，我在读研究生时漫不经心地拒绝过的弗洛伊德又要派上用场了：在公园大道那些幽静的、百合花盛开的大楼里，各种各样的神经症患者在等着我。

苏菲的成绩通常都是B+，但这回她第一次得到了A。自那以后，我成了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上流阶层的“热门商品”。我就像是还没有被收录进《查格士》[2]的网红餐厅。后来我辅导了更多学生，家长们把我当成了他们的“秘密武器”。有一名学生家长在发现她女儿的竞争对手的妈妈也知道我后，感到很沮丧。“是我们发掘了你！”她哀号道。

有一名叫丽萨的学生家长是个银行家，她假期会去楠塔基特岛驾船航行。她对我说：“有你当家教，我女儿的中学学业就稳了。”这让我感到一丝尴尬。她曾对她女儿说“如果没有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家教辅导你，你根本不行”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购买合适的辅导教学服务，就像购买最适合你的Dooney&Bourke[3]手袋一样”。在第五大道，这种态度很常见。有一个学生某次化学考试没及格，他告诉我：“没关系，我马上换家教。”丽萨的女儿叫莉莉，是我遇到过的脾气最温和的孩子之一，却总是在微积分考试和壁球比赛中失利，而且饱受私立学校女生小团体的排挤。她妈妈希望她出落得像奥黛丽·赫本那样优雅，同时拥有壁球这项运动特长。莉莉十分聪慧，但不像她这个阶层的小孩。她就像诗人维吉尔，在弥漫着焦虑的公园大道的炼狱中为我指明方向。我在教学生读但丁的《神曲》时常常会想到她。我在辅导莉莉时，她会跟我讲她的经历，说她在参加派对时心不在焉，宁愿窝在家里追剧。

她的故事让我大开眼界。我看到她衣柜里躺着一条皱巴巴的金色丝绸长裙，她在周末就是穿着这条裙子、踩着高跟鞋在曼哈顿奔走，而我周末的唯一一次外出是去街角的刨冰店。通常情况下，我如果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家照顾儿子。对我来说，工作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带来职业上的成就感，而且让我有时间与孩子和丈夫相处。我无法想象在业余时间闲逛，学习和工作挤占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套怪异的资本主义的算法下，我努力工作，只是为了有时间在家。

莉莉告诉我，由于父母经常不在家，小孩们会开大型派对。她有的朋友根本不知道父母晚上在哪里，也有家长晚上10点给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别的城市，不回家了。因此，第五大道上经常彻夜狂欢。虽然家里有管家，但他们的职责是让孩子开心，而不是向家长告密。莉莉学校里有的学生出租家里的活动室，承办乱七八糟的活动，还向同学收取入场费。在这种活动中，没有人在意屋里的东西是不是完好无损。有一次我辅导莉莉功课时，她告诉我：“我去一个俱乐部参加了一场同学派对，他们在屋顶上玩。”意思是，这些学生在屋顶上发生关系。我无从考证莉莉的话，不过这应该是真的。普通小孩做的事情，第五大道上的小孩也做，只不过做得更极端。

莉莉和她的朋友们有不少零花钱，能够支付高昂的派对入场费。除了当家教，我还在一些私立学校工作过。在户外教学实践中，有学生在糕饼义卖活动上掏出100美元支票，还有学生随身带着信用卡金卡——这个学生拿着他父亲的美国运通金卡去布鲁克林的一家小商店买面包，遭到了其他顾客的嘲讽，几乎有点引发众怒，所幸我们安然无恙地离开了商店。（事实证明，这家商店不接受顾客使用金卡购买2美元的面包。）

莉莉和苏菲经常从家长手里得到很多零用钱，或者干脆是信用卡。上等私立学校的中学生可以在校外吃午餐，而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一些地区，午餐并不便宜。他们很少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是会在市区闲逛，喝奶茶，吃寿司卷和15美元的汉堡。这些私校生一周午餐的花销不会低于100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们在课间和放学后买的7美元一杯的咖啡。

这些小孩早早成了美食品鉴家。苏菲说：“我不可能去一所买不到好喝的卡布奇诺的大学。”因此，她不会去纽约市和洛杉矶以外的地区上大学。这些小孩还知道不同沙拉的区别。我曾经看到一名五年级的私校小学生走到沙拉台前欢呼：“哇，有菊苣！”我从没想过会有小朋友如此钟爱菊苣和布里奶酪。

