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论基础

（一）产业链理论

产业链属于产业经济学的范畴，是指产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经济技术关联，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一种链条式的企业集群和与这些企业集群相关联的资源、产品和服务之间的衍生关系，以及由这一衍生关系链接的产品关系、供应关系、价值关系等。产业链主要是基于不同产业间的区域差异，不同的行业有各自的优势。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产业链产生、发展并不断深化的基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产业合作实现形式和内容的区域合作，并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构建了链条式关系形态。产业链有五大重要内涵：供需链、价值链、产品链、技术链和空间链。产业链的运作依赖于企业，在这五大内涵链中，从企业的视角看，供需链、企业链和空间链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产品链和价值链则对整合产业链的影响较大，是基于现有的产品链挖掘产品的最大化价值。从产业层次上看，资源被加工生产为产品的过程中汇集了知识和技术含量并提高了效用，变成最终的服务和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这个过程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产业链的链条长度反映了对资源加工的深度，资源加工的程度越深，所形成的链条也就越长。产业链的纵横延伸势必会带来科技、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通过探索产品更深层次的价值，产业链链条延长，附加值提升，产业链的利润区间也随之扩大，实现产品价值增值。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企业的分工和贸易越来越复杂，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各企业通过专业分工来发挥各自的区域优势，实现相互价值的交换，以产业合作为发展手段来实现优势互补，实现最佳企业组织结构，共同推进产业发展。产业链理论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要加速产业发展，提高生产经营效益，就必须合理布局产业链，在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不断延伸产业链链条长度，从而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

本书中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和其他产业优势互补，同时还可以容纳其他产业的优势，形成一条新的完善的产业经济链条。例如，甘肃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旅游文化这个载体，因为旅游文化既属于文化的一种，又属于经济产品，而且也是最有效的结合方式。旅游文化与其他文化产品不同，旅游文化产品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生成的。文化旅游行业快速发展，与多个部门或多个行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比如开发旅游产品，需要完善交通运输、公共基础设施等；而且文化旅游产品越丰富，人们相应的消费越多，当地的经济发展就会越快，甚至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二）区位布局理论

区位布局理论也被称为经济区位论、空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域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它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揭示了各区位因素在地理空间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区位布局理论认为，区位是人类行为活动的空间，是自然地理区位、经济地理区位、交通地理区位等在空间地域上的有机结合，它强调地理要素与经济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空间位置上的反映。区位论的研究主要包括区位主体、区位因素、区位条件、区位优势、区位选择等几个部分，它们紧密关联，相互作用。区位主体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个人活动等与人类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区位主体在空间区位中的相互运行关系被称为区位关联度，它会影响投资者和使用者的区位选择，其选择总是倾向于成本最小的区位。区位条件是指区位本身具有的特点、属性、资质等，它由各种区位因素构成。区位因素（也称为区位因子）是指促使区位地理特性与各种功能形成、变化的原因或条件，它是影响区位主体分布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等。自然因素具体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水体、自然资源、区位形状等因子；社会经济因素具体包括人口、民族、文化、政策、管理、教育、资金、市场、旅游、交通等因子；技术因素主要指科技水平因子。有利的区位条件和区位因素，比如资源、劳动力、工业聚集、地理位置、交通等会形成区位优势，但区位优势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单项的有利条件往往难以形成区位优势。区位优势会随着区位条件和区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区位布局理论告诉我们，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遵循因地制宜和动态平衡的原则，根据具体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地点，综合考虑影响区位活动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市场、交通、政策、技术等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因素，以便经济活动能合理充分地利用当地各种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同时，也应该遵循统一性原则，将区位看作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分析该系统及其内部各组成成分以及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在保持区位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区位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区位活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甘肃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该产业是在民族文化资源、自然生态环境、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科技、管理、旅游、交通等各方面形成的综合的资源与条件优势的基础上发展的。

（三）后发优势理论

后发优势是指处于经济发展状态相对落后和迟缓状态下的国家或地区具有的有利条件或各种机遇。一般来说，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会导致其面临许多不利条件。但由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发达国家或地区具有其先发经验，对后发国家或地区起到了示范作用，因而不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有利条件。

后发优势理论的创始人格申克龙指出，落后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具有一些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并在他发表的《经济落后的历史回顾》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后发优势”（advantage backwardness）这一概念。这些后发优势主要有：引进发达国家已经开发的新技术，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新技术嵌入商品里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可以提高要素生产率。总的来看，技术转移是这三个优势中发展中国家实现比发达国家远为高速的增长，迅速缩小差距的关键性因素。此外，像“精神”、“意识形态”、工业生产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等的不同，也是先发与后发国家或地区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后发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与制度，积极利用其资本，减少试错成本，使得特定发展阶段所用的时间远小于先发国家或地区。

