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前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马约尔（Federico Mayor）先生指出的，“农村的教育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挑战，因为正是在农村，传统和现代化必须得到调和；也正是在农村，必须保留传统的价值观，而在生活和工作中，又必须追求革新”（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1993：1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而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依然面临“内忧”和“外患”两大挑战。从教育外部环境来看，首先，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使农村教育发展面临着变动性，催生了“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和“大班额学校”三类学校，以及“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两类群体。其次，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乡村教育的鼎力支持。然而，现实中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严重脱节，教育扶贫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农村教育发展难以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再次，与城市相比，农村社区文化环境相对薄弱，农村学校的课程教学全面复制城市学校的，不重视培养学生生活能力，缺乏乡土特色，脱离乡村生活。从农村教育自身发展看，乡村教育经费相对短缺、办学条件相对落后、教师队伍稳定性不强和质量不高、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发展需要不够匹配等问题依旧困扰着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义务教育城镇化持续推进，农村教育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2001年以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较大规模布局调整，我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不断上升，从2001年的38.20%上升到2017年的76.48%，年均增幅为2.39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37.66%上升到2017年的58.52%的增长速度。义务教育城镇化水平反映的是学龄人口向城镇地区聚集、学校空间布局调整和学校功能样态转换的状况。目前，有近八成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城镇学校就读，而这一比例还在持续增加。我们不禁思考，农村教育未来会消失吗？义务教育城镇化会有尽头吗？在农村学龄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该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教育资源？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又该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正式拉开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序幕。在地方“规模效益”价值取向驱动下，农村地区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运动。据统计，2001年至2017年，乡村小学年均减少23745所，平均每天有65所乡村小学消失。与此同时，在城乡教育质量不均衡的推拉作用下，大量农村学生选择进城读书，一些农村学校因生源流失而规模越来越小，维持日常运转越来越困难，偏远艰苦地区甚至出现学校被迫关闭的现象。农村生源的日益减少打击着农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农村教学质量。对于世代务农、没有一技之长且无法适应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农民而言，他们的子女无法进城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只能在日渐衰败的乡村学校无奈坚守，在教育扶贫的“最后一公里”挣扎徘徊。

与乡村学校减少并行的是寄宿制学校和寄宿生的持续增加。截至2016年，镇区寄宿制学校已达27922所，镇区寄宿学生规模为1702.09万人，占镇区在校生总数的47.83%。换言之，镇区有将近一半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寄宿，而且寄宿呈低龄化趋势。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有农村小学寄宿生934.6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14.1%。中低年级住宿学生年龄小、自理能力较差，除学习之外，饮食、起居、卫生、安全等都需要照料，教师既要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又要照顾学生日常生活，工作量不断增大，对他们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另外，学校生活管理员、校务管理员、工勤人员等专职生活管理人员缺乏专门编制，学生生活保障能力和学校创新管理能力严重不足。

大量农村学龄儿童进城上学还引发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截至2016年，城区、镇区小学大班额比例分别为16.50%和15.96%，超大班额比例分别为4.94%和5.57%。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在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城镇大班额，但达成这一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城镇化还形成了“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两类特殊的受教育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到城镇谋生活、求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对农村教育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许多农村儿童或以“留守儿童”或以“随迁子女”的身份在农村或城镇学校接受教育。一方面，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与教育，农村留守儿童往往容易形成不良生活习惯和个性，也较容易受到外界伤害，而农村中小学又没有专门的心理和生活指导教师，较难给留守儿童以专业化的指导，更难以补偿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品格培养面临重重困境。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稳定性较差，且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城镇儿童差距悬殊，加之外界支持措施不健全，随迁子女也面临很多心理和教育问题。在流动人口常住化趋势下，城镇教育如何容纳数量可观的随迁子女，同样考验着城镇学校的教育承载力。

