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清代前期西南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治理初探[1]

——以云南、广西和贵州为中心的考察

徐毅 郝博扬

摘要：清初至乾隆时期，清王朝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实施改土归流时推行了促进城市发展，加强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首先，清王朝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推行改土归流的进程中，为配合流官行政建制的设立，在三省大规模投资修建城池，从而改变了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原土司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的局面。其次，清王朝通过出台如减免税收、鼓励产业发展和提供路费等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外地工商业者到这些改流新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改土归流地区城市经济的发育与兴盛。同时，清王朝还将工商业移民按户稽查，登记造册，由各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带来了三省改土归流地区城市人口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滇桂黔 改土归流 城市治理

清初至乾隆时期，清王朝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的土司地区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即改土归流。这场改革影响了原土司地区的方方面面，学界大多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习俗等多个面相来探讨这场改革及其对改土归流地区的深远意义[2]。但是，学界则鲜少关注改土归流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修城池”，以及围绕城市发展的其他举措。近年来，学者们纷纷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重新探讨清前期改土归流的各项重要改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在众多的举措中，积极推进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建设，加强城市治理是清前期改土归流的一大特色。早在改土归流之前，土司地区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城市，但是无论是空间规模、人口密度、城市治理等方面都无法与流官地区相比。清初至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的改土归流则尽可能地弥补当地这一短板，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城市发展，加强城市治理的举措。因此，这些举措亦可视为国家有效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详细梳理清前期国家治理改流地区城市的主要举措及其成效。

一 挹注建城与城市规模

清初改土归流之前，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土司地区的城镇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很多土司统治的地区只有一个寨子，或者是一个土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垣。如广西奉议土州，原先仅有土城，后因水而圮。康熙九年（1670），“重筑土城，惟东立木栅”。雍正十年（1732）改流后，筑城的情况即发生了改变。乾隆三十年（1765），旧城复圮于水，“镇安知府韦驮保重修……东、西、南三门皆有楼，北依山筑城”[3]。又如广西归顺土州，改流前的情况是“筑土为墙，仅蔽衙署”；雍正八年改流后，乾隆八年建石城。[4]因此，清初至乾隆时期，清王朝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推行改土归流的进程中，为配合流官行政建制的设立，在三省大规模修建城池。因考虑到改土归流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当地居民生活贫穷，建城的经费大多由清王朝统筹与投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城池是由地方官员和士绅捐款修建。[5]从相关的记载来看，当时三省大兴城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新建城垣；另一种是重修旧城。

在改土归流的县、州、厅或府域新建城垣的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原本无城的地方建城。如清政府较早进行改土归流的贵州平远府，原来无城，仅“树木为栅，周围七百二十六丈，高一丈五尺，门四”；康熙七年“知府邱业、总兵刘文进筑土城，高八尺，周围七百二十六丈，城外壕深一丈，实一丈二尺”。[6]又如，广西“泗城旧土府，无城”；“雍正五年改流，南北设关讥出入”，筑新城凌云。[7]第二种为原址有城，但因为改土归流的影响而迁址建城。如广西西林县是最早迁址建城的改流县，原为上林长官司，康熙初因改流“始建县，移治鳌角村”；康熙六年，“知县王杰筑土城”[8]。另如，云南乌蒙、镇雄两个土府，于雍正五年改土归流，经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仍设为府治，其扼要之地，“去旧治七里，轩广宽平，可建城垣”[9]。

至于在改土归流地区重修旧城的情况，云南的元江土府是典型的例子。元大德间那中筑土城，顺治十六年焚毁，“顺治十八年改土归流，知府刘勇、副将王君瑞重修”[10]。又如，贵州大定府，原本有城，明朝末年因遭遇贼寇而损毁。康熙三年改流设府，“即其故址重修”[11]。

当然，在清前期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的改土归流运动中，仍有一些地区既没有旧城，改流之后也未建新城。这些地区一般所处的自然环境都比较恶劣，当地经济极为落后，不便修建城垣。如广西东兰土州的改流，即“裁原设州同缺，添设东兰流知州一员，吏目一员，驻扎东兰土州旧治。拨柳庆协左营千总一员，添兵五十名，驻扎东兰州”[12]；然“东兰州新改为流，水土最恶”[13]，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清政府只能在东兰州文武官署旁修建了栅栏和营房，以此来保卫地方官员的安全[14]。

