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阐释
第一节 文献综述
有关颜色词的研究文献数量很大，而且涉及诸多方面，包括人类语言颜色词的共性理论、汉外颜色词的对比研究、汉语颜色词研究等。众多论文研究的对象和视角也不尽相同，有的以某一历史时期的封闭语料为研究对象，有的则不分古今，只以汉语颜色词为论述对象；有的从传统语言学的语法语义角度分析语料，有的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入手分析颜色词蕴含的文化意义，有的从修辞角度分析颜色词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还有的则在认知语言学等新的视角下分析颜色词的使用情况。下面选取与本书相关的文献分为“人类语言颜色词的共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以汉语颜色词为对象的研究”“相关学位论文”和“有关宋词的研究”四部分分别进行综述。
一 人类语言颜色词的共性研究和理论研究
1969年美国的两位语言学家柏林（Berlin）和凯（Kay）提出了基本颜色词理论。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将其进行了译介。
符淮青（1981）将柏林和凯对于颜色词的研究（Basic Color Terms,1969）介绍到了学界[1]。
“Berlin和Kay从取自各种语言的材料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存在一个由十一种颜色范畴组成的普遍集合（universal set），在这个普遍集合中，每一种语言可以有自己的子集合（subset）。这十一种颜色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列的：白、黑＜红＜绿、黄＜蓝＜褐＜紫、桃红、橙、灰。符号＜表示的次序关系（ordering relation）所代表的意义是：对于一种语言来说，[x]＜[y]表示：如果该语言中有颜色词y，就必然也有颜色词x。
在Berlin和Kay所提出的假设中还包含有“发展”的设想：上面按次序排列的词汇类型，表明一种历史发展阶段的固定顺序，一种语言的表示颜色的基本词汇增加时，必然通过这些顺序。
Berlin和Kay提出的这个假设是基于以下两个重要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区分“基本颜色词”和其他的次要颜色词是有道理的；第二个假设是，人们判断颜色的核心部分比判断它的边缘部分更容易，因此，应该根据颜色的核心部分而不是根据它的边缘部分来确定颜色的概念内容。
虽然实际材料中有一两个事实不符合Berlin和Kay的假设，但从整体看，Berlin和Kay把颜色范畴视为“弱普遍性（weak universality）。所谓弱普遍性是和强普遍性（strong universality）相对的。后者系指每种语言共有的特点，前者系指每种语言只在一个普遍集合中占有一个子集合的那些特征。把颜色词看作弱普遍性，也就是不把它们看作是个别语言的特有的东西，而看作在整体上是全人类都共有的一个概念系统的一部分。”
伍铁平（1986）提出，由于颜色的多样化和颜色词的有限性，导致颜色词一定是典型的模糊词[2]。接着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了颜色词的模糊性所表现的几个方面，并指出这种模糊性也造成了词典编纂中给颜色词下定义的困难。
姚小平（1988）也对基本颜色词理论进行了评介，同时指出了这一理论与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事实的不符之处[3]。文章提到，“1969年，Berlin和Kay提出基本颜色词（basic color terms）理论。该理论主张，人类语言具有十一个基本颜色范畴，各种具体语言中表示这些颜色范畴的基本颜色词虽然数量可以不等，但都遵循一种可分为七个阶段的普遍发生顺序。同时指出该理论与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事实有不相符合之处，并从文化角度对颜色词产生和发展的某些事实作出解释。并强调，普遍的文化因素和具体民族的文化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基本颜色词的产生和发展。基本颜色词理论过分强调了生理—物理因素的作用，而忽略了文化因素的作用”。
吴世雄、陈维振、苏毅林等（2002）将模糊集合论运用于描述颜色范畴的相互依赖和融合状况[4]:“所谓模糊集合论是由美国学者L.A.Zadeh于1965年首先提出的。Zadeh发现，人类思维和语言中都存在着‘一种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好的类别’，而且这种类别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是一种连续的、逐渐递进的隶属关系。他把这种类别看作一个模糊集，提出用模糊集作为定量描述人类思维和语言中以及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各种模糊现象的手段的一整套理论，即模糊集合论或模糊理论。因此，吴世雄等人的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颜色词，而只是以颜色词为例来论证模糊集合论把语义范畴看成是模糊集合的可行性。”
姚秋莉（2003）的《颜色词的语义认知与原型》一文，基于“颜色概念的获得包括感知—认知的过程”这一认识，分析了颜色词的语义认知和语义结构，包括焦点颜色及其认知心理过程、颜色范畴的模糊性、混合颜色等；接着探讨了颜色词的认知原型，包括“明”与“暗”、人类“看”的指称原型、视觉显著的环境原型、颜色认知的文化原型等，最后阐明了视觉显著的环境原型及不同文化的显著性为颜色的指称提供基本框架的观点[5]。