当然，这些孩子手里的零用钱不只可以用来买吃的，几年前他们还用来买香烟，最近则会买各种味道的电子烟烟油。这些闻起来臭臭的烟油在电子烟商店销售，其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的确能让孩子生病。电子烟刚上市的时候，青少年们认为它比喝酒和抽香烟更健康，却没有意识到电子烟会损伤肺部和大脑，而且也会造成吸烟人对尼古丁上瘾。特雷弗是我辅导的一个小孩，他从第三大道上的一家电子烟商店偷窃烟杆，因为他说店主卖给他的电子烟是坏的并且拒绝退货。

我对他说，吸电子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危害。他说：“没错，老师，我有个朋友吸尼古丁后突发癫痫！”我问他这件事有没有降低同学们吸电子烟的频率，他说：“没有，每当走进学校的卫生间，我就能听到吸电子烟的声音，就像自来水流动的声音，我都习以为常了。”

不只是第五大道上的年轻人吸电子烟，整个美国的小孩都在吸（有数据显示，全美高中毕业班上37%的学生吸电子烟，而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这些小孩还参与其他不良活动，比如赌博。特雷弗那些18岁以上的高年级同学会去场外赛马投注，那些肮脏的店面现在已经关闭。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合法地在赛马上下注。其中的两个学生因在线赌博欠了一名赌徒的钱。当然，这对他们都不是事儿。只要卖掉一双价值800美元的鞋子，就算只卖出400美元，也能还上债。网络赌博是青少年出现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青少年赌博问题和高风险行为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Youth Gambling Problems and High-Risk Behaviours）估计，约4%的青少年存在赌博问题。网络赌博让孩子们沉迷于在虚拟世界中下注，而富人家的孩子拥有更多可支配的金钱，因此会陷入更大的债务陷阱。

他们还有其他在网上“烧钱”的方式。每逢补习，莉莉都会收到装有昂贵服装的快递。露比是她的管家，来自巴巴多斯，是一个正在攻读大学学位的严肃女人，她忙着把来自J.Crew[4]和诗普兰迪的包裹搬回家里。莉莉几乎每门学科都请了家教，在跟着辅导老师写论文和备考数学期间，收到这些衣服似乎给她带来了片刻的欢愉。莉莉金发、白肤、蓝眼睛，身材微胖。她娇小纤瘦的母亲说，希望“打壁球能让莉莉减掉婴儿肥”。莉莉的母亲有一份精心规划的日程表，确保女儿各门功课的补习时间相互错开。

在学习的间隙，莉莉纵情享受着撕开包装盒的快感。然而里面的衣服颇具热带风情，而且设计前卫，不仅不适合在2月的纽约穿，也不适合穿去学校——比如有一件豹纹连裤衫的袖窿过于宽松，甚至露出了她的粉色内衣。莉莉买衣服有专门的预算，每一件都亲自挑选。她喜欢Comme des Garcons[5]，我也一度爱上了这个品牌的高帮帆布鞋和印有爱心图案的水手T恤，直到我看到它们的售价：一双鞋售价为135美元，一件简单的棉T恤价格为150美元。也就是说，我补一小时课的酬金不如一件T恤加上税费。我迅速接受了这个事实：我穿的比大多数我辅导的小孩穿的衣服更廉价。有一个七年级的小姑娘曾经非常直白地问我：“你这件背心在哪儿买的？”我好像是在一家二手店买的，当然不是歌手普林斯（Prince）买玫红色贝雷帽的那种时髦二手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穿过那件背心了。

对莉莉来说，衣服是和父母讨价还价的筹码。她在16岁时就有了自己的穿衣风格，衣服是她的奖赏。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对父母经常出差感到不满，因此她母亲允许她在自己的衣柜里挑选衣服。她的父母从巴黎或东京回家时常常带回昂贵的时装。在和母亲相处的几天里，母女俩一般会去购物，这就是她母亲的放松方式。她们会去麦迪逊大道扫货，然后去圣安布罗斯甜品店[6]买个冰激凌或点心。

