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丽王朝内部的权力争斗
高丽社会发展到中期时，社会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并在王朝内部激化。李奎报出生之前，高丽仁宗时代先后发生了李资谦之乱和妙清之乱。李资谦系高丽王廷外戚，高丽第十六代王睿宗纳资谦第二女为妃，而第十七代高丽国王则纳资谦第三女和第四女为妃。由此李资谦坐大，并欲谋反，事发后囚仁宗，“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资谦党，国事不自听断。动止饮食，皆不自由，百寮移寓旁近寺馆，备员而已。资谦、俊京威势益煽，其所施为，无敢谁何”[35]。但李资谦本人不久即被其部下所镇压。权贵李资谦败后不久妙清之乱开始。“仁宗六年（1128），日者白寿翰以检校少监分司西京，谓妙清为师，二人托阴阳秘术以惑众，郑知常亦西京人，深信其说，以为上京基业已衰，宫阙烧尽无余，西京有王气，宜移御为上京。”[36]由于仁宗最终并未认可妙清等人的迁都计划，后者遂于仁宗十三年（1135）据西京反，“国号‘大为’，建元‘天开’，号其军曰‘天遣忠义’，署官属，自两府至州郡守并以西人为之”[37]。次年春叛乱被镇压，著名文士郑知常即因支持迁都而被金富轼所杀，“先生萧洒出尘埃，忽叹风前玉树催”[38]即表达了时人对郑知常罹难的叹惋，从中不难见出士人从妙清之乱感受到的强烈心灵冲击。高丽王朝以下克上的内乱形成了一种风气，并一直延续到高丽末期。李奎报出生后的第三年，即高丽毅宗末年（1170），郑仲夫、李义方之乱开始，而从如下关于此乱起因的叙述，我们不难窥视高丽朝廷利益集团之间水火不容之状。史载：“时王荒淫，不恤政事，游幸无度。每至佳境，辄驻辇吟赏风月。十八年，王移御仁智斋法泉寺，僧觉倪迎驾于獭岭院。王与诸学士唱和未已。仲夫以下诸将疲困愤惋，始有不轨之心。左副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韩赖，无远度，怙宠傲物，视武弁蔑如，众怒益甚。二十四年，王幸和平斋，又与近幸文臣觞咏忘返，扈从将士饥甚。仲夫出，旋牵龙行首散员李义方、李高，从之密语。仲夫曰：‘文臣得意醉饱，武臣皆饥困，是可忍乎？’”[39]叛乱于是发生。郑仲夫、李义方之乱实系武人为改变自身卑下的地位与身份而进行的一场运动。这次政变中，大批文人被杀，更有不少选择了隐逸，著名的“海左七贤”即为此次武人叛乱事件的产物，其中成员如名扬后世的高丽诗人林椿，“毅宗末年，阖门遭祸，一身仅免。避地于江之南，累岁还京师，收合余烬，思欲雪三奔之耻，卒不就一名”[40]。而“海左七贤”之领军人物李仁老，其“颜巷枕肱食一箪，东陵昼膳脯人肝”[41]诗句则无疑是对政变灾难的强烈控诉。毅宗末年武人叛乱，对长期处于低位的武人而言，无疑为扬眉吐气之良机，难怪后来郑仲夫及其党羽被庆大升斩杀后，“武官或宣言曰：‘郑侍中首唱大义，沮抑文士，雪吾曹累年之愤，以张武威，功莫大焉。今大升一朝而尸四公，孰讨之耶？’”[42]文人左右高丽政权的时代宣告结束，而长达近百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武人专政时代由此开始。明宗三年（1173），金甫当等起兵，并奉已被废黜的毅宗出居鸡林，后兵败，金甫当等死难，毅宗亦为郑仲夫手下李义旼所杀。明宗四年（1174），郑仲夫杀和其一起发动政变的李义方，同时西京留守赵位宠起兵谋讨郑仲夫等，并欲割地附金，兵败被杀，余党后复举事，亦败。明宗九年（1179），庆大升杀郑仲夫等，其后他便因怕遭仇家报复而处于长久惊悸状态之中。明宗十三年（1183），“大升忽梦仲夫握剑叱咤，得疾卒，年三十”[43]，其党被消灭殆尽。明宗二十六年（1196），崔忠献、崔忠粹兄弟发动对政敌的攻击并消灭李义旼，最终掌控权力，关于此次事件，《东国李相国集·年谱》中也有“四月，京师乱，姊夫南流黄骊”等相应记载。