我们根据方志与前人成果，对清顺治至乾隆时期云南、广西和贵州改土归流地区的建城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详见表1）。

表1 清前期滇桂黔三省改土归流地区城垣修建情况

续表

根据表1的统计，清顺治至乾隆时期云南、广西和贵州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政府在当地一共修建了31座城池；其中有13座为清政府改土归流后新建的，云南占6座、广西4座、贵州3座；有18座是重新修缮的，云南占8座、广西4座城、贵州有6座。从城市的行政建置来看，府城为11座、厅城为4座，州城为12座，县城为4座。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只有两个改流州县没有城池，分别是广西的东兰州和龙州。从地理分布来看，大约2/3的城池分布于滇桂黔三省的交界地带，另外1/3的城池分布在滇西南、滇西北和黔东北（见图1）。

那么，这些新建或重修的城池规模到底有多大？所幸的是，三省方志记载各个新建和重修城市的周长。我们根据其周长，可以核算其面积。[15]表2罗列我们对清前期三省改流之后所建城池规模的估算。

表2 清前期滇桂黔三省改土归流地区部分城池的估算面积

续表

在三省改土归流地区，清王朝所建的府城规模大约在30万～40万平方米，也存在比较大的府城，如贵州大定府城约52万平方米；所建的州城、厅城、县城一般都在20万平方米以下，也存在比较大的州城，如贵州平远州城约32万平方米，已与一般的府城规模相当。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建城，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原土司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的局面被彻底改变了。

二 招揽工商业移民与城市经济的发展

在修建城池的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已经招揽了一批外地工匠和商人。为了进一步扩大工商业移民的规模，清王朝还相继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16]、鼓励产业发展[17]和提供路费[18]，等等，鼓励外地工商业者到这些改流新城发展。正如民国《昭通县志》所载，云南“昭郡之在昔也，人民隶于夷酋，初筑土城于天梯，归附者少。迨雍正间改设流官，一时从役兵士及工商营业，流寓寄籍者多集于城。至于土著夷民，刀耕火耨，则皆蔓延山谷。查城市之人不及四乡十分之四，故无论山原平野，为彼聚族而居”[19]。广西百色厅自改流以来，“市廛商贾多粤东来，其次滇南亦有他郡寄居者”[20]。广西西林县自改流以来，“一城居民均系外来客籍”[21]。贵州大定府自改流后，“关厢内外多豫章荆楚客民，乡则夷多汉少”[22]。可以推断，清前期三省改土归流地区城市人口几乎都是由外省移民，或本省的汉族移民所构成。

这些移民与他们的家属一道，为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技术和劳力，从事各种城市的商业贸易、手工业生产、宗教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的专业性生产。据前人的研究，在广西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中，来自湖南、江西的移民创造了当地大部分的手工业，来自广东的移民创造了当地大部分的商业贸易、金融和交通运输业。[23]在云南、贵州的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中，来自江西、湖南的移民控制了当地大部分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陕西的移民控制了大部分的典当和信用行业，来自中亚的穆斯林移民则控制了大部分的运输业。[24]

正是由于各经济行业的创办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改土归流地区城市经济的发育与兴盛。如贵州在雍正初年，其省会暨冲卫各郡邑，尚属“人烟疏散”，改流后，“幅员日广”，至乾隆初年，“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积，商贾日集”[25]。就连“自无市廛”的苗疆，开辟后不几年也“兴立市场，各寨苗民、商贩俱按期交易称便”[26]。云南和广西两省城市经济的发展情况也与贵州大致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在改流地区，城市经济的发育是相当不平衡的。从其工商业创造的贸易范围来区分，改流地区的城市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少数城市发育成地区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贸易范围覆盖多个省份，这类城市在三省的改土归流地区一般属于较大的府城。如云南昭通，“昭之北通蜀而东为黔，相距密尔地当孔道，商旅辐辏，皆悦而顾藏于其市”[27]，“俨然滇东道一大都会也”[28]。云南元江土府地处滇中南，顺治改流建城之后，“雉堞连云，虹桥浸月，遂为迆南雄镇，而盐茶之贾，驼连舟载而至者，辐辏于市埠焉”[29]。广西百色则发展为桂西北大城市，毗邻云南与贵州，“厅属物产与旧日田州同，若城厢外市肆喧闹，舟载马驼，百货云集。类皆来自粤东以及滇黔，非土产也。此外城乡所在，以十数三日为墟，有无交易，皆居，恒食用所需，不烦更赘”[30]；地处黔西北的大定府则成为西南地区生漆和悋子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其产品多销往四川、云南和湖南等省。[31]