莉莉的母亲丽萨只把我的名字告诉她的好闺密们——那些和她一起做普拉提的女人。这些妈妈把我看作辅导救星，这让我感到受宠若惊。除了我的祖母，从来没有人如此器重我。不过有一次我差点错失机会，因为我问一名住在第五大道的家长：“您家住在第五大道哪一侧？”她沉默良久，然后语带讥讽地回答：“只有一侧。”我为这次“外地人”式的出丑自责了大半个月，不过最终还是得到了这个机会。

于我而言，给富人家小孩补习不是为了消遣。我不是为了证明我对大多数小说和历史年代了如指掌。即使住进了养老院，我也会清晰地记得德国统一的年份，我的记忆力就是很好。重要的是，获得补习酬金意味着我付得起儿子的保姆费，意味着我在盘腿坐时不必再担心露出鞋底的洞。

由于私立学校的老师大多是对补习嗤之以鼻的博士毕业生，他们的很多授课内容已经是大学难度，因此曼哈顿和布鲁克林部分地区的补习行业蓬勃发展。费用反映市场需求，有的补习老师每小时收费几百美元。SAT和ACT[7]考试的辅导老师则自成一派。一些公司在几年前就投身于这片蓝海，提供每小时收费300美元至800美元的补习服务。这样的价格意味着要有相应的成效。我的补习价格是每小时125美元至175美元，很多家长告诉我应当涨价，而我从未那样做过。不过，无论价位高低，有时都很难从家长手里拿到酬金，即便那些家长拥有汉普顿别墅、把小孩送进一年学费5万美元的私立学校读书不费吹灰之力。（汉普顿是位于纽约长岛的度假区，在那里我连一顿饭都吃不起，更不用说住一晚了。）即便他们同意支付这笔补习费，在收到账单后也不一定付钱。当然，大多数家长会按照约定付费，但总有一两个“钉子户”。有一名家长连续几个月都没有给我付酬金，却频频现身社会活动并登上了光鲜亮丽的杂志。我的会计让我勾销这笔费用算了，但作为倔强的金牛座，我连续两周每天给这位富豪家长打电话讨薪，最终拿到了600美元（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汇款方是她的私人财富管理账户。有的家长迟迟不付费是因为每一笔支付都需要他们的私人会计处理，而会计则表示自己无权开支票。我觉得只是借口。

也有一些家长从来不提钱的事。我跟他们谈及我提供的补习服务时，他们从不过问价格。我感到震惊，也有些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此我通常会给他们发一封邮件说明费用。钱不在他们讨论的范畴内，这一点令人惊讶。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还会问我今年去不去汉普顿避暑。这种问题表明，他们对普通人的工资和物价毫无概念。有些家长的资产是继承的，也有些家长是自己挣钱，后者一定知道自己小孩的家教年薪远低于10万美元，除非这名老师相当资深。放眼全国，10万美元似乎很多，但在纽约市不算什么，仅够支付一间两居室公寓的房租和基本生活开销——除非你足够幸运，在纽约住宅大幅涨价前已经购房。

一名家长曾经盯着我的黑色靴子问：“是普拉达的？”

“香蕉共和国[8]的。”我回答说，心想她怎么会以为我买得起800美元的鞋。我买鞋的这家店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奥特莱斯购物中心，那里的一双鞋比从布鲁克林打车去曼哈顿还便宜。

一开始，我装作自己也会去纽约富豪经常光顾的品牌店购物。我有一双在搞促销活动时买的稍微有点档次的平底鞋，平时尽量穿看起来价格不菲的宽松的黑色衣服。后来，我来到布鲁克林当老师，发现有的学生从小学就开始穿皮裤，有的学生一眼就能看出远处的芬迪手袋。我这才意识到，我没有从小接受时尚的熏陶，不可能现在马上形成纽约品位。我从来没有学习像纽约人那样穿奇装异服，比如把古驰长裤剪成短裤，或者把看起来不错的老妈年代的裤子配短袖穿。我对穿着的认识就是衬衫配卡其裤——我把这种风格称为“教师正装”。