刘皓明、张积家、刘丽虹（2005）《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的关系》认为[6],“颜色词作为一个特殊词类，是探讨语言与认知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综述了国外颜色知觉和颜色词分类等领域的研究，重点介绍了有关颜色词与认知的两种理论：颜色词的普遍进化理论和语言关联性假设，总结了与这两种理论有关的一些最新研究进展，并对该领域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如研究颜色词的联想意义、颜色词与民族心理、复合颜色词的加工及对认知的影响、通感现象、颜色词的概念组织等。
李建东、董粤章、李旭（2007）《颜色词的认知诠释》采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表征，结合人类学、心理学、色彩学、神经生理学和对比语言学，探讨了颜色词的心智和生理基础。研究结果表明，“人对颜色的感知是视觉神经与大脑认知能力主客观结合的产物，说明看似客观的语言符号实际上是人脑和语言机制的处理两者综合作用的产物”[7]。
二 以汉语颜色词为对象的研究情况
可以按研究视角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1.从颜色词与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来考察颜色词的产生构词来源。这类研究往往或者运用训诂学方法，结合《尔雅》《说文解字》《释名》等古代文化典籍，或者从古代的“阴阳五行”、“五色说”出发，来考证和解说汉语颜色词最初产生的来历和缘由，如，
张清常（1991）的《汉语的颜色词（大纲）》[8]从卜辞金文、《尔雅》、《说文解字》说起，说明“随着社会发展，旧的淘汰，新的增加，汉语的颜色词和语由少到多，发展到现在数量相当可观”，并指出“汉语颜色词的产生和逐步发展丰富，是由于社会生产逐步发展兴旺而造成的”。此外，文章还谈到了正色间色观与社会文化发生关系，以及几种主流颜色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但准确地说，这里谈论的对象其实是颜色本身，而并不是作为语言符号的颜色词，这说明学者早年的研究还没有将颜色词与颜色有意识地分开。
许嘉璐（1995）《说“正色”——〈说文〉颜色词考察》一文中提到[9],“古人‘色’的类概念形成得比较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注意具体的颜色。在甲骨文里，已经有了一些后世的颜色词（字），如白、赤、青、黄等，‘黑’字则迄无确说。但白、赤等大多还不是颜色的专用字”。文章还详细介绍了古人关于“五色”、“正色和间色”的提法，以及五方、五行与五色的对应之说等。另外文章还指出，“语言文字里颜色词、字的增繁，即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人对自然观察的深入和细化以及人对颜色的分辨力的逐渐增强和颜色观念增多”。
乔秋颖（1997）的《古代汉语色彩词的特点》一文指出[10],“古代色彩词的第一个特点是名实不分，即在表示色彩的同时也表达了色彩所附着的实物；第二个特点是数量众多，区分细致，许多物质的每一种色彩都有一个名称，而每一种色彩由于所附实物的不同也被冠以不同的名称；第三个特点是色彩词与五方、五行相配。色彩词与五行、五方的对应关系虽有人为的牵强附会，却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许多方面。这也是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对语言的影响之一”。
刘烨（2000）的《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词形的非原生性——兼谈其与汉字的关系》[11]一文，通过考察现代汉语中表示基本色的单音词汇成分，将白、红、绿、蓝、黄、紫、灰、黑确定为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文章还指出，“所谓的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词形（字音、字形）的‘非原生性’，就是指这些基本色彩词的词形最初并非用来负载色彩之义。更确切地说，上述八个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大都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从对表示具有某种色彩的事物名词的依附到成为专名的历史过程”。文章通过对古文献中颜色词的考察，发现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的词形最初都是用来承载表物之义的。只是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及语言的发展，它们才逐渐转为色彩专名。
潘峰（2004,2005,2006）连续三篇的个案研究，《释“白”》（《汉字文化》2004年第4期）、《释“黄”》（《汉字文化》2005年第3期）、《释“青”》（《汉字文化》2006年第1期）颇具训诂学的特色[12]。
对于“白”，作者列举了各种造字来源的假说，并一一给予训诂学的考证分析。并根据现代汉语语义特征，结合各种辞书对“白”的释义，把“白”的各种语源所派生、引申的语义，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归纳。
