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攸欣

沈从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热门，使我从读书时代起就有所关注。二十多年前通读过花城出的《沈从文文集》，十余年前也选择性地读过北岳文艺出的《沈从文全集》，对他的小说、文论、散文、书信和文物研究都有过兴趣，于其人其文，也觉得颇有点不同于他人的想法，却没有产生赶这个热门的意愿与激情，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关于沈从文的论著。不知因何缘故，曾有一家出版社出沈从文的系列选本，希望我能写一个介绍性的前言，我没有答应，因为自己觉得要整体谈沈从文创作的特点，还没有足够充分的研究，即使对他的小说，也谈不上有什么能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尽管沈从文小说可能是我提出的文学生存论极为有力的印证，完全可以用文学生存论观照其质朴本真与曲折幽微处，甚至也可以用我近些年提出的新文化理论——基因同异创化论来阐释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类型之一的沈从文，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和个人处境中，究竟是如何微妙地调整本能欲求与伦理规则、价值理想与现实处境之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文本书写的显露欲望与隐秘需求之关系的，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各类文本提供了在其他人那里颇为难得的分析材料，如《看虹录》《摘星录》《烛虚》《潜渊》等写作与发表过程中的隐微和幽秘。不过，迄今为止，尚没有产生下笔的冲动。由于各种因缘和合，我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学位论文倒是有好几位都写沈从文，如吴正锋、肖太云、孙明英、彭飞、颜凤娥等，都专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龙永干、尤作勇也涉及沈从文。现在，他们多数都已获得博士学位，或在读博士研究生，吴正锋、龙永干后来在沈从文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肖太云的硕士论文《乡村故事的独特叙说——沈从文汪曾祺乡土叙事的比较分析》——他自己说构成他现在即将出版的这一著作之研究起点——在这些硕士论文中，并不出色，记得我当时尽管肯定了他的用力，知道他撰述中也融入了一点我给他的提示，却当面说他悟性尚未开豁，还需特别用心去体悟，才能进入研究对象的生存状态和叙事选择。他毕业后，间续几次和我联系，想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告诉他不必要那么急切，可以再多作几年积累，开阔眼界，提升领悟能力。同时也鼓励他，以他质朴的性情，或许是能够做出学问的一个有利条件。

他果然痛下功夫。2012年的一天，他兴奋地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考上了西南大学王本朝老师的博士生。入校后潜心学业，又在本朝兄高明指点下，很快进入状态，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提炼深化，写出了《沈从文小说叙事中的“突转”模式》一文，竟然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了！除此以外，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前年，他把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后期吴宓研究——以〈吴宓日记续编〉为中心》寄给我，让我给他提提意见，我略一过目，发现他的学养、见识已经非复吴下阿蒙，颇让我刮目相看了。于是我很高兴地和他谈了自己对吴宓研究的几点想法，他虚心领会，除了我所建议的一点，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吴宓日记》前三十年更有价值，可以一并研究，他颇能自省地认为自己还没有全面研究的学术功力，暂时无法着力于此，因此吴宓前期研究未能充分体现在其博士论文的最终成稿外，其他都较好地接受，并付诸研究、行文了。在他自己的刻苦用功和本朝兄适当指导下，去年完成博士论文，获得了几乎所有评审委员和答辩委员的高度评价，并已经申报重庆市的优秀博士论文了。我确实为他高兴——这当然也是老师为所有学生取得成绩最正常的反应。

太云出身湘西山区，家境贫寒，教养、从学条件相当质朴艰苦。在高校“青椒”最为艰困的时代又成了一名“青椒”，年龄也已不小，各种压力可想而知，职称压力尤为重中之重。所以他急于把前些年关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研究成果出版，我自然可以理解，且深感同情。他请我作序，时间也较为紧迫，而这个学期又成为我从教以来最忙的一个学期，教学、会议日程甚满，会议论文、期刊约稿迟迟不能交付，所以对书稿只能粗略一过，感觉有点对不起作者和读者。从浏览的印象，觉得他下了较细致的功夫，去了解别人在沈从文小说叙事研究上的成果，并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也力图写出自己从叙事角度对沈从文小说的新见。当然，这不妨碍读者作出自己的解读、判断。

作为对作者与读者的补偿，我这里本想全文呈现一下前些年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董作宾（字彦堂）先生个人藏品中流落出来，辗转至内地文物市场，在2014年嘉德拍卖会上露面，未收入《沈从文全集》的沈从文致董彦堂的三封书信，只是在犹豫，不知是否符合序言体例。但一查期刊，发现沈虎雏（沈从文次子）先生已经整理辑注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因此不必再转刊原信，只略引并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沈从文虽不时自称为乡下人、乡巴佬，其实性情、眼光自然远非一般乡下人可比，他自谦不太善于言辞，其实却相当擅长于人际交往——尤其以书信来往的方式——固然也有乡下人的热情、执着，却又灵泛、机变，与学界、文坛交往甚为广泛，而且眼光长远、思虑细密，对生存选择的理解既有深度，又能着意超脱——当然，正如他在改朝换代之际的切腕之举所显示的，不可能真正超脱，所有执意于超脱的或许恰恰是执着——他在书信中不断表达对朋友的关切之情，当然应该说是真诚的，他对当时中国局势及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也颇有意味，不妨一引结束序言：

昆明情形，想多传说，或有类乎“现代神话”故事，在过去、当前曾经发生，在未来明日必更多机会发生。最显著变化，则为同事中有于一夜间忽然左倾者。亦有从不对于政治有所活动，忽成为活动中心者。亦有平时老谈政治，在此时转趋缄默者。在日常见面同事中，各为种种幻想所兴奋，对平时所学所信已有支撑不住趋势，静极则思动，亦事理固然也。弟因住乡下已六七年，每星期只有机会留城中一二天，便当真已成为一乡巴佬，因一入城时只闻热闹，已分不清楚某某熟人属于某某党派，且更摸不着彼等明日尚在转变中也。事实上，如彼如此，恐怕亦只是一种神经拘挛现象，战事若好转，一切兴奋过不久或将从疲乏中得到平衡；若恶化，则大家当如桂林“文化人”差不多，将在转促中被人指为“待救济”分子，亦不能不重新占一据点再来活动，始能继续兴奋也。唯不好不坏之战局，有助于现代太学清流与太学生活动。至于国内各部门分解与腐烂，恐仍在继续，绝不会因为此等微弱呼喊即可望转机获得。凡已在分解与腐烂事事物物，势必到溃决后方慢慢可望新生。……

可略作背景说明的是：此信写于1944年11月9日，沈从文当时为西南联大副教授，教小说写作课，住昆明乡间。董作宾乃甲骨学名著《殷历谱》作者，以贞人划分殷墟遗存时代，成为名家，所谓甲骨“四堂”（雪堂、观堂、鼎堂、彦堂）之一，擅书法，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负责人，在四川李庄。

2016年9月26日于乐是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