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成就、挑战与建议

——对改革开放40年来变化情况的研究

邬志辉[1]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教育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做过题为《农村教育》的报告，提出了“以后农民所要的教育乃适合于农民需要的教育——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做到解放之教育，即适合于解决农民问题之教育”以及“小学教师之地位，与农民有合作之可能，穷苦的小学教师，应该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3：110）的思想。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极力推行普及边区教育和开展扫除文盲工作，1939年还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为消灭文盲而斗争”。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毛泽东，2009：1078）

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为依据，国家确立了“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的教育方针。为了大力发展初等教育、广泛开展工农群众业余教育，全国各地按照“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积极兴办农村公立小学、民办小学以及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兴起扫盲运动。随着人民群众及其子女学习热情的日益高涨，学位供给越来越难以满足群众读书和升学需求，学生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日制”和“半日制”（“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两种学校制度、“八小时工作制”和“四小时工作制”两种劳动制度的构想。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形成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教育发展道路。

“文革”期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刘少奇的教育思想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强调“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政策指引下，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来信，“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这个建议（简称“侯王建议”）被认定是“农村教育革命方向性的建议”。在这一建议影响下，“大批农村公办小学改为民办，大批农村公办小学教师被强行下放回原籍，改拿工资为计工分，本人及其子女被转为农村户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4：422）。小学教育未能普及、新文盲不断产生、教育经费由群众自筹、民办教师（包括工农兵教师）被大量聘用、教育结构单一脱节等状况，是十年“文革”给农村教育留下来的底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全面拨乱反正，邓小平自告奋勇提出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并多次强调“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0：24）在全党和全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教育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脱节的问题日益突出，把教育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摆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优先地位成为全党的战略选择。由于农村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因此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便成为全党和全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报告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教育的政策走向与深刻变化，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与前沿议题，并对未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