对于“黄”，作者结合古文字形进行了复杂细致的训释，还涉及现代与外来文化交汇的影响，最后将“黄”的语义内容从“色”、“质”和“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结。
对于“青”，作者同样从古文字形出发，并考察了与之同源的多个汉字，指出“青”是个“文化词”，而并非开始就来作“颜色词”。最后文章还指出，“青”，有时候指绿色，有时候指蓝色，有时候是黑色。而“青”到底是什么颜色，是由它跟什么词组合，在什么情形下用来决定的，这说明“青”作颜色词使用时，是相当理性的。
李尧（2007）的《汉语颜色词的产生》一文，同样以分析古文字形为切入点，从色彩词的词形推知汉语色彩词的产生经历了两个阶段[13]:“第一阶段：色彩词依附于具有色彩的事物名词。第二阶段：从事物名词中脱离出来聚合成类。并认为，这个过程是汉族先民对色彩的认知由自然到自觉的过程，也是人类思维发展抽象化的必然结果。”
此类文章还有不少，内容大同小异。在汉语颜色词的产生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学者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最初的颜色词来源于具有某种颜色的事物，然后经历了社会和语言的发展才成为普遍表颜色的词语，甚至直至现代，这种表示颜色的方式还在不断地为了表达新兴的颜色而被使用着。
2.从颜色词和社会文化心理的联系来揭示汉民族的精神文化及其对颜色词的影响。此类文章有的从《说文》对颜色词的说解说开去，探讨民族文化与社会心理给颜色词带来的附加意义，或者也可称为联想意义、象征意义或文化意义；也有的从具体语料出发，分析颜色词所负载的文化内涵。
张旺熹（1988,1989）的两篇文章《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和《色彩词语意义形成的社会因素》很具有开创性[14]。
前一篇文章首先提出，“色彩词语反映的色彩所引起的主体上的刺激特征，是以色彩的生理、心理效应及社会各因素对色彩的影响为基础的。联想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联觉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往往又是下意识的联系而构成的意义内容。所谓‘联觉’，就是由一种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心理现象，这两种感觉之间之所以产生某种因果联系，那是由于色彩对人的生理、心理效应（如红色使人感到热烈，温暖）与色彩的社会价值（如红色在中国的革命意义）这两方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色彩词语作为一种符号形式，在语言实践中往往反映了色彩的这种联觉特征所产生的意义内容，由此构成了色彩词语的联想意义”。
文章还提出，“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往往具有‘双重语义’的特征，即原来对立的两个特征共存并表现在同一个文化层次的符号中，因而色彩词语作为文化层次的符号，就往往被赋予了特定的价值——正与反、善与恶、褒与贬共存于一个语言符号中，这样，对色彩词语联想意义来说，就有了‘双重语义’特征。比如，‘黄’可以象征‘高贵’，有时又含有‘衰败’的涵义”。
后一篇文章在前一篇提出颜色词联想意义的基础上，具体深入地探讨影响色彩词语意义形成的各种社会因素，共分析出四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民族因素、社会生活观念因素、文化传统因素以及个人因素。
于逢春（1999）的《论汉语颜色词的人文性特征》一文[15]，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观察发现，“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决定了颜色词的喻体取向和数量，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及其历史，也决定于该民族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思维定式和生产、生活条件”。文章进一步指出，“汉语颜色词的人文性特征，首先在造词上表现为借物呈色手法的运用，它是由汉民族思维的具象性和直觉性决定的；其次，它还表现为独特的柔性。这主要表现在汉民族对‘对称同构’的偏爱上，这种对称具有一定的耗散性并可以做到能量的转化；再次，它也反映了汉民族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在造词（字）上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在具体使用中则表现了色彩的动态美”。
陈良煜（2002）的《历代尚色心态的变异与汉语构词》一文[16]，通过对我国历代尚色心态变异的阐述，指出这种变异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直观地反映在汉语语汇上。文章说明，“由颜色所表现出的吉凶、贵贱、利害等心理趋向和道德选择，大多数受到封建制度对颜色界定的影响。在封建等级中，位于尊贵者的颜色，在民俗中大抵显示出吉利趋向；而在封建等级中处于卑贱的颜色在民俗中并不显示出凶害趋向。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有关封建迷信的词条已大部分消亡，但作为一种久远的文化现象积淀，民俗中的颜色迷信将仍会继续发展和存在下去，并继续对汉语词汇以一定的影响。”