崔忠献掌权后，总结了毅宗末以来武人掌权失败的经验，适度平衡农民、文士等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时清理异己，从而实现了崔氏家族对高丽朝政长达六七十年的把控。崔忠献于兵变上台后在对明宗的陈情中说：“伏见贼臣义旼性鸷忍，慢上陵下，谋摇神器，祸焰炽然，民不聊生。臣等赖陛下威灵，一举荡灭，愿陛下革旧图新，一遵太祖正法，光启中兴。”[44]崔忠献之辞虽不免冠冕堂皇，但它却也反映出当时高丽上层的矛盾和朝政腐败、民生凋敝等问题。崔忠献、崔忠粹上台后，废明宗，另立平凉公王旼为王，是为高丽神宗。神宗立，崔忠献弟崔忠粹欲以女嫁新国王太子以扩势，遂与崔忠献同室操戈，崔忠粹败死。次年崔忠献杀尚州牧守金俊琚等反对派，高丽熙宗七年（1211）十二月发生了高丽熙宗本人策划的谋诛崔忠献事件。史载：“一日，忠献以事诣寿昌宫谒王。有顷，王入内，中官给忠献从者曰：‘有旨赐酒食。’乃引，深入廊庑间。俄有僧俗十余人持兵突至，击从者数人。忠献知有变，仓皇奏曰：‘愿上救臣。’王默然闭户不纳。忠献无以为计，匿于知奏事房纸障间，有一僧，三索竟不获。”[45]死里逃生后，十二月，“癸卯，忠献废王，迁于江华县，寻迁紫燕岛，放太子祉于仁州”[46]。而具体负责实施熙宗计划的内侍王濬明等谋诛崔忠献不克，反为崔忠献所杀。高丽高宗四年（1217），被压迫僧众试图趁契丹入寇之机冲杀崔忠献家，崔忠献父子遂将其杀散，“明日，忠献闭城门，大索僧之逃者，皆杀之，会大雨，流血成川。又斩僧三百余人于南溪川边，前后所斩几八百余，积尸如山，人不得过者数月”[47]。其后高宗六年（1219），“校尉孙永等十人醵饮于市。酒酣叹曰：‘顷与契丹战有功，以无赂不得官。’坐中人告忠献，忠献遣家兵捕之，并其同类百余人斩于保定门外。郎将奇仁甫谋诛忠献，不克见杀”[48]。校尉孙永等因酒后牢骚之语而招来杀身之祸，而也就在该年，被贬桂阳的李奎报在《无酒》一诗中发出了类似的不满之辞，曰：“忆昨在京辇，月俸有余赀。酿得如许瓮，挹酌无停时。家酝或未继，沽饮良足怡。嗟嗟桂阳守，禄薄酿难支。萧条数家村，何处有青旗。亦无好事者，载酒相追随。端坐一堂上，竟日独支颐。业已为逐臣，饥渴固其宜。胡为浪自恨，攒我数寸眉。开口强大笑，笑冷反噢咿。此语勿轻泄，闻者当哂之。”（《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五》）当然，“此语勿轻泄，闻者当哂之”句说明“无酒”可喝的李奎报毕竟头脑还算清醒，他还是有着较强的警惕意识，否则亦恐将招致灾祸。高宗六年（1219），崔忠献病死，池允深、柳松节等谋诛其子崔怡不成，反为崔怡所杀。崔怡遂继掌权柄，并陆续除掉政敌。高宗七年（1220）崔怡效其父崔忠献杀崔忠粹例，先是流其弟崔珦于洪州，其后将崔珦迫害致死于狱中，“又洪州人常往来于珦者，无问轻重，悉诛之”[49]，其他株连死者甚众。高宗十年（1223），“上将军崔愈恭尝与枢密副使吴寿祺、将军金季凤、郎将高寿谦等，邀宴重房诸将于其家，谋欲尽杀文臣以报私怨。事觉贬寿祺为白翖镇将，寻遣人杀之，愈恭为巨济县令，季凤为溟州副使，配守（寿）谦海岛。明年，愈恭与季凤及大将军李克仁谋杀怡，怡知之，杀愈恭、克仁、季凤、散员朴希道、李公允等，流其党五十余人于岛。又鞫其党，辞连枢密副使金仲龟、上将军咸延寿、李茂功、大将军朴文备，皆流远岛”[50]。高宗十四年（1227），崔怡因疑上将军卢之正、大将军琴辉、金希磾、周演之、术僧道一等欲加害于己，遂杀之。高丽高宗十九年（1232），崔怡挟国王迁都江华岛，进一步强化了崔氏家族的势力。史载：“怡欲迁都江华，会宰枢其第议之，皆畏缩不敢言。夜别抄指挥金世冲排门入，诘曰：‘松京自太祖以来，历代持守，凡二百余年，城坚而兵食足，固当戮力死守，社稷舍此将安都乎？’怡问守城策，世冲不能对，集成谓怡曰：‘世冲效儿女之言，欲沮大议，请斩之，以示中外。’金铉甫希集成意，亦言之，遂引世冲斩之。怡遂请王亟下殿，幸江华。”[51]高宗二十年（1233），崔怡遣将往西京讨降元将领洪福源等，擒杀毕贤甫，洪福源则逃入蒙古，其后崔怡“悉徙余民于海岛，西京遂为丘墟。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谗构本国，随兵往来”[52]。
