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奎报咏史诗的研究现状
李奎报文学暨咏史诗研究，韩国方面的相关论著虽不算少，可汉译作品则不多。而就相关汉译韩国文学著作内容来看，关于李奎报的内容也较为有限，如赵润济《韩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赵东一《韩国文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苏仁镐《韩国传奇文学的唐风古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等作品中，关于李奎报的文字也基本是一笔带过，当然，客观而言，作为从整体上把握韩国文学的著作，作者也是不可能仅就李奎报文学作品作细致研究的。而在国内，李奎报文学研究真正较为普遍地兴起为时则晚，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总量上看也未免显少，李奎报咏史诗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屈指可数。以下我们就改革开放以来李奎报文学研究的状况作一考察。
就李奎报整体文学成就所进行的研究：
较早有许文燮、李海山的《朝鲜十三世纪杰出的民族诗人李奎报及其创作评述》[《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但限于篇幅，该文未能在深度上作进一步探讨。其后刘江的《李奎报——朝鲜的李太白》（《文化译丛》1988年第3期）一文亦基本以介绍性语言就李奎报文学成就加以概括。著名朝鲜文学研究专家韦旭升先生在其《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第三编第三章中，以《爱国爱民的诗人李奎报》为题，对李奎报及其文学成就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200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韦旭昇文集》[26]，在第四卷中韦老专撰《高丽时期伟大诗人李奎报》一文，进一步就李奎报人生遭际及李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性和创作观等诸多方面作了系统而扼要的爬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朝鲜文学史研究经验得失的基础上，李岩等所著三卷本《朝鲜文学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对李奎报及其成就，作了全新全面的阐述。姜夏《高丽中期汉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对高丽中期汉诗评价道：“它上承高丽前期晚唐诗风的艳丽雕琢，下启高丽末期伴随性理学思潮涌入的抑情入理。它在社会内外忧患、汉文化冲击下的肥沃土壤上结出绚烂的文学之花。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学发展和政治历史上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双面性，对其汉诗整体特征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该论文中相关李奎报的研究论述颇多。
以上为李奎报全面性研究的论文和相关著作，除此之外，还有从诗学、风格、思想内容等角度就李奎报文学进行研究者。主要如下：邹志远、刘雅杰《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东疆学刊》1997年第4期），邹志远《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文气”审美批评》（《东疆学刊》1998年第4期），温兆海《简论李奎报诗论中的审美范畴——味》（《当代韩国》2004年第3期），王国彪《论高丽诗话对“池塘生春草”句的解读》（《现代语文》2008年第4期），王正海《高丽汉诗对宋诗之接受研究》（《学术界》2012年第9期），何海云《“文气说”与朝鲜半岛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马也《朝鲜作家李奎报对曹丕“文气”论的阐发与变异》（《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郭伟《从〈白云小说〉看李奎报的诗学思想》（《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以上诸文从诗学的角度，对李奎报文学成就进行了微观探讨，具体而言，则或研究李奎报对中国“主意”“文气”“味”等诗学思想的接受情况，或探讨李奎报诗学思想的形成，抑或考察李奎报对朝鲜诗学思想的影响等。而专业论述李奎报诗学理论与成就的著作主要为李岩《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涉及李奎报诗学理论者主要在第六章《高丽汉文学的繁荣与唐宋文学》，具体则为第三节《高丽诗话与中国文论》、第五节《高丽诗话的理论特色》。
而从李奎报文学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以及文体分类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李岩《论李奎报诗歌创作历程及其艺术风格》[《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认为，李奎报是朝鲜高丽时期最有才华的民族诗人，也是在朝鲜中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独辟蹊径的现实主义文学泰斗，在名家辈出、群星争辉的高丽诗坛上，他以高超的艺术才能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自己民族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后，探讨李奎报文学艺术风格者则有邹志远《浅析李奎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审美风格论》（《东疆学刊》2001年第2期）一文。作者认为“体”是李奎报诗论最为重要的审美范畴，这个概念在李奎报诗论中有两种含义：其一指“诗作法”；其二指“艺术风格”。而从内容入手进行研究的则有：林贞玉《李奎报之文学与宗教》（《岱宗学刊》创刊号）、刘彦明《论李奎报散文中的禅学蕴涵》[《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刘延祥《李奎报散文中的民族意识探微》（《东疆学刊》2007年第4期），他们要么立足于李奎报宗教思想，要么放眼于李奎报民族意识。刘彦明《李奎报散文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主要采用历史的、美学的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秉持比较的思维观念，紧密围绕李奎报散文文本，对其中所包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李奎报散文中的中国文学等问题进行梳理和提炼，较为全面、准确地展现了李奎报散文的面貌。王成《李奎报散文对先秦散文说理艺术的接受》（《东疆学刊》2020年第1期）一文就李奎报散文认为：“朝鲜古代文人李奎报的散文精于议论说理、抒情言志，为了能将抽象的道理形象化、观点表达明确化，他从先秦散文中汲取营养，灵活运用先秦散文的多种说理艺术，如类比说理、因事说理、寓言说理等论证方法，使他的散文论辩透辟，逻辑缜密，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欢《苏轼笔记对高丽朝李奎报散文创作的影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则“以高丽朝李奎报的散文为切入点，通过与苏轼笔记的对比分析，不仅挖掘出二者独有的文学价值，并透过诗评、史论、游记管窥忠君爱国的情怀，被贬归乡后的豁达超脱”。此外，朱惠敏《李奎报咏物诗研究》（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以李奎报的咏物诗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李奎报咏物诗的总体创作状况、思想内容、审美价值和艺术特色。