李春玲（2003）的《汉语中红色词族的文化蕴含及其成因》认为[17],“在汉语的颜色词族中，红色词族是文化蕴含最为丰富的一个词族，直接源于中华民族的尚红习俗。而这一习俗的形成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自然崇拜，一是受五行、五方、五色、五德等学说的影响。汉语中的红色词族也因此而具有了远远超越于它们的自然属性之上的浓郁的人文色彩。”接着分别对具有典型意义的“赤”、“朱”、“丹”、“红”进行了论述。最后文章指出，“汉语中的红色词族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红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既拥有尊贵正统的政治地位，又兼有避邪除秽的民俗魔力，同时还洋溢着吉庆祥瑞的喜庆色彩，这三大人文特征如同三个支柱，稳固地支撑着红色，使红色成为历久不衰的国色。文章还认为，“事实上汉语中的红色词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衣玉敏（2003）的《“黑”的“颜”外之意》针对颜色词“黑”，从《说文》时代直到现代网络，考察了“黑”的“颜”外之意，发现以颜色意义为基础，人们通过联想、比喻和引申，不断给这个词增加着新的义项。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反映出了人们思维发展的过程和社会发展对词语意义的影响[18]。
王玉英（2006）《颜色词“青”及其国俗语义探析》同样也是个案研究[19]。文章谈到，“‘青’在汉语中是个比较活跃的词，无论指颜色还是指文化，都显示出它的独特性，表现在‘青’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根据汉语‘青’的使用范围及语义所指和表达，‘青’作为颜色词，可以指绿色、蓝色、黑色和白色。而‘青’的国俗语义大多数都是通过相关事物联想引申而来，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与“青”搭配构成的词语具有丰富的国俗语义和修辞联想色彩。这不但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而且也扩大了词语的使用范围。”
章彩云（2006）的《从文化学视点看颜色词的辅助附加转义》中把颜色词具有的多种联想意义称为“辅助附加转义”，其实是一个意思[20]。文章认为，“受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颜色词存在着某些辅助附加转义，显示着丰富的感情色彩和文化内涵”。还提到，“同一颜色词在不同民族里，其附加转义存在着不对应或相去甚远的现象，并举出大量实例加以证明”。另外，文中的某些论述与我们的论文有些关系，如指出，在汉语古诗词里，颜色词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经常“变色”。“绿云”指女子美丽乌黑的头发。这种由于视觉本身的通感变色而造成的颜色词所指意义与语用意义的不对应在汉语中相当普遍，在其他语言中也并不鲜见。
陈艳阳（2008）《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分析》对汉语中常用的红、黄、白、黑、绿五种颜色词的文化涵义演变进行了历时的分析和探讨，特别分析了近几十年来，科学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及人际关系的调整，给汉语颜色词带来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大量的新词新语新义，并从中透视古老的民族文化，观照时代的变迁[21]。
翟艳（2008）《浅析汉语色彩词文化》仍然是从汉语色彩词的产生和发展为出发点分析了汉民族色彩词所蕴含的五行五方观和尊卑等级观，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色彩词所具有的现代社会文化内涵[22]。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此类研究的文章泛泛而谈的多，而且多为泛时，即古今不分。但实际上，颜色词所蕴含的文化涵义或联想意义，从古至今虽有传承，但今天的颜色词更增加了许多内涵，与古代汉语相比其实已显出很大不同。因此，以某一特定时期的文献为语料，以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背景的颜色词研究既可以观照来自前代的文化传统，又能够发现特定历史时期对当时颜色词使用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出一个有关颜色词联想意义更清晰的发展脉络。
3.从词汇、语法、语义学角度探讨汉语颜色词的词汇系统、语义关系及语法特点
符淮青（1988,1989）的两篇文章《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上、下），上篇根据辞书古注的训释，对有关古文献中表“红”的颜色词群做过一些精辟的论述，指出古汉语中表“红”的词主要是由多个不同来源的单音节词组成。下篇则针对现代汉语的情况，指出现代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同古汉语有很大的不同，并从组成词群的词的构成、意义内容、意义关系和词的语法性质等几方面说明，现代汉语中表“红”的颜色词群主要是用从古汉语中接受下来的词“红”作为词根，派生出一大群合成词（如，红色、大红、绯红、红艳艳等），它们组成了以“红”为核心的同族词群[23]。