三省改土归流地区一般的府城和较大的州县城构成了第二层次，即中等城市，如云南丽江府城、普洱府城、广南府城、镇雄州城、开化府城、云南县城和贵州石阡府城、南笼府城、平远州城、黔西州城以及广西泗城府城、镇安府城、宁明州城等，其贸易范围覆盖多个府州县。如云南丽江府城不仅是云南的一个食盐生产中心，“于销盐各州县中酌量远近，通融改拨，以之添补昆明、宜良、嵩明、腾越等州县不敷之数”[32]；而且作为一个周边府州县的贸易枢纽集散地，“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丽女不习纺织，布帛皆资外境，合市所陈，稻粱布帛居其半，余则食物、薪疏，无他淫巧也”[33]。凌云是广西泗城府的附廓县，在商路上“东达兰阳，北通黔省，客商往来，与夫负荷采樵者，一日之间，不知凡几，洵为泗治咽喉之区”[34]。值得关注的是，改土归流之后随着矿业开发与运输而兴起了一批矿业城市也属于第二层次的城市。如改土归流之后的云南东川府作为“矿厂最胜之区”[35]，其府城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矿业城市。正如乾隆《东川府志》序言中所述，“郡产铜，滇省所产之半……民夷商贾，四方辐辏，食货浩穰，屹然一都会”[36]。类似的矿业城市还有云南镇沅厅城和贵州威宁州城等。

第三层次的城市，即小城市包括了三省改土归流地区一般的州县城，如云南威远厅城、恩乐县城、宣威州城，贵州水城厅城、普安县城、永丰州城和广西奉议州城、西隆州城和归顺州城。这些城市一般都是“每逢街期，近村居民及摆夷倮猡等各赴市买卖粟米、布匹、牲畜等物，日中而聚，日夕而散”[37]，其贸易范围仅仅覆盖本州县所属的乡村。总之，至乾隆中叶，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的改流地区一个由上述三个层次的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已经成型。

三 管理城市人口与城市化率的估计

随着移民的涌入城市，对城市人口的管理也越加重要，清王朝在“城市镇店汉民聚集之处举行查编”[38]，将工商业移民按户稽查，登记造册，由各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有关各城市居民编户造册的记载常见诸各地方志。云南元江土府“清初改为流官，稽查户口，而纳田赋，濡被休风，已渐有同化汉民”[39]。东川“（改流前）府城内汉民二十余户，客民百余户，悉无家室，去来无定。雍正九年编审详明，永不编丁”[40]。广西泗城土府“雍正五年改土归流后，历任文武官吏附属员兵及流寓之湖广客民，适应环境需求因而授编户册”[41]。百色厅亦在“改流以后编查保甲”[42]。贵州平远州“自康熙三年讨平安氏，建郡建官，流氓入籍，各长子孙，渐成土著”[43]。

编户造册的移民“有因商贾而来入籍者，有因谪戍而来入籍者”[44]，因此清王朝要求各地方政府严加稽查，犯事照例惩治。如改流之后的云南威远厅，因开矿而吸引了大量的外省矿工。当地政府因担心移民中“或致奸匪溷迹滋生事端”，“稽查毋许任意私留；如无业匪徒即行驱逐，倘面生可疑，行踪诡秘者即著严拏惩办”[45]。尽管如此，各地方政府却并未能全面贯彻上述人口管理政策。雍正七年因东川地方官对城市人口管理玩忽职守，致使“城市中夷民有掠货杀人者”[46]。在这场民变被镇压之后，清王朝并没有对当地城市人口管理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仅仅增加了当地驻防的军队人数。[47]进入乾隆朝之后，当地城市流民与周边村寨勾结滋事的情况时有发生，方才引起清王朝的重视，并借此断言当地“前此十余年间，未闻有乡保举首，有司究治，则黔川等省保甲，有名无实可知”，并谕令“直省督抚，将现行保甲册籍，严饬稽查。其有形迹可疑，乡保不得徇隐，地方官立即查拿”[48]。至乾隆中叶，改流地区保甲才得以普遍确立[49]，这就促进了当地城市人口的稳定增长。

