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咏”的方式看咏史诗的分体

咏”同“詠”。《说文解字》云：“詠，歌也。从言永声。”[17]本义是唱诵歌咏的意思，引申为吟咏，含有咀嚼不尽之意。前人解释咏史诗之“咏”多为记述和评论，并将直接铺叙历史的咏史诗视为“正体”，将评论历史，寄托自己怀抱的咏史诗视为“变体”。刘熙载进一步概括为“传体”和“论体”两类。但是，这样的分类存在一个问题，有些咏史诗的创作，没有简单的铺叙历史事实，也就当然不能属于传体。但是也很难说这些诗歌内部寄托了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类咏史诗就很难归类。已经有学者看到这一问题，并且试图弥补其中的缺陷：如孙立将咏史诗分为传体咏史、论体咏史、比体咏史三类。[18]李真瑜将咏史诗分为感史诗、述史诗和议史诗这三种主要类型。[19]但是，二位学者所分的类别的外延之间有所交叉，如比体咏史和论体咏史之间，感史诗和议史诗之间都很难区分。根据咏史诗创作的实践和当时文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本书认为这一时期的咏史诗应该根据“咏”的不同角度划分为传体、论体、赞体三个类型。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一 栝本传的传体咏史诗

传体咏史诗，是指采用纪传体的方法撰写的咏史诗。其基本的创作方法就是用诗歌的形式详细地复述历史事件的原委，可以看作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诗传，其中间或流露出作者个人的意见和判断，但是并不占主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类咏史诗的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班固的《咏史诗》，此诗以叙事为主，细致描述了缇萦救父的过程：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长安；次写缇萦痛感父言，遂诣阙陈辞；再写文帝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后以感慨结之，赞扬缇萦胜过男儿。此诗以大量篇幅铺陈史事，过程详备，细节毕现，把缇萦救父事在七联十四句中娓娓道出。“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栝本传，不加藻饰”。如果将班固的《咏史诗》与《汉书·孝文本纪》[20]、《史记·扁鹊仓公列传》[21]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传体咏史诗”的特点（见表1-1）：

表1-1 《咏史诗》《汉书·孝文本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内容对比摘录

仔细对读表1-1可以发现，班固此作，就是用五言韵语叙述史料。虽然，最后一句可能包含作者自己的情感在内，但是根据篇幅的比例来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卢谌《览古》的写法也是这样，这首诗主要描写的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其诗云：

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秦人来求巿，厥价徒空言。与之将见卖，不与恐致患。简才备行李，图令国命全。蔺生在下位，缪子称其览。奉辞驰出境，伏轼径入关。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挥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连城既伪往，荆玉亦真还。爰在渑池会，二主克交欢。昭襄欲负力，相如折其端。眦血下沾襟，怒发上冲冠。西缶终双击，东瑟不只弹。舍生岂不易，处死诚独难。棱威章台颠，强御亦不干。屈节邯郸中，俯首忍回轩。廉公何为者？负荆谢厥愆。智勇盖当世，弛张使我叹。[22]

该诗36句，前34句都是根据《史记》所记，用诗歌的形式叙述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的故事。甚至有些诗句都是直接化用《史记》的原句。虽然最后两句，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蔺相如智慧和勇气的赞叹。

传体咏史诗，是咏史诗最基本的类型，即所谓“正体”，这一做法肇始自班固，一直绵延不绝，成为咏史诗一个最主要的类型。

二 寄予感怀的论体咏史诗

论体咏史，是指采用论说体的方法撰写的咏史诗。这类咏史诗的创作特色是：诗歌中不再单纯的叙述历史事件，而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将历史事件的要点或人物的基本特点提炼出来，简要地表达自己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咏史的目的是借助历史事件或人物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寄托。咏史，并非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咏怀。这一类型的咏史诗最早可以追溯到曹操的《短歌行》，其诗曰：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专征，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所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23]

曹操在诗歌中，赞美周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而犹能臣服于殷朝的功德；宣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称许晋文公称霸不凌王室的功勋。其真正的目的，就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就是论体咏史的关键所在。如果说，曹操此诗中的个人情感还是隐藏在对历史人物功业的评述之中；而左思所作，则将个人的情感倾注在各种历史人物之中，正式开创了论体咏史诗的艺术规范。左思的八首咏史诗，褒贬了古往今来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但是，他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完全都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程千帆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诗中史事，分然杂出，而细加条理，则友纪较然。析而言之，冯唐、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为一系。潜郎终身汩没，四贤初仕屯蹇，则作者所因为况譬者也。段干木、鲁仲连一系，佛酿成伸腿，爵赏不居，则作者所因为仰慕者也。许由、扬雄一系，当时尊隐，来叶传馨，则作者所因为慰藉者。苏秦、李斯一系，福既盈矣，祸亦随之，则作者所引为鉴戒者。独荆轲之事，若无关涉，殆可为寂寥中之奇想，而归本于自贵自贱，是与他篇固亦相通。[24]