石毓智（1990）的《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用法》中[24]，按照能否用程度词“有点、很、太、十分、最”分量级，把现代汉语单音节的颜色词分为两类：能用程度词分量级的叫非定量词，不能用程度词分量级的叫定量词。接着通过统计词频和分析颜色词与其他词的组合方式，得出结论：“非定量颜色词的语义范围宽，所以它们的句法格式多，定量的语义范围窄，它的句法格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认为，这说明语义范围越广的词，句法也就越丰富；语义范围越窄的词，句法的限制也就越大。”
杨漩（1995）《谈颜色词的构成及语法特点》一文[25]，从颜色词的构成入手，分析了颜色词的构成与语法功能的对应关系，并得出结论：“汉语颜色词基本上可以归属形容词和名词；颜色词的构成与其语法功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事实上，从作者选取的语料来看，这只是就现代汉语的情况得出的结论。
高永奇（2004）在《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中，通过统计语料库对汉语基本颜色词相互之间能否组合、组合的顺序以及组合后表示的意义进行了考察[26]。
潘峰（2004）的《〈尔雅〉时期汉语颜色词汇的特征》认为[27],“上古中时期的汉语基本颜色词汇的特征在《尔雅》时期得到了具体反映，其中的颜色词汇具有比较突出的特征。”通过分析发现，《尔雅》时期“五色”专名和“紫、蓝”专名已出现，且“非色彩信息”、含“色彩的物名词”也进入了“表色”词汇系统，丰富了颜色词汇的表色能力；而且这一时期的颜色词，有的有多个近义词或下位词，用来指借、描绘事物，有的词汇意义开始泛化。
李红印（2004）的《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分析了现代汉语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和规则[28]。研究表明，“在词汇层面，现代汉语主要通过‘辨色词’、‘指色词’和‘描色词’三类颜色词来表达色彩范畴；在句法层面，三类颜色词通过与其他词的组合来分辨色彩、指称色彩和描绘色彩，进行色彩表达。文章还通过大量例句展示了三类颜色词表达色彩范畴的具体方式和规则。总的来看，三类颜色词在句法层面表达色彩范畴时，描色词只描绘色彩，不分辨、指称色彩，表达功能单一；辨色词和指色词可以分辨色彩、指称色彩和描绘色彩，表达功能多样。”
李尧（2004）的《汉语色彩词衍生法之探究》一文[29]，分析了汉语色彩词从依附实物名词，到抽象为独立表色以后，在已有的单音节色彩词的基础上，从简单到复杂衍生的方法。大致有七种：借物法、比况法、组合法、修饰法、通感法、重叠法、外来法。但从文中的举例来看，描述的情况仍然没有区分古今。
潘峰（2006）在《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超常组合》一文[30]中描述，“现代汉语言语实践中，基本颜色词能与所有名词或动词组合，可以受词组或短语修饰，其色彩语义或保留或消失。并通过对大量实例的句法、语义分析指出，这些颜色词以扩散性的联想意义为联结而进行语义泛化或结构类推成词，并具有系统性、对举性、概括性特征。”
潘峰（2008）的《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素仿词造词法探微》一文[31]，选取仿词造词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素仿词造词是现代汉语产生新词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实例的词法结构及语义的分析，总结出，从仿造词和原型词的构词形式来看，有仿构造词法；从意义上看，有仿义造词法；此外，还有修辞式仿词法和不定量仿词法。”并指出，“这些造词法有相交或重复之处，且具有很强的传递性，往往形成系列词或词族”。
苏向红（2008）的《新兴颜色词语的特点及其成因》[32]注意到，“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于色彩的不断认识，越来越多的新造颜色词语应运而生。”而且发现，“新兴颜色词语具有色彩名称的迷幻化、色彩层次的丰富化、颜色品质的时尚化等特征，在汉语新兴词语中独树一帜。”文章还探讨了新兴颜色词语在词汇系统、构词方式、造词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及其成因。
4.从修辞学角度分析颜色词运用的特点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周延云（1994）《文艺作品中色彩词的言语义初论》一文[33]认为，“色彩词除了代表具有某种色彩的客观事物以外，还能够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感，有时还具有临时的象征意义。并以文学语言实例说明，在文学创作中灵活地选用色彩词，能够提高言语表达效果，形象逼真地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对读者来说，领悟文学作品中色彩词的言语义，可以提高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并从中获取审美快感。”
辛晓玲（1996）的《色彩词的修辞》一文[34]中谈到，“在语言实践中，色彩词的修辞除了被广泛地用于比喻、比拟等修辞艺术外，还包括许多方面”，并结合大量实例描述了色彩词的摹色、衬托和对比使用、转类、夸张、移就、象征和暗示等色彩修辞手段。
潘勃（1996）的《色彩词的借代表意》[35]认为，“颜色词在古诗文中可以通过借代表示方位、尊卑、褒贬，可以