后发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同样也适用于一国之内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战略决策。从地区发展的相对差异性出发，可以将各种发展主体（包括国家、地区和企业等），相对地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先发展经济体（Early-Developing Economics），包括先发国家、先发地区和先发企业等，可统称为“先发者”；另一类是后发展经济体（Late-Developing Economics），包括后发国家、后发地区和后发企业等，也可称为“后发者”。对先发与后发的划分，是从长期区域经济变化的过程来进行划分的，属于长期、动态分析，其区分更多是相对意义上的，没有时间界限和数量方面的绝对标准。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它的实现有赖于许多其他条件，而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正是将后发优势转化为后发利益的最有效的途径。技术性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地区从先发地区水平和垂直引进各种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先进技术，经过模仿、消化、吸收、改进和创新后，应用到生产领域所带来的高效、节能、环保等多方位利益；制度性后发优势表现为后发地区学习、效仿和借鉴先发地区的制度安排，并经本土化改进所产生的效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互动与演进的约束机制：制度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技术进步要求相应层面的制度创新相配合；技术的进步也会推进后续技术与制度的不断创新。总之，后发地区向先发地区学习技术与制度，二者在互动中共同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理论对甘肃省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即使经过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甘肃省与东部沿海省区的差距仍然很大。2018年甘肃省GDP为8246.1亿元，全国省际排名第27位，仅为同年排名第一位的广东省GDP的 8.47%。然而，甘肃省利用创新技术手段和特色文化资源的优势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大。后发优势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并为国内外专家和学者所普遍认可。因此，甘肃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吸取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立足当地特色，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培育地区特殊文化产业优势，改革政府体制，以促进技术和生产力、管理和制度的跨越，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运行速度和质量的提高，增强甘肃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四）场景理论

场景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后工业城市发展、转型与更新的动力与路径，是新芝加哥学派提出的最新理论范式。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得大规模的城市化成为可能，众多学者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快速发展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随着20世纪80年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的生产力结构开始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如医疗服务、交通、娱乐、金融、广告、开发、设计、项目策划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特里·N.克拉克指出，随着传统制造业在城市中的衰落甚至撤离，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休闲娱乐等为主的新兴产业方兴未艾，城市不仅仅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同时也是由生产导向朝着消费导向转移。他将这种城市形态称为“娱乐机器”，并提出建设以消费为导向、以生活文化设施为载体、以文化实践为表现形式的“场景”（scenes），这是吸引创意阶层的首要因素。传统城市的发展模式突出了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等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忽视了知识技术等无形要素；人力资本模式突出了优秀人才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没有有效解决吸引人才的问题；生活文化设施模式指出了对创意阶层的吸引，但忽视了制度化环境中组织的力量。文化动力观点正是对这三种发展模式的继承和创新。文化动力模式既重视知识经济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又关注如何吸引创意人才以及建设过程中的组织化力量。场景理论对城市政策的启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高层公共政策，主要体现在从资金投入、战略制定等方面营造良好的氛围；二是对于本土公共政策的制定，地方政府应更了解区域特征，在塑造都市场景中回应区域的多样性，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8]

特里·N.克拉克的场景理论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制定过程颇具启迪价值，文化动力作为一种新的思路，无疑是对实践的学术回应，这里强调的文化并不是模糊抽象的符号。就实践层面而言，其对城市政策的论述不只对顶层设计，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理论思路：一是筑巢引凤，营造良好的氛围吸引优秀创意人才；二是借助文化因素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就本书而言，运用场景理论有利于在政府制定促进民族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明确价值取向，带动当地居民塑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场景；其次，营造有利于民族文化与相关业态融合的良好氛围，带动相关业态发掘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积极性；再次，有利于培养或吸引促进民族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人才；最后，将民族文化资源这一文化符号植入消费者的消费习性中，拓展民族文化资源融合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价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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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2] A·L.克罗伯、K·科拉克洪：《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3] G.Hofstede，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Madenhead：McGraw-Hill Books，1991。

[4] 李少惠：《互动与整合：甘南藏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34页。

[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9日。

[7] 胡惠林：《文化产业学——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8] 吴军、特里·N.克拉克等著《文化动力——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人民出版社，2016，第95～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