咏史诗中的议论，与其说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感慨，毋庸说是左思的自况或者借以鞭策、鼓励自己的榜样和引以为鉴的对象。这类论体咏史诗，经过左思之手，成为后世咏史诗最常见的类型之一。

三 起于“赋得体”的赞体咏史诗

赞体咏史，是指采用颂赞体的形式撰写的咏史诗，这一写法起自南朝的赋得体咏史。之所以单独列为一类，是因为这类咏史诗具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和传体相比，这类咏史诗的区别在于，并不采用史传的方法仔细叙述历史的细节，而是用概括的语言一笔带过，具体说来，一般多采用对偶的句式，用高度凝练的词汇概括历史事件。

其次，与论体咏史相比，这些诗歌虽然也会表达出作者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意见、观点和看法。但是，这些情感只是在同题共作的情况下单纯地评论历史，表达对于历史人物的赞美或者评点，很难说寄托了作者个人的思想。

最后，这类咏史诗的创作场景，一般都是同题共作的集体场合。在南朝则多见于“赋得体”。赞体咏史虽然在中古咏史诗中所占数量不多，但是也具有很鲜明的特点。如周弘直《赋得荆轲诗》其诗云：

荆卿欲报燕，衔恩弃百年。市中倾别酒，水上击离弦。匕首光凌日，长虹气烛天。留言与宋意，悲歌非自怜。[25]

这首诗是歌咏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但是诗歌的重点并没有放在易水送别、图穷匕见等具体情节的描写上，只是用概括的语言选取人物事迹中的几个典型特征组成对偶句。虽然也体现了荆轲的“悲歌”慷慨之气，但是，很难说这和作者本人的情感寄托有什么联系。检点周弘直一生，历任国子博士、庐陵王长史、尚书左丞、兼羽林监、中散大夫、秘书监，职掌国史官署。升任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而且得享天年，寿终正寝。[26]他对于荆轲的歌咏，只是在“赋得”情况下的“命题作文”。很难看出自己寄托的情感。再如张正见的《赋得韩信诗》：

淮阴总汉兵，燕齐擅远声。沈沙拥急水，拔帜上危城。野有千金报，朝称三杰名。所悲云梦泽，空伤狡兔情。[27]

诗中也是简要地赞颂韩信一生的功绩和英名以及知恩能报的品格，惋惜其“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但是，检点张正见的一生，诗人并没有这样的经历，《陈书》载张正见的仕宦经历：

正见，幼好学，有清才。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国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彭泽令。属梁季丧乱，避地于匡俗山……高祖受禅，诏正见还都，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兼衡阳王府长史，历宜都王限外记室，撰史著士，带寻阳郡丞。累迁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郎，著士如故。[28]

张正见一生虽然经历了梁陈易代之乱，但是其仕宦经历确是一帆风顺，并无韩信式的遭遇。所以，他诗歌中结尾的两句，也只是人们对这一史实的常见议论。

根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除以上两首之外，南朝的“赋得体”咏史诗还有张正见《赋得落落穷巷士》、刘删《赋得苏武》、祖孙登《赋得司马相如》、阳缙《赋得荆轲》和徐湛《赋得班去赵姬升》。这些诗歌的创作场景基本类似，都是同题共咏。士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赋咏普遍有一种“咏物化”的倾向，他们往往采用咏物的方式，摘取人物身上若干特点组成对偶句以扣住赋得的主题。诗歌缺乏对历史人物事迹感同身受的情感。“还因为个人化的抒情在那种场合根本就不合时宜。”[29]所以，他们对历史人物的歌咏往往不具有“传体”的铺叙和“论体”的点评，而只停留在“赞体”的描绘上。

由上述作品可以看出，赞体咏史诗的创作，主要是要求扣住赋咏的题目，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特征概括出来，使人一望而知所赋为何人何事，结尾的评点和议论并不包含个人的情感，只是在同题共作场景下的命题作文而已。虽然在咏史诗的创作过程中，这种类型出现较晚，而且数量较少，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对于唐代近体咏史诗有一定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根据“咏”的不同方式和“史”的不同含义，对咏史诗的内涵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狭义的咏史诗是指，诗人用诗歌的形式，记录或者评论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广义的咏史诗是指，诗人通过诗歌的形式，对于真实历史、历史信息载体、文学史传统塑造的历史形象进行记录、评论或颂赞。

根据咏史诗创作的实际，咏史诗又可以分为：传体咏史、论体咏史、赞体咏史三种具体的类型。事实上，这种“三体并峙”的情况，在咏史诗的发展阶段中是一直存在的。接下来，以两晋为中心，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