（二）农村教育难以助力教育扶贫，乡村振兴存在教育短板

从“鱼跃龙门”到“寒门贵子”，通过教育途径实现阶层跃迁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生活期望。对于很多农村家庭孩子来说，“好好学习”成为他们从绵延几十公里大山深处走出来、离开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艰苦生活的唯一指望。然而，在现实中，教育越来越难以支撑这样的愿景，甚至成为他们贫困代际传递的链条。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系列政策颁布实施以来，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经历了大规模的撤销和合并，被撤并的学校普遍存在学生数量少、招生工作难、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等问题，这类学校大多分布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农村边远艰苦贫困地区，在此类学校就读的学生家庭大多经济资本较为薄弱，其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和家庭经济水平处于社会中下层者居多，这类人群与扶贫对象存在高度交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作为整合优化教育资源的一种途径，在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方面发挥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作用的同时，也使那些作为“后20%群体”的家庭面临子女上学的新难题。乡村学校撤并之后，当地学生只能去距离更远的学校就读，无论他们是选择寄宿还是走读，往返于家校之间的路途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加剧了贫困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学校还面临学生心理健康、教师负担过重、管理成本过高等诸多挑战，新增的学生午餐、在校住宿、往返交通等问题也给学生家庭带来一系列额外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更远的上学距离和更重的经济负担加剧了贫困家庭子女辍学风险。针对此类问题，近年来国家陆续实行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并为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了生活费补助。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村学生的食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学生的心理关怀、安全保卫、精神发展等方面的支持能力还亟须进一步提升。

在基于规模效益的“撤点并校”行动逻辑下，农村学校布局对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构成了挑战。乡村教育本应与乡村的自然与文化、生产与生活、生态与社会相联系，实施现代田园教育和现代小公民、小乡贤教育，倡导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和生态教育，践行一种开放的教育、改造的教育和创造的教育，以便在乡村儿童的心中播下经济的、生态的、文化的、民主的、科学的种子，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在乡村社会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作用，以校风改变家风推进民风，用知识改变家庭改造社会。乡村学校不仅是乡村社会的教育机构，也是乡村社会的文化符号。然而，乡村学校撤并打破了“一村一校”的文化格局，学校与乡村的互动过程被割裂，乡村学校的抽离为乡村振兴埋下了隐患。“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环境基础，而乡村学校的存在是一个地方“是否适合居住”的重要标志，学校消亡使“生态宜居”内涵式发展难以延续；“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乡村学校的消亡也使私德相约的文化传承面临着困难。

（三）乡村文化基础贫弱，农村学校课程与乡土社会脱节

在城镇化背景下，部分地区对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认为城镇化就是“消灭农村学校”，认为农村学校就是城市学校的“低配”翻版，认为城乡学校应该使用相同的教材、开设相同的课程、采取相同的教学方法，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城市学校看齐。许多农村学校课程开发、组织、实施等过程缺乏乡土文化底蕴，与乡土社会存在脱节，严重背离乡村儿童的生活经验，导致现在的乡村儿童对家乡不熟悉、不热爱、不认同，但又难以融入城市，也很难被城市了解、认同、接纳，从而成为无根的一代和精神漂泊的一代，成为“浮萍人”。

首先，教育目标只为升学服务，忽视社会生活能力培养。我国农村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城市中心”取向，“为农”服务的自觉意识不强。农村教育只是城市教育的简单翻版，农村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农村生产和生活实际的问题，学校教育的目的不是向学生传授职业生活技能，也不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是将升学作为核心目标，看重文化知识的传授，注重为学生搭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桥梁。本来，普通教育是不分城乡的，即使农村教育把基本目标定位在为城市服务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教育是以儿童少年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离开了乡村儿童的生活经验基础，一味地按城市经验教授课程，结果必然是学生学习质量的下降。而且，由于教育投资、选拔制度、教师配置等方面的城乡差别，农村儿童少年在竞争性教育资源获取方面同城市孩子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导致教育在促进农村儿童少年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大量农村儿童少年无法通过教育渠道实现“跳农门”的梦想。而农村地区升学无望的初高中毕业生接受的是单纯的基础教育，缺乏适应农村生产经营或城市二、三产业就业的职业技能，不能很快地融入农村或城市的经济活动。这就注定了以城市为导向的“离农”教育既帮不了乡村，也难以使农村学生适应城市的就业竞争。“只为升学服务”的最终结果是使大多数农村学生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在客观上为“读书无用论”提供了佐证，挫伤了农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