为此，我们依据当地城市编户入籍的人口数据，对乾隆后期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人口做一个宏观估算。如曹树基所述，因为清代的里甲大体沿袭明代的制度，所以对城市来说，除了个别有关翔实资料记载的城市外，绝大部分普通的府、县治城市是没有留下人口数据的。因此，我们的估算借鉴许檀和曹树基的方法[50]，即对城市进行分层级讨论后，在各层级的城市中寻找尽可能多的城市人口样本，由此归纳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然后用于同类城市的人口估算。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统计的城市，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5年公布的标准，即常住人口2000人以上，居民50%以上为非农业人口的居民区。非农业人口包括军人，即军队驻地不列入统计范围。

如上文所述，根据三省改土归流地区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我们将清前期当地的城市分为三个层次：地区性的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从各种地方文献的记载来判断，三省改流地区的流通枢纽城市有五个。

乾隆后期的云南昭通府城可称得上是三省改流地区最大的城市。尽管没有直接的城市人口数据，但是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记载：“乾隆四十年汉夷共九千零七户；男二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丁，女一万九千一十八口……据宣统二年选举调查册，城乡丁口十三万三千七百六十八选民。据民国十年春调查，县城附廓约一万四千五百户……合属户口约三万八千二百十户；合属人口总数约一十八万零六百七十人。”[51]可知乾隆四十一年到民国十年，人口约增长了4倍，我们假设人口的城市化率保持相对稳定，由民国十年的城市人口推算，反推乾隆四十一年城市人口约为3500户。云南的另一地区性枢纽城市为元江州城。它也只保留着民国方志的记载：“采访明清之际，附廓烟户稠密，将及万家。各乡亦成繁盛。自土知府那嵩与吴三桂之战，全城受屠，尸横满地，血流漂杵，户口凋残不绝如缕。至嘉道间，元气稍复，治城居民常在三千户以上。”[52]考虑到战争的恢复周期比较长，则我们估计乾隆四十一年元江州城市人口为2000户左右。

地处滇桂黔交界的广西百色厅城，成书于光绪年间的方志称：“改流以后编查保甲。光绪八年按计厅治，附城厢内户七百九十九，口二千八百八十。厢外户二千二百五十一，口九千四百六十六。”[53]可知光绪十一年百色厅城市人口共计3050户，因为百色厅交通便利，经济相对发达，且人口的城市化率应保持相对稳定，回溯至乾隆后期，人口约为1500户。同样是地处滇黔交界的广西西林县城，吸引了很多客籍居民在当地定居，据民国《西林县志》称：“西林于咸丰元年调查全属户数共三万一千余，男女共一十四万余口。城区占三千六百，烟户一万二千余口”[54]，以此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估测西林县城的城市人口约为2000户。关于贵州的大定府城人口，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大定府志》称：“国初尚有其制……《赋役全书》载大定亲辖地原额户二万七千四百七十一，新增户四百九十，共二万七千九百六十一户……此乾嘉间数也……大定亲辖地汉民二万七千一百九十三户，男妇大小十三万三千二百七十口。夷民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一户，男妇大小八万六千九百八十口，汉夷共四万五千二十四户，二十二万二百五十口。四门汉民二千四百八十五户，男妇大小一万二千六百二十八口，道光二十七年籍也。”[55]可知，道光二十七年贵州大定府的总人口共45024户，府城的城市人口2485户。乾嘉年间大定亲辖地户为27961户，人口增长了大约1.5倍；若按同样的增长率计，乾隆后期大定府城的城市人口约为1500户。总之，乾隆后期，除昭通府城市人口为3500户以上之外，其他的流通枢纽城市，城市人口一般在1500～2000户。