也有研究者从文体的角度就李奎报文学进行研究。苏晨《朝鲜的李太白》（《读书》1986年第6期）一文对此关注较早，该文认为：朝鲜四大汉诗人或四大诗人，新罗崔致远过后就排到高丽李奎报。用《朝鲜的李太白》作题来写李奎报，可能不太贴切，因为李奎报的诗风好像更近宋诗。而席永杰的《13世纪朝鲜杰出的现实主义汉文诗人李奎报》[《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则从李奎报诗歌所具有的反对侵略、爱国爱民、淡泊名利等内容入手，探讨了李奎报诗歌中的现实主义。陈蒲清的《论李奎报的寓言》（《长沙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则认为李奎报是高丽王朝最重要的寓言作家，其寓言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具有特色，且体裁多样，包括散文体、诗体、假传体，而朝鲜高丽时期假传体寓言创作中，李奎报、林椿（字耆之）实属最早。丁莹《李奎报外交文书的骈体艺术及其体现的东北亚国家关系》（《云梦学刊》2019年第3期）认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这些外交文书对于舒缓国患、维持高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从侧面体现了高丽与蒙元、金、东真的国家关系。
另外，尚有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等角度就李奎报文学进行研究者。邹志远《李奎报对中国唐代诗歌创作的文学成就论》[《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通过考察李奎报文学成就与唐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李奎报诗歌创作无论就诗意、诗语还是就诗体、诗律，都深受唐人影响，在李奎报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完整遗存了白居易的诗学观。后来在《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白居易与高丽诗人李奎报的诗歌创作》一文中，作者进一步重申了其观点。朴锋奎的《杜牧诗文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及其影响——以李奎报为例》[《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认为：根据掌握的史料来看，在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和创作手法三个主要方面，杜牧对李奎报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林贞玉《李白诗与李奎报诗审美意识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以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点，着重探讨了李白诗与李奎报诗中的审美意识及其新意气势、豪迈俊逸、忧国忧民、行路苦难、自由独吟、回归自然等问题。其后作者又有《李白与李奎报对月亮的审美意识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一文，进一步就李白与李奎报对月亮的审美意识作了具体比较。王成、房璨在《韩国李奎报〈白云居士传〉与王绩〈五斗先生传〉之比较》[《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中则认为：“韩国李奎报《白云居士传》与王绩《五斗先生传》受到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影响，均以‘号’名篇，取横舍纵；隐去姓氏，模糊时代；叙述语言相近，内涵精神相承。二文亦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五斗先生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比《白云居士传》更为丰满、鲜明；行文结构的安排上，二文也显出差异。”崔雄权《韩国高丽朝李奎报对“虎溪三笑”的接受与解读》[《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认为：李奎报通过苏轼、来华僧人以及韩国古代文人之间的传承等方式接受了“虎溪三笑”典故，而通过对“虎溪三笑”典故的或化用、或转用、又或直用，李奎报创造了“虎吼”“陶令饮”“陶潜卮”等别具新意的诗歌形象。赵玉霞、王瑞凤《蔡邕〈述行赋〉与李奎报〈祖江赋〉比较》[《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一文认为：通过对比研究可见蔡邕的《述行赋》和李奎报的《祖江赋》在情感基调、典故运用、布局谋篇等方面既有很多的相似处，又具有自身的独特风格。安海淑《苏轼对李奎报文学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认为：苏轼文学对李奎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即从儒家、道家、佛家等方面，都可明显发现李奎报文学中苏轼的影响。王玉姝《多元文化背景下杜甫与李奎报佛禅思想同异探析》（《东疆学刊》2019年第1期）一文指出：“杜诗东传朝鲜后，因本身‘诗史’的特点对朝鲜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人对其评价甚高，与杜甫同样具有儒家忠君爱民思想的李奎报亦十分推崇杜甫。因各自国情和所处时代的原因，二人在崇信传统儒家功业思想的同时都崇信佛教。二人在佛禅渊源、作品中的佛禅意境、佛禅思想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具有鲜明的国情特征，并衍射出他们各自不同的佛禅感悟。”