我在布鲁克林逛精品时装店时常常感到困惑。我实在不理解这些衣服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穿。作为一个预算有限、工作对象是少年儿童的人，我不知道谁会买价格350美元的吊带裙，而且我是听到一个时髦的男学生在课堂上讲述他在玛兰蒂诺[9]的实习经历才知道的这个品牌。我记得他说：“女人都喜欢玛兰蒂诺对细节的把控。”而我和其他学生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后来，我放弃了时尚的靴子，改穿没有型的平底鞋，家长们再也不会问我穿的是不是普拉达了。我决定向家长们表明，我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有些私立学校的老师看起来很时尚，我一度非常不解，直到发现他们的信用卡账单是由信托基金还款的。

有些家长理解，在纽约工作但没有信托基金的老师只能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高地的外围地区生活。一名来自南方的上东区家长每次在我给她儿子辅导SAT时都会给我点晚餐。等我要回布鲁克林时，她会递给我一个袋子，里面装着烧鸡、土豆、蔬菜和饼干。她用田纳西口音对我说：“你帮助我儿子，我照顾你。”有时她还会送给我一块巧克力千层蛋糕。她说没有亲自下厨为我做饭，为此感到抱歉。她的善意让我感动。而有的家长甚至连一杯水也不会给我倒。一名居住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家长每天为放学回家的儿子准备点心，通常是一个火鸡卷或者一杯巧克力牛奶这样的可口食物。她（如果她不在家就是保姆）会把点心放到他面前的一个瓷盘上，铺好餐巾。她却从来没有问过我要不要喝点什么。难怪她一直拖欠我的工资。

工作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我的全职工作是在一家精英私立学校担任学习辅导老师，由此认识了测评员和鉴定学生是否存在学习障碍的心理治疗师。他们很欣赏我，还给我介绍生源。有时他们介绍的学生太多，令我倍感压力。因为我除了工作，还要陪伴儿子和丈夫，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帮助所有存在学习障碍的学生。我每周工作六天，大多数周日还要工作大半天，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家长和测评员恳求我挤出时间多收几个学生。

但我很谨慎，招收的学生数量从来不会超过我的能力范围。我对每一名学生及其家庭都尽心尽力，这意味着会与家长、治疗师、其他家教和学校老师有打不完的电话，而这些我都不收费。我时常思考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回想他们说过的话和他们将面对的挑战，并想出新的策略帮助他们提升成绩。

我在工作中使用的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是隐喻手法，也就是用学生能理解的话讲述学习内容。对我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教育目标是由他人制定的，而制定目标的人又有自己的目标——包括希望自己孩子成为学术巨星的家长以及希望八年级学生达到研究生水平的老师。我要做的就是引导学生遵循内心的方向。例如，我对体育生特雷弗说，学校就是为足球赛做准备的场所，而对优柔寡断、自卑的莉莉说，学习是一系列可控的步骤，每一步都在她的掌控范围内。

问题是，我通常并不了解学生的生活全貌。有些家庭会向我如实交代情况，但有些家庭则很神秘。

本的家庭尤其让我捉摸不透。他们全家住在一所豪华酒店里，但他的父母从来不回家。我通过谷歌搜索才得知，他父亲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他母亲所出身的欧洲银行世家已与她断绝经济关系。我在酒店房间的桌上看到了心理医生和过敏症专科医生的名片，所以我猜测本患有抑郁症和哮喘，正在接受治疗。但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些，因为我一次都没见过她。

不过，正是由于这种神秘感，我才对他的家庭感兴趣。各种各样的孩子共同组成了一个万花筒，他们的兴趣、能力和情绪各不相同，每一个像本这样的孩子就是一种新的图案。虽然总的来说，本对阅读并不上心，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他居然爱读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这本带有哥特式文学色彩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美国南方家庭中的孩子们埋葬他们母亲的故事。“真是一家疯子。”本笑着说，仿佛因为书中来自密西西比乡下的本德伦一家比他自己在曼哈顿的家庭还要古怪而感到欣慰。

他们不是我的孩子，我也没有将他们视如己出。他们像是我的朋友或弟弟妹妹，我觉得我只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丝改变，反之亦然。我并不想用他们父母的养育方式来抚养我的儿子，当然，考虑到我的收入水平，我也没有这种能力。但我认为，通过每周一到两小时的辅导，我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每次辅导期间，我用两分钟暖场，然后开始讨论正题。在50分钟的课程中，我为他们提供阅读材料的历史和背景知识，然后分析作品，并提醒他们注意阅读技巧。

