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伪满傀儡政权中的日本因素

日本对中国的满蒙地区可谓觊觎已久，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晚清废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通过在伪满政权中不断大量安插日本人员，全面掌控伪满。

一 日本对满蒙地区的野心

俄国在参加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同时﹐以“保护铁路”为名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义和团运动后，俄国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加紧向朝鲜渗透。日俄围绕中国东北、朝鲜的矛盾日益激化。1904年2月8日，日本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确立东北亚霸权，偷袭驻屯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发动日俄战争。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

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东北虽然是主战场，但中国的意向，却未被日、俄纳入顾虑的范围。双方背着中国，擅自划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通过条约，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地区所谓的“南满特殊权益”，确立了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尤其是领导者认为其“豁出国命与俄国前后作战十八个月，牺牲十万生灵和二十亿国币，才将俄国逐出南满洲”，得到其支配权。所以，自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满蒙地区便具有特别不寻常的“感情”。

日俄战争以后，经过20多年的“满洲经营”，日本对中国东北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侵占理由。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军部对中国满蒙地区问题不断进行探讨，认为未来的战争是生存之战，为了“保证生存”，需要在满蒙地区确立政治权力。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与俄国的“海洋政策”发生冲突，为此日本需要从中国获取对俄战争的“物资”。日本认为，中国的兵力根本“不值一提”，用半年时间便可以完成对中国的备战。另外，对中国来说，满蒙地区乃“化外之地”，所以中国不会“投入国力”与其拼死一战。而美国依靠东南亚地区和北美大陆足以生存，满蒙地区对美国来说，并非“生存上的绝对要求”，因此美国不会为满蒙地区问题而倾国力发动对日本的战争。英国虽与满蒙地区问题有关，但是可以通过军事以外的方法解决，因此无须特别考虑准备对英作战。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日本陆军商定了“占领”满蒙地区的方针。[1]最终把“满蒙观”发展为侵华行动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部，而起到重大作用的是关东军，其推动者则是关东军的骨干军官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石原以提出“世界最终战争论”而著称，他从更广领域的视角看“满洲问题”，认为世界东西文明将通过战争走向统一，而当今的世界分为四个国家集团，即苏联、欧洲、美洲和东亚，这四个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决战性的。在决战性战争中，苏联和欧洲集团将会被削弱，退出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只有美洲和东亚两个国家集团存在下来，于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就是决战性的战争。而在美洲集团中，美国是首领；在东亚集团中，日本是当然的首领。这两大集团的战争，实际上就是日本代表的东方文明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战争，而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无疑将成为世界的中心。石原莞尔称这一最终战争将决定是由日本的天皇当上世界的天皇，还是由西洋的总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

石原认为，为了保证日本在世界最终战争中取胜，日本应当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投入战争。但是，由于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如果与美国抗衡，就必须开发满蒙地区，这是日本取得世界最终战争胜利的根本，也是唯一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蒙地区就是日本的“生命线”。石原的“满蒙生命线”论与日本军部分离满蒙地区、侵略东北的方针是一致的，所以大受军部欢迎，很快成为其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主要理论依据。

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施行联俄容共政策，改组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主张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并进行北伐，试图统一中国。日本不希望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更不希望中国得到真正统一。日本企图以长城划界，在中国造成蒋介石统治长城以南、张作霖统治长城以北的局面。1928年4月，国民党以百万大军攻击奉军，张作霖面临强兵压境的严峻形势，决定放弃北京，退守东北。而此时日本企图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意图将它从中国本土分离，日本关东军不希望东三省出现一个强势的中国政权，因而制造了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不顾日本反对，于12月29日断然举行东北易帜，中国的统一事业初步完成，日本对此更加感到威胁。1927年6月27日，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中，即确立了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目标。

1930年5—11月，蒋介石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爆发了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在激战的关键时刻，应蒋介石的请求，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再度入关，并开始长驻北平，工作重心也由沈阳移至北平。张学良离开沈阳，对于关东军而言不啻为福音，特别是张学良亲自带了8万精锐入关，更对减轻战斗阻力大有助益。[2]1931年夏天，大运河、长江和淮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十个省份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中国正深深陷入内部动荡和自然灾害的困境，在国际方面，西方列强受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忙于国内事务，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而国际联盟也毫无力量干预。在日本国内，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致使企业失败和失业增加。许多扩张主义分子利用经济和社会动荡，鼓吹征服中国东北将使国家摆脱困境，这种言论得到了陆军和财阀的赞许。