有关改土归流地区的中等城市人口记载主要集中于云南与贵州两省的方志。成书于光绪时期的《镇雄州志》称：“雍正五年改土设流，七年清丈，分上东、中东、上南、下南、上西、中西、下西、上北、下北，为十里。编户共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三户。乾隆三十年新增三百六十九户，新旧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二户。黑白倮苗獠沙皆在焉……镇雄州城附近内外，咸丰五六年毕节有警，齐团防御编户三千七百零户。自同治四年苗乱后至光绪十二年冬，编查九百四十户。”[56]可知，云南镇雄州乾隆三十年的总人口超过10000户，且乾隆时期云南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亦不致让政府专门编户组织居民进行防御；由此推断乾隆后期镇雄州城的人口肯定不会少于晚清苗乱平定后镇雄州的城市人口，约为1000户。道光《大定府志》中还记载了贵州平远州城的人口：“平远汉夷民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五户，男妇大小四万四千三百五十口。慕恩里城厢内外居民七百七十五户，男妇大小三千二百三十口。道光二十八年籍也。”[57]既然道光二十八年贵州平远州人口为11145户，城市人口775户，那么乾隆后期该州的城市人口当在700户上下。

作为第二层次的矿业城市仅有东川府城的人口记载：“雍正九年编审详明，永不编丁。雍正十三年查明现在汉夷居民五千四百户。乾隆二十六年奉行保甲，查四城内外并四乡八里共烟户一万二千八百零三户，又各厂共二千四百零四户。第查各厂人户去住不常，今就现在之数开载，嗣后应须临时编查。”[58]可知，作为“矿厂最胜之区”，东川由于矿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所以其总人口与昭通相近；但因采矿移民“去住不常”，所以不能高估其乾隆后期城市人口，估计与其他中等城市相当，在1000户左右。其他的矿业城市，尽管改流之后“生齿日繁，铜铅各厂，人夫丛集”[59]，但是矿工大多来去无定，因此它们的城市人口估计与贵州平远州城差不多，约在700户上下。总之，三省改流地区的中等城市人口平均为850户。

第三层次的小城市由于人口少，所以有关其城市人口记载也不多见。云南威远厅尽管没有直接的城市人口记载，但是道光《威远厅志》称：“故威地八百余里内，比屋连云。威远厅土著人民三千五百四十一户……威远厅入住屯民五千零九十四户……威远厅客籍民人四百三十二户。”[60]如上文所述，改土归流地区的城市人口一般由客籍移民构成，由此我们推断乾隆后期威远厅城的人口不会少于400户。贵州普安县的城市人口则比威宁多一些。据民国《普安县志》统计，20世纪20年代全县城区人口500户，城乡总人口12333户。[61]事实上，乾嘉时期的普安县仅仅汉族居民就达到了16718户，若包括当地少数民族，总人口会更多；[62]而当时县城仓谷也有2万余石，与其他州县相比，“不可谓不多”[63]。由此推断，乾隆后期的普安县城人口至少有500户。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州县城人口能达到400户的标准，像云南邓川州城和广西西林县城只有一两百户居民[64]。总之，从威宁和普安两个州县城的例子推断乾隆后期三省改流地区的小城市估计在450户左右。

结合上述各种史料，我们构建了乾隆后期改土归流地区城市人口的等级模式。从这一模式在空间上看，当时的各级城市主要集中于滇、桂、黔三省的交界处，如表3。

表3 乾隆四十一年滇桂黔改土归流地区城市人口的等级模式与数量估计

在此，以“一夫狭（挟）五口”来计算，即一户5口人计，三省改流地区的城市一共有5个地区性的流通枢纽城市，合计城市人口约为5万人；中等城市16个，合计城市人口约为7万；除去不足400户的城市1个后，有小城市9个，合计城市人口为2万，综合三个等级的城市总人口约为14万。依据曹树基的乾隆四十一年滇桂黔三省总人口[65]，我们估计滇桂黔改土归流地区的总人口约为445万[66]，所以乾隆四十一年滇黔桂改土归流区的人口城市化率约为3.2%，比曹树基估算的同年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4.6%的平均人口城市化率[67]要低。尽管如此，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大多数地区改土归流之前城市“人烟疏散”“几无发展”的薄弱基础来说，改流之后3.2%的人口城市化率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发展了。