不难看出，武人时代，尤其是崔氏专权时代，高丽内部的斗争相当残酷而激烈，而崔忠献、崔怡父子“技高一筹”，在持续的斗争中都能成功击败反对派，但实际上，崔氏父子成功专权的秘笈还在于：为防备任何可能反对自己的势力，宁肯冤杀无辜，亦不使一人逃脱。如在崔忠献上台后，为防止敌对势力，崔忠献不惜捕风捉影，滥杀无辜，这从崔忠献屠杀打柴家僮一事即可看出。神宗六年（1203），“诸家僮因樵苏，分队习战于东郊，忠献闻之，遣人捕之。皆遁，只获五十余人，掠问，投于江”[53]。而崔怡继承了其父的残暴和多疑作风，如崔怡因怀疑而冤杀金希磾后，为防止可能的报复，并杀金希磾子等无辜者，史载“有文大淳者，尝流紫燕岛，有僧犯罪亦配是岛，与大淳相恶。遣人谮怡曰：‘大淳等潜谋作乱，发近邑兵，将赴京。’怡遣郎将李蒉执大淳等五人，不问而杀之，朝野称冤”[54]。可想而知，依靠屠刀维持的权力独专终究是会垮塌的。李奎报去世后的高丽高宗三十六年（1249）年末，崔怡死，子崔沆续掌权柄，高宗四十四年（1257）崔沆死，次年，其子崔竩未能将崔氏苦心经营六十余载的独裁局面延续下去，终于为其部下所杀，不久后朝政复归高丽王室。
综上不难看出，李奎报所处武人专政时代的高丽政坛充斥着浓烈的血雨腥风，这种状况下的文人，其境遇无异于军阀混战、咏史诗繁盛的晚唐乱局中之文人：“与王权疏离，被政治边缘化的无奈处境，使广大文人的用世之志逐渐泯灭，对现实政治彻底绝望。”[55]但是，作为一名有志于步入仕途、有着为国效劳强烈愿望的知识分子，李奎报仍旧决意以相当大的勇气和忍耐力去直面“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56]的险境并与之共舞。所以，理想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对李奎报而言并非易事，命运注定李奎报是要以人格尊严和自由个性的丧失为代价，从而换取仕宦和报国之机会。难怪有学者评价李奎报曰：“他虽然自称是个洁净的学者，但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一个拥护封建国家、支持王权的封建官吏。”[57]尤其李奎报选择与武人合作，实际这是他为实现报国理想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种报国平台的选择充满了玄机，李奎报极易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这是他想阻止也难以阻止的。高丽明宗二十七年（1197），“公年三十。冬十二月日，冢宰赵（永仁）、任相国（濡）、崔相国（诜）、崔相国（谠）联名上箚子，荐公请补外寄，以备将来文翰之任。上遂允可，掌奏承宣某，以尝有微憾，至是夺箚子，不付天曹，佯称忽失。冢宰亦以箚子不付为解，便不调之。诗集有《上赵令公诗》云：‘昔见银杯尝羽化，今闻箚子忽登仙。’士林莫不叹之，又作上《赵大尉书》，追诉其由”（《东国李相国集·年谱》）。这件事对李奎报影响较大。其后李奎报又作《重上赵令公》诗，曰：“鹗书朝奏九重天，御墨才宣万口传。昔见银杯尝羽化，今闻箚子忽登仙。马失焉知还是福，羊亡不用若相追。品题全系山公手，何恨天书半路移。”（《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七》）神宗二年（1199），李奎报获得了与权臣崔忠献直面的机会，这反映于：《己未（1199）五月日，知奏事崔公宅（后为晋康公）千叶榴花盛开，世所罕见，特唤李内翰仁老、金内翰克己、李留院湛之、咸司直淳及予占韵命赋云》一诗文，其中作者有曰：“玉颜初被酒，红晕十分侵。葩复钟天巧，姿娇挑客寻。爇香晴引蝶，散火夜惊禽。惜艳教开晚，谁知造物心（自况予晚达）。”（《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九》）其后，李奎报又作《谢知奏事相公见唤，命赋千叶榴花并序》道：“重恩欲报良无计，但祝千年寿等椿。”（《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九》）同年秋，李奎报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三十二岁的他“补任命为全州牧，司录兼掌书记，秋九月，赴全州”（《东国李相国集·年谱》），可是，因个性正直，李奎报在全州一年多以后即被排挤，神宗三年（1200），“冬十二月，被废发全州。初，公之理州也，通判郎将某，贪且偃肆，公不屈，因公事屡激怒之，通判不胜其愤，又欲自专，遂构贝锦之词”（《东国李相国集·年谱》）。而关于此次罢官，李奎报曾作《十二月十九日，被谗见替，发州日有作》，诗中作者就官场的险恶说道：“早图敛退偶因循，窃禄忘羞果辱身。诣吏自明犹未得（无劾章），仰天大笑更何陈。谗人尚在谁投虎，吾道难行谩泣麟。的是前生曾有债，不须惆怅也伤神。”（《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十》）