9月18日，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军发起攻击。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了使赤裸裸的侵略合法化，日本在1932年3月9日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于1934年3月1日让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的皇位，定年号为“康德”。

二 日本对伪满政权的操控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陆军省提出了对伪满洲国的指导方针要纲草案，在吸收关东军意见的基础上，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并出台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根据该方针要纲，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的内部统辖下，日本主要通过日本人官吏对伪满洲国进行实质性的指导。日本人官吏应该是伪满洲国运营的核心，因此必须妥善而恰当地进行选拔和推荐，以便能充分贯彻本指导方针。[3]日本通过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所谓内部指导可谓无孔不入，凡属伪满洲国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一切政治行政，无不需要关东军司令官的批准。总务厅是关东军的政治、经济的参谋部，是最高的执行机关。[4]

从组织角度来看，伪满各级政府和各种机构都由日本人官吏来管理和控制，而日本人官吏的人事权则由关东军司令官所掌握，具体业务由关东军第三课和后来的第四课以及总务厅进行处理。按规定，荐任级以上的伪官吏的任免，都必须经关东军司令批准。[5]如果欲从日本国内任用课长以上的官员，无论是伪满政府还是特殊公司都无权直接办理，都必须由关东军和陆军省协商和决定。关东军对于日本人官吏的任免大权，是长期牢固地掌握，决不许变的；满系官吏的人事权实质上由关东军司令官掌握，原则上通过国务院总务厅长具体执行。[6]

在人事行政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利用伪满洲国作为其侵略工具，既要安排日系官吏，又顾忌到民族矛盾。于是，最初日本确立了尽可能以少数日系官吏统治伪满洲国，同时利用满系官吏缓和和回避同中国人民之间的摩擦与对抗的原则。[7]而伪满第一任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则认为，只有10%的日本人官吏难以控制伪满洲国政府，因而在第三次伪国务院会议上提出，至少需要20%的日本人官吏。实际上，这20%的标准也没有打住。日本人官吏的比例制度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到1935年，在伪满中央机关中日本人官吏比例已超过50%，有的机关，例如伪国道局竟高达90%。

与比例制一并实行的还有所谓定位制。日本侵略者为使伪满洲国多少保留一点“独立国家”的外貌，对于伪国务总理大臣为首的各院院长、各部大臣等正职，都任命中国人担任；而伪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副职以及一切重要岗位，均由日本人官吏来垄断。至于究竟哪些职位交给中国人，哪些职位必须由日本人官吏担任，是有规定的，并且是固定的。[8]

伪满洲国最重要的职位全部是日系官吏，例如总务厅的总务长官、次长及重要课长、参事官；属于镇压机构的重要职位；有关产业经济方面的重要职位（开拓总局局长及其总务处长、招垦处长和重要的课长；民生部的劳务司、劳务第一动员、第二动员及训练各课课长等均属此类）；教育部门的重要职位；技术机关的重要职位；国防军事上的重要地区和日本人集中的城市，其地方官署的重要职位等都是日系官吏担任。[9]

随着时代的进步，总务厅根据总务厅中心主义的根本方针，不断地扩大其权限内容。日本人官吏在伪满洲国的行政比例不断增加，日本担心长此以往，满人官吏将不会心悦诚服地发挥其作用。为此，此后非真正需要、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再重新采用日系官吏，同时，研究确定真正需要日本人的部门。此外，一般行政部门，尤其是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尽可能由中国人担任，限定日本人官吏的位置，采取改变日满官吏比例的方针。[10]

表1-1 国务院各部门的日满比例[11]

在伪满中央政府中，执政府既是执政的事务官厅又是执政的宫内机关，由国务院总理及府中令副署，并负其责任。国务院由七（八）个部构成，各部设总长（特任），由国务院总理统辖，包括民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司法部、文教部。其中，民政部总长为臧式毅，统辖地方行政、警察、土木、卫生和省长、警察总厅。在其直接监督下有：地方司、警务司、土木司、卫生司。此外，民政部还直接管辖监督土地局、新京特别市、首都警察厅、中央警察学校、特种警察队、哈尔滨市政筹备处等。[12]