从以上材料我们发现，李奎报研究在国内起步不早，论著也不算很多。而关于李奎报咏史诗研究的论著，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可以看到的论述只有如下几种。玉弩的《论朝鲜诗人李奎报的〈开元天宝咏史诗〉》（《东疆学刊》1993年第4期），系李奎报咏史诗专门研究的较早作品，作者认为李奎报从其史识和情感方面，对中国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的有关事迹作了跨域的批评与反思。而李岩《李奎报〈东明王篇〉艺术结构漫谈》（《东疆学刊》2005年第3期）一文则通过对李奎报最著名咏史长诗的研究，认为《东明王篇》是神话传说历史化和作家文学中“复活”的一个典型例子，具有强烈的幻想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有生活依据，偶然中蕴藏着必然性，而其语言则生动活泼，风格豪放雄浑。而在此之前的《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李岩于第七章《李白、杜甫等中国名家对高丽文学的深远影响》之第一节《李奎报创作中的中国诸名家》、第二节《“海东谪仙”李奎报诗中的李白》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探讨李奎报汉诗创作成就，其中就李奎报咏史诗涉及颇多。严杰《李奎报〈开元天宝咏史诗〉的小说文献意义——以〈玄宗遗录〉佚文为重点》（《文献》2012年第1期）认为，《开元天宝咏史诗》四十三首，以古讽今的政治意义已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其小说文献意义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朴相福《漫谈〈东明王篇〉与〈诗经·大雅·生民〉之关联》[《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认为《东明王篇》受到了《生民》的创作思维和叙述方式的影响，但是两国的地域和国情不同，因此各自显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不愧是两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英雄史诗。聂聪聪的《李奎报〈开元天宝咏史诗〉研究》（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一文，“将李奎报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文本创作的内容相结合，探究诗歌所涉及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组诗与国内同题材诗歌相比较，探究异同”。
李奎报咏史诗，有着从整体上系统加以梳理研究的必要性，这也正是我这一研究尝试的意义所在，而其无疑也会有助于对李奎报乃至整个高丽文学研究之推动。
[1] 本书中所谓“朝鲜”，系指广义朝鲜民族，而非政治意义上相对“韩国”之“朝鲜”国家实体。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脚注和最后“参考文献”部分，对所涉之朝鲜半岛古籍，将根据古籍具体所属朝鲜半岛历史朝代，而在具体古籍名称前括注以“新罗”“高丽”“朝鲜”字样，故凡于脚注和最后“参考文献”古籍名称前括注中所出现的“朝鲜”字样，均指朝鲜半岛历史发展中，继新罗、高丽之后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对脚注和最后“参考文献”部分所涉及的现当代韩国文献，将在文献名称前括注以“韩”字样。
[2] 黄筠：《中国咏史诗的发展与评价》，《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冬之卷。
[3] 郭丹：《论〈昭明文选〉中的咏史诗》，《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4] 江艳华：《魏晋南北朝咏史诗论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5] 孟昭燕：《谈咏史诗》，《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3期。
[6] 李士龙：《试论古代咏史诗》，《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
[7] 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9] 雷恩海：《咏史诗渊源的探讨暨咏史诗内涵之界定》，《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0] 沈祖棻：《唐人七绝浅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64页。
[11] 韦春喜：《宋前咏史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8页。
[12] （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见《全唐诗》卷二百三十，杜甫十五。
[13] 由于以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品为研究对象，因此，凡自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之文献，文献出处直接标注于引文之后，不作脚注。另外，作为李奎报咏史诗资料主要来源的《东国李相国集》，其版本以《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2005年版）收录本为准。而这一论作中亦将涉及如下朝鲜文献古籍：崔致远《孤云集》、林椿《西河集》、陈澕《梅湖遗稿》、金坵《止浦集》、李齐贤《益斋乱稿》、李穀《稼亭集》、安轴《谨斋集》、李穑《牧隐稿》、郑道传《三峰集》、闵思平《集蓭诗集》、韩修《柳巷诗集》、郑枢《圆斋稿》，其版本依据亦自《韩国文集丛刊》，现予一并介绍，不另作脚注。
[14] 李晓明：《唐代咏史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5] 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
[16] 李晓明：《唐代咏史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7] 李晓明：《唐代咏史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18] 《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9] 韦春喜：《宋前咏史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20] 胡经之、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1] 李晓明：《唐代咏史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2] [韩]赵东一：《韩国文学论纲》，周彪、刘钻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23] 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页。
[24]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百〇二，李奎报。
[25] 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
[26] 《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的作者署名为“韦旭升”，《韦旭昇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作者署名为“韦旭昇”，作者实为同一学人，系中国著名朝鲜文学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