从历史延续性看，清前期修建的31座城市历经晚清民国近两百年的发展，有6个成长为当今现代化城市，占20%；23个演变为当今县治城市或县级城市，占74%，其中的部分城市目前也逐步具备了建制现代城市的条件；只有2个城市即恩乐和邓川因政治经济原因最终被降为市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清前期改土归流中修建的城市为后来乃至新中国滇桂黔地区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徐毅，广西师范大学；郝博扬，澳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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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滇桂民族聚居区农民增收途径与生活水平研究”（批准号：17XZS008）的阶段性成果。

[2]见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52～89页。

[3]嘉庆《广西通志》卷127《建置略2·城池2》。

[4]嘉庆《广西通志》卷127《建置略2·城池2》。

[5]见民国《贵州通志》卷3《建置志·威宁州城》；民国《贵州通志》卷3《建置志·石阡府城》。

[6]民国《贵州通志》卷3《建置志·平远州城》。

[7]嘉庆《广西通志》卷127《建置略2·城池2》。

[8]嘉庆《广西通志》卷127《建置略2·城池2》。

[9]《清世宗实录》卷66，雍正六年二月戊戌。

[10]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42《地理考22·城市3》。

[11]民国《贵州通志》卷3《建置志·大定府城》。

[12]《清世宗实录》卷86，雍正七年九月甲申。

[13]《清世宗实录》卷104，雍正九年三月丁卯。

[14]嘉庆《广西通志》卷127《建置略2·城池2》。

[15]据嘉庆《广西通志》卷127《建置略2·城市2》，当时1里=180丈；而清代1里=500米，1丈=2.7米。我们可以通过城池的周长来估算城池的规模面积。

[16]雍正改流之后，清王朝对原土司地区的商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将原土司地区的商税改由新置流官征收与管理〔见乾隆《东川府志》卷10《赋税·商税》；（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5《平远州》〕；其次，在改流地区采取了减轻商税的政策，大多贸易因“价值因时低昂，不抽税课”（见光绪《镇雄州志》卷3《风俗》）。乾隆初年，清王朝又重申了这种减税政策：“云南巡抚张允随疏报：遵旨革除冗税。查云南、曲靖、元江、大理、楚雄、永昌六府，正税新税之外，复有落地税之名。原属重征巧取，而凡耰锄箕帚薪炭鱼虾蔬果之属，所值无几，请全行裁革。普洱、武定、丽江三府，系偏僻府分，一切杂货，俱系落地土税。并贫民肩扛背负，土产零星细物。概请停止抽收。”（见《清高宗实录》卷41，乾隆二年四月丁亥）

[17]清前期鼓励产业发展政策最明显的体现在对改土归流地区矿业开发的鼓励政策。清初，清王朝采取禁止开矿的政策。伴随着改土归流的展开，云南、贵州和广西地方政府纷纷奏准在改流新区开矿，获得清王朝的大力支持。详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59～162页；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人民出版社，2012，第九章。

[18]据李中清的研究，18世纪，清王朝为西南的每一户移民大约提供12两白银，作为路费和安家费。见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人民出版社，2012，第108页。

[19]民国《昭通县志》卷1《方舆志·乡村》。

[20]光绪《百色厅志》卷3《舆地·风俗》。

[21]民国《西林县志》不分卷《人口》。

[22]（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大定府》。

[23]见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4]见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人民出版社，2012；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

[25]《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26]《清高宗实录》卷105，乾隆四年十一月壬申。

[27]民国《昭通县志》卷10《人种志·汉人》。

[28]民国《昭通县志稿》卷2《舆地·位置》。

[29]民国《元江志稿》卷4《城市》。

[30]光绪《百色厅志》卷3《舆地·物产》。

[31]《贵州各县物产调查》，《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4期。

[32]《清高宗实录》卷111，乾隆五年二月辛丑。

[33]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市肆》。

[34]《凌云县“重修接龙桥碑”》，唐凌、熊昌锟选编《广西商业会馆系统碑刻资料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381页。