与其他部相比，民政部的功能和重要性相对较弱，因此，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日本在官吏安排上，尽量压缩了日籍官吏在民政部的比例。虽然日满比例是由各机关、各司规定，但实际上，日系比例都高出于规定，因为日系官吏按定员安排，而满系官吏的实有人数少于定员，以这一部分空额作为官吏增薪或奖金的来源。例如，警务司日满比例规定是70∶30，但实际上比例却是80∶20，交通部应是65∶35，实际上是70∶30。特别是1937年12月，日本借口撤销治外法权后，日系官吏更是肆无忌惮地涌入了各个方面，全面地控制了伪满洲国。从此以后，原来规定的日满比例只能起到一点控制各部门要求增加日系官吏的消极作用而已。日系职员不仅在人事安排上比中国人优越，还享受着远远高于中国人的工资待遇。他们不仅基本工资高，而且还有具有殖民性质的工资，即还要加上一般津贴、住勤加薪、奖金等。其工资总额同日本国内相比，最低是国内的一倍半乃至三倍，同工资极低的中国东北人相比，相当于他们的数倍乃至数十倍。[13]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伪满洲国的机构问题，采取了彻底的中央集权制。经过精心策划，以极少数的日本官吏牢固地掌握伪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国务院总理在管理国政中的地位和权限，以及总务厅的设置。[14]伪满中央政府中，国务院为最高决策统辖机关，下设各部、局，其下有省、市、县、旗的地方统辖机关。一切施政，由伪满中央发号施令，各部、局和各省、市、县、旗执行贯彻。国务院设有总务厅，国务总理为中国人，总务厅长为日本人，且有权代理国务总理，处理一切事务。国务院下属各部，部长为中国人，各部内设有几个司，各部内都有总务司，并规定总务司为首席司，司长是日本人，他有权代理各部总长处理一切事务。其下为各行省，省长是中国人，各省公署内都有总务厅，并规定总务厅为首席厅，厅长为日本人，他有权代理各省长，处理一切事务。各市市长是中国人，在各市公署内设有几个处，无论哪个市里，都设置有总务处，处长是日本人，规定为首席处，总务处长有权代理市长，处理一切事务。各县县长是中国人，在各个县公署里，设置有参事官，参事官都是日本人，他有权代理县长，处理一切事务。伪满洲国在初期的人事行政上，明显的一点，就是各个伪机关里，都布置了日系官吏。[15]满系的最高官吏正如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一样，虽然被置于上位，却徒有虚名，只是作为招牌，面对中国人民起着“屏风”的作用。实行满系官吏和日系官吏的双重制，任命中国人担任机关的主要领导，日系官吏位居其次，但却掌握实权，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满洲国的根本方针。[16]

伪满洲国召开定期次长会议，因每周二举行，亦称火曜日会议[17]。它是在总务长官主持下，由总务厅次长及各处处长和各部次长等掌握伪满洲国实权的日本人最高官吏组成，负责审议决定伪满洲国政府所实施的一切政策（要纲）法令和措施（预算、决算、重要人事等）。[18]最初，火曜日会议里面完全没有中国籍官吏，后来日本在伪满洲国的中央机构里确立了日本人的统治地位后，亦吸收一两名中国籍官吏担任总务厅次长以及总务厅的统计处长和监察官，由此，中国籍官吏也能参加火曜日会议。但即使有一两名中国籍官吏参加火曜日会议，也不会受什么影响，反倒是更便于日本利用中国籍官吏，达到伪装日本侵略的效果，又避免了实际上存在的不便。由关东军完全支配的定期次长会议是实质上的阁议，是决定伪满洲国侵略方针的最重要的会议。[19]火曜日会议通过的议案，谁也不能改。由火曜日制定和决定后，才交给伪满形式上的国务院会议，无条件通过后再由溥仪敕令公布，皇帝的裁可不过是形式而已。例如，1945年2月，经武部六藏策划，伪民生部大臣金名世在伪满国务院会议提出加重奴役东北青年的《国民勤劳奉公法》修正案，把原规定的服役三年，每年服役四个月，改为服役六年，每年服役六个月。各伪部大臣都有质问，而武部六藏立即答复，因为时局的需要，劳力不足，所以才提出修正这个法案，要求必须通过，结果一致通过。[20]

日本在伪满的统治汲取了其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经验，一方面采取大棒政策，对反满抗日者进行残酷镇压，在伪满行政系统，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安插大量日本人，从而对伪满进行严格控制，在实际上完全操纵着伪满洲国的决策等运作过程。而另一方面又拿着糖饴，企图收买人心，缓和民族矛盾。其中一种“甜甜的糖饴”就是殖民医疗卫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