于我而言，这些辅导比我在学校的工作更有趣。在学校，我虽然与学生打交道，但也必须向美国大学理事会和ACT考试主办方提交数不清的申请表。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喜欢这份在私立学校的工作是因为我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学生不同于我课外辅导的学生，他们靠奖学金生活，家长绝对不会花钱找家教。安塞尔就是这样一名学生，他住在哈莱姆区[10]的一个小型公寓，父亲是一名艺术家。上私立学校意味着他会和他的同学来自不同的背景，而他的存在让我得以认识这类学生。然而在私立学校里，我几乎没有时间开展家教式的一对一深度辅导。

在私立学校工作也很不稳定，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一所上流私立学校工作，这所学校在众多申请者中只招收极少一部分学生。该校的很多老师有自己的圈子，并不欢迎我加入。有些人似乎有人格障碍，世界上的人都被分成了符合他们标准的人和不符合他们标准的人。在这里工作的第一年，我遭到一些老师的折磨，当时这些老师、学生和家长对我提出了极大的考验，看我是否有能力应对。

新老师在这所学校有一条必经之路，那就是向家长证明自己的能力。有一次，我同岗位上的一名老师在给家长的信中写错了学生名字，那名家长以为是我写的，于是打电话给我留言，劈头盖脸地吼道：“你根本不关心我的儿子！”听到这通留言时我膝盖发软。还有一次，一名家长让我立即给她回电话，而我打过去时她又让我十分钟后再打。我常常感觉自己身处一间布满哈哈镜的房间。一年后，我觉得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主要是半夜起床照顾儿子导致我睡眠不足，因此对周围的事物都不敏感——其他老师对我的态度才有所好转。

这所学校有很多善良的学生和家长，也有对我大吼大叫、在语音留言中辱骂我的家长。我敢肯定部分原因是我很年轻。我长着一张娃娃脸，所以即便30多岁了也没什么威严感。我在工作中经常感到孤独，在处理与学生和家长的关系上总是事与愿违。

相比之下，请我当家教的家庭对我更亲切。一些家庭把我看作救星，虽然我知道这种情感不太健康，但受欢迎、受尊重、受仰慕的感觉总是美好的。一名学生家长甚至对我说：“你的学校能有你这位老师真是太幸运了！”但我的同事们未必这么认为——并不是因为我工作不努力或者不关心学生，而是因为有些家长总是找碴儿。由于学校日程安排紧张，我没办法经常回马萨诸塞州的家。有时在学生家里，我会思念波士顿附近的父母家。纽约是世界上最不友好的城市之一，在这里当家教能让我感受到自己被需要和被欢迎。

注释

[1]布鲁克林公园坡（Park Slope，Brooklyn），布鲁克林大区的新发展区之一，因坐落在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旁而得名。此处离曼哈顿较近，上班便利，也拥有良好的生活气息，居住者多为纽约年轻的中产阶级。——编者注。

[2]《查格士》（Zagat），美国著名餐馆评级手册，创始人为蒂姆·查格士（Tim Zagat）。——编者注。

[3]Dooney&Bourke，美国时尚配饰品牌，其大部分产品针对年轻女性。——编者注。

[4]J.Crew，美国生活品牌，其服装样式简洁、面料上乘、做工考究，是美国年轻人追逐的中高档品牌之一。——编者注。

[5]Comme des Garcons是法语，中文翻译为“像小男孩一样”。这是日本知名设计师川久保玲创办的时装品牌。——编者注。

[6]圣安布罗斯（Sant Ambroeus）是意大利米兰有名的甜品店，此处是指在纽约的分店。此外，该甜品店在长岛南安普敦也有一家分店，只在夏日营业。——编者注。

[7]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业能力倾向测验）与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均被称为“美国高考”。——编者注。

[8]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Gap旗下美国大众普遍接受且喜欢的品牌之一，设计款式较为新颖，属于中高价位。——编者注。

[9]玛兰蒂诺是凯瑟琳·玛兰蒂诺（Catherine Malandrino）创立的美国品牌，其服装线条可以表现出女性在半梦半醒间天然的柔媚气质。——编者注。

[10]哈莱姆区（Harlem），纽约黑人住宅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