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颜延之和谢庄

第一节 颜延之的生平和思想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祖籍琅玡临沂（今属山东），出生于建康[1]。父颜显，在东晋作过护军司马，早亡。颜延之幼年家境贫寒，发愤勤学，于书无所不览。二十岁以后，出仕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的行参军、主簿、后军功曹，前后约十年[2]。

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刘柳迁江州刺史，颜延之随至江州，所居与弃官归田的陶渊明相距不远。两位诗人来往盘桓，情好甚笃。次年，刘裕北伐长安。年底，颜延之奉使到洛阳，作《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二诗，是今存诗中可以确考写作时间的最早两篇。刘裕代晋建宋，授为太子舍人，和“寻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在刘裕前论辩《礼记》中的一些问题，以此为刘裕所赏识。当时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受到宠信，颜延之和谢灵运、僧人慧琳等依附义真。少帝义符即位（422），义真失势，谢灵运于当年被外放永嘉太守。景平二年（424），颜延之也被徐羡之、傅亮排挤，外放为始安太守[3]，由建康溯江西上，道经寻阳，与陶渊明再度聚首畅饮，临行时还给陶渊明留下二万钱。两位诗人之间的友谊是六朝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元嘉四年陶渊明病卒，颜延之写了《陶徵士诔》，歌颂了陶渊明的高行峻节，也是现存最早的有关陶渊明的记载。在去始安途中，他还为湘州刺史张邵写了《祭屈原文》。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徐、傅被杀，颜延之和谢灵运先后被征还建康。颜延之授中书侍郎，作《和谢监灵运诗》。不久，又领步兵校尉。当时彭城王义康和刘湛、殷景仁当政专权，不能容忍颜延之的耿直放诞，在元嘉十一年再次宣布外放他为永嘉太守。就在前一年，谢灵运被杀，而谢灵运的厄运又恰好是从外放永嘉开始的。对这种威胁性的暗示，颜延之极为不平，写作了著名的《五君咏》以宣泄愤慨。义康见到这五首诗，大怒，准备把他放黜到比永嘉更远的地方。由于宋文帝的宽容，颜延之没有被放黜，仅仅罢官家居。史称其罢官时“不豫人间者七载”，但实际上并未忘情世事[4]。他在赋闲家居的时期里，作有《庭诰》。元嘉十六年，义康由于擅权太过而招致宋文帝的猜忌；十七年十月，刘湛被杀，义康外放江州刺史。不久，颜延之被重新起用为中庶子、御史中丞。

儒学在两晋受到玄学冲击，到刘宋时代而有重新复兴的趋势。元嘉十九年重建国子学以后，颜延之继何尚之任国子祭酒，因故被参免官，旋又任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元嘉三十年致仕。是年太子刘劭弑宋文帝，江州刺史刘骏等领兵入讨，攻破刘劭，刘骏继位，即宋孝武帝。颜延之长子颜竣是刘骏的谋主而兼书记，以入讨之功权倾朝野，而颜延之却恬然如故。孝建三年（456）卒，年七十三。谥宪子。卒前官金紫光禄大夫，后人因此习称“颜光禄”。

同谢灵运一样，颜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所不同的是，颜延之的门第比较低，政治上的追求并不过于热衷躁进，立身处世则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在当权者的心目中，他不是一个带有很大危险性的人物，所以虽然屡经蹉跌，却仍然得保天年，富贵以终。

颜延之早年依附庐陵王义真，看来并无复杂的政治背景。其所以外贬始安，一则是皇室内部的权力之争，覆巢之下，难免波及；二则是出于当权者傅亮的嫉忌：“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5]。”及至元嘉三年返回建康后，又由于“好酒疏诞”，而不为新的当权者所喜。元嘉十一年罢官家居，颜延之的生活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在《庭诰》里反映得比较清楚。其后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则显然是思想上的转变见之于实践。到他的晚年，刘劭杀宋文帝自立，刘骏讨伐的檄文出自颜竣的手笔。刘劭质问颜延之“言辞何至乃尔”，他回答：“竣尚不顾老父，何能为陛下”（《宋书》本传），后来又看到颜竣骄盈而斥其“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南史》本传），这已经是在人生道路上屡遭颠顿之后的“见道之言”了。不过即使如此，颜延之耿介不合流俗的一面始终没有泯灭，正如《宋书》本传所说，他在晚年仍然“肆意直言，曾无遏隐”，“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如果用前人作比，谢灵运的性格近于嵇康，而颜延之则近于阮籍[6]。

颜延之主要接受儒家的传统。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他也信奉佛教，和一些著名的僧人来往。元嘉十二年，颜延之与何承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达性论”的争辩。何承天精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观点，推尚儒学，反对佞佛，著《达性论》，以为天地人“三才同体，相须而成”，“人”不能等同于“众生”；在形神生死的问题上，“有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颜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论点，两次致函何承天，反复论辩。颜延之的本意在折中儒释，实际上却为唯心主义作了辩护[7]。思想上企图兼综儒释，在南朝文士中属于常见的现象，但总的看来，颜延之的思想体系仍属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