其后。李奎报又历坎坷，在高宗六年（1219）五十二岁时遭受了人生又一次打击，这年他被权臣晋康侯崔忠献流放：“春，公被劾免官。前年十二月日，外方八关贺表有不及进呈者，公欲弹之，琴相国固止之。至是月，晋康侯考其由，即劾相国及公，相国见原而公独免官。四月，出为桂阳都护府副使兵马钤辖，五月赴桂阳。”（《东国李相国集·年谱》）此段文字中的“八关”即八关会，“八关会原本即属佛教仪式系统，即佛教授予入戒的仪式，具有禁欲性质，后来成为国家举办的祭奠。高丽太祖王建在训要十条中提倡举行八关会以祭祀天灵、五岳、名山、大川等。这样就使八关会这一佛教仪式负载了新的内容，即其中融入了朝鲜民族的土俗信仰内容”[58]。八关会作为高丽国家的盛典，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出现，不善仕宦权谋的李奎报遂难免成为牺牲品而遭流放。关于此事，李奎报曾在其著名的《祖江赋》序中如是道：“贞祐七年四月，予自左补阙被劾，寻除桂阳守，将渡祖江，江水本迅激，适值暴风，困而后济。为赋以悲之，卒以自宽。”李奎报并在《桂阳赋》中道：“予既被谪，遭此险流。孤舟兀以出没兮，其将安适兮去悠悠。”（《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一》）同年九月，权臣崔忠献死，其子崔怡掌权，并于次年夏召李奎报回京。可是，李奎报与八关会之间的“孽缘”并不止于仅仅一次，高宗十七年（1230），“庚寅，公年六十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长流于猬岛。是年八关会侍宴次事有戾于旧例者，是枢密车公所使也，知御史台事王猷怒叱执事者不从，车公误以王猷诃宰相愬之，时公及宋左丞恂夹座，故疑其助扬之。皆流于远岛，是日出宿青郊驿，十二月，至保安县，留待顺风，二十六日，入猬岛”（《东国李相国集·年谱》）。高宗十八年（1231）七月李奎报还京，八月蒙古大举入侵高丽，于是李奎报投身抗敌工作，“九月，仍备胡兵，以白衣守保定门”（《东国李相国集·年谱》）。外敌压境，内局混乱的高丽国势之下，李奎报纵有再多才华与报国理想，亦难以施展，此刻他所能做的，只是作为一名普通高丽人，在御敌过程中尽到一己之力，关于此事，李奎报并作有前述《是年九月，因备御胡兵，以白衣守保定门》一诗。而李奎报“以白衣守保定门”句中所言及的“白衣”，无疑是遭流放返京后的李奎报身份地位和其才华不相匹配的象征，因为在古时的儒家文化圈，“白衣”在被赋予了阶级性的服装制度中代表的是社会地位之卑贱。吴晗即曾如此总结：“皇帝穿黄袍，最高级的官员穿大红、大紫，以下的官员穿绿，皂隶穿黑。至于平民百姓，就只好穿白了，以此，‘白衣’也成为平民百姓的代名词。”[59]李奎报的遭际是他所处时代使然。文献曾记述高丽中期武人专政下统治阶层权力内斗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时言道：“毅、明以后，权臣执命，兵柄下移，悍将劲卒，皆属私家，国有方张之寇，而公无一旅之师。卒至仓皇不振，然后始多方调发，或括京都，无问贵贱，或阅文武散职白丁杂色，或佥四品以上家僮，或以屋闲多少为差。国势至此，虽欲不危，得乎？”[60]而李奎报于花甲之年“以白衣”备胡一事则在侧面证明《高丽史》关于国家危急存亡时刻兵源不足之载的同时，更将作为社会个体的李奎报在恶劣时代洪流中的悲戚与无奈显现无遗，而这种窘境则与武人擅权暨统治阶层内部相克有很大关联，在内部相克期的整体政治大环境下，李奎报难逃其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