[35]《清高宗实录》卷852，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戌。

[36]乾隆《东川府志》卷首，刘藻《东川府志序》。

[37]道光《威远厅志》卷2《城市》。

[38]《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朱批奏折》卷7《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广西总督间理巡抚印务孔毓珣奏》。

[39]民国《元江志稿》卷20《种族志·种人》。

[40]乾隆《东川府志》卷8《户口》。

[41]民国《凌云县志》第2篇《人口》。

[42]光绪《百色厅志》卷5《经政·户役》。

[43]乾隆《平远州志》卷6《赋役》。

[44]道光《威远厅志》卷3《户口》。

[45]道光《威远厅志》卷3《户口》。

[46]乾隆《东川府志》卷3《建置》。

[47]乾隆《东川府志》卷3《建置》。

[48]《清高宗实录》卷271，乾隆十一年七月癸亥。

[49]如乾隆三十一年广西布政使淑宝奏：“永宁、养利、永康、宁明、东兰、天保、归顺、奉议、凌云、西隆、西林等十一州县苗疆。现俱设保分甲。应考纳赋。与内地无异。”见《清高宗实录》卷775，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乙丑。

[50]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25页；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725～726页。

[51]民国《昭通县志稿》卷2《食货志·户口》。

[52]民国《元江志稿》卷6《户籍》。

[53]光绪《百色厅志》卷5《经政·户役》。

[54]民国《西林县志》不分卷《户口》。

[55]道光《大定府志》卷40《经政志2·食货略第4上·户口丁银》。

[56]光绪《镇雄州志》卷3《户口》。

[57]道光《大定府志》卷40《经政志2·食货略第4上·户口丁银》。

[58]乾隆《东川府志》卷8《户口》。

[59]《清高宗实录》卷435，乾隆十八年三月癸未。

[60]道光《威远厅志》卷3《户口》。

[61]民国《普安县志》卷2《建置志·户口》。

[62]（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8《普安县》。

[63]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10《食货·积储》。

[64]云南的邓川州城：“里属附廓正街暨东北南三门，户一百八十六，丁五百七十三，口五百五十二”（咸丰《邓川州志》卷3《村户·十二》）；广西西林县城“县治街墟户八十二，口三百七十八”（光绪《百色厅志》卷5《经政·户役》）。

[6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695～696页。

[66]据统计，滇桂黔三省全府改流的地区为泗城府、镇安府、南笼府、石阡府、普安厅、普洱府、镇沅州、元江州、开化府、东川府、丽江府、广南府、昭通府。据曹树基的研究，全府改流的地区人口约为331万。关于部分改流的府，其中广西的思恩府为西林、百色、西隆、归顺、奉议五个县级政区进行了改流。据民国《西林县志·户口》、光绪《百色厅志·户役》、《隆林各族自治县县志》（见广西地情网http：//lib.gxdqw.com/view-c59-335.html）、《靖西县志》（广西人民出版，2000）、《田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并结合曹树基估算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得出以上五县乾隆四十一年总人口约为38万。广西太平府仅宁明州一个县级政区改流，则据《宁明县志》（广西地情网，http：//lib.gxdqw.com/view-c53-43.html）推算乾隆四十一年宁明州总人口约3万。贵州大定府仅有毕节一县为流官统治，按嘉庆年间大定府改流区占全府总人口比例估算，得到乾隆四十一年大定府改流区总人口为63万。云南曲靖府仅宣威、沾益两个县级政区改流。据道光《宣威州志·户口》，乾隆四十四年当地户数为4845，所以乾隆四十一年宣威县总人口约为2万。据光绪《霑益州志·户口》，道光年间当地户数为12217，则估算乾隆四十一年霑益州总人口约为5万。云南大理府仅邓川、云南两个县级政区改流。据咸丰《邓川州志·村户》，咸丰年间邓川州共23048人，估算乾隆四十一年邓川州总人口约为2万。另据《祥云县志》（中华书局，1996），结合祥云县人口年均增长率计算乾隆四十一年祥云县总人口为1万。所以，在部分改流的府中，改流区总人口约为114万。那么，乾隆四十一年三省改流地区的总人口约为445万。

[67]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