其次，课程内容照搬城市教育内容，扎根乡土教育意识淡漠。我们相信，适切的教育是基于一方水土的教育，最好的学习是在熟悉的社区和生态环境中完成的，我们倡导尊重乡村儿童的生活经验与原有的认知基础，将教育与生命、生活、生态联系起来，将“地方”或“环境”的概念贯穿于各种课程语境之中，鼓励学生主动式学习、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然而，在现实中，乡村学校的乡土课程开发不足，没有体现乡土特色，课程、教材和内容与城市学校的雷同，很少体现乡土文化，导致学生对自己身边的生活感到陌生，学到的知识与自己的生活、环境缺少联系。乡村学校既没有推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也没有践行陶行知“乡村社会改造”的理念，导致学生学习的知识失去了对家庭、对社区、对社会改造的力量感。随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及寄宿制学校的大量发展，特别是乡村教师居住地的县城化，农村学校无论是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精神空间上离乡村社会越来越远，这无疑加剧了农村教育与乡土社会的疏离，加剧了乡村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边缘化，难以实现乡土文化对农村学校教学过程的渗透与影响。在更多的时候，乡村或农村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成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符号。

再次，乡村文化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城市文化在强势占领乡村社区。随着更多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城市文化也在农村社会渐渐滋长，农民生活方式也逐步与城市接近，从事农业生产与劳作的人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松弛化、功利化，传统的文化习俗越来越被年轻人抛弃而走向边缘化甚至衰落化。城乡共享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本来无可厚非，甚至还是未来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不应以断裂乡土文明、抛弃乡村文化为代价，农村教育需要肩负起优秀乡土文化传承的责任和使命。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农村呈现空心化、农业呈现边缘化、农民呈现老龄化趋势。在这个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被赋予绝对优势的地位，农村文化逐渐丧失独立性，逐渐为城市文化所淹没，置身其中的农村孩子越来越不熟悉自己的本土文化，甚至鄙视自己的文化，造成大量的农村青少年缺乏本土文化资源的滋养，也没有习得真正的城市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文化归属感，甚至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农村教育如何从城乡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肩负起传承乡土文明、弘扬城市文明的重任，是时代提出的一项重大命题。

（四）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农村教育发展方向不清晰

首先，“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穷县办穷教育、富县办富教育”以及县域内“重城抑乡”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实行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农村教育发生了由“人民办”向“政府办”的历史性转变，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发展，先后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重大政策，不断向农村、贫困、边远、艰苦和民族地区倾斜，农村教育经费短缺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然而，受省域内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一些国贫县和省贫县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农村教育发展较快。但是，还有许多经济尚未达到贫困水平但又不甚发达的县市，它们较难得到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大力度支持，而自身经济实力又较难支撑当地农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因而形成了“穷县办穷教育、富县办富教育”的局面。即使在县域内，受乡村学龄人口向城镇学校流动、农村学校大量撤并和城乡教育质量差距的综合影响，许多县级教育主管部门认为农村未来教育的希望在县镇而不在乡村，因此在资源配置上“重城抑乡”，不断向县镇学校而不是乡村学校倾斜，结果导致城乡学校教育差距不断扩大。反过来，城乡教育差距又刺激着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子女进一步逃离乡村、涌入城镇，从而加剧了乡村学校的衰败。

其次，农村教师队伍稳定性差，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和结构不合理问题。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肩负着人才培育和文明传播的历史重任。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发展过程中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目前，我国乡村中小学教师质量与城市中小学教师质量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乡村教师学历层次偏低，编制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薪资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晋升空间受限等多重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乡村教师队伍不稳定、优秀教师流失等问题，而且艰苦边远地区的教学点仍较难补充到优质的教师，乡村代课教师依旧存在，农村教师老龄化现象相当严重。艰苦边远地区教学点教师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多科教学”“走校教学”等方法，教学任务重，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再次，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乏力，人才结构难以契合农村发展需要。近年来，我国农村和农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农村面临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些都对农村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然而我国目前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力量薄弱甚至出现弱化趋势，中等职业学校同普通学校比例失调，高等学校涉农学科专业设置不够充足合理，农村教育结构还远不能适应农村、农业、农民发展需要，各级各类教育对助力农村发展这一目标认识不充分，普通教育存在唯知识取向，忽视实际生活能力的培养，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规格还不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有的职业学校以职业教育之名行普通教育之实，中等职业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脱离农业生产实际、脱离现代企业需求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难以适应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无法融入城市工业体系；面向农民的农业科技培训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不紧密，难以适应现代化大农业要求。高等学校服务农村意识不强，学科和专业设置没有真正担负起为农村培养人才和为城市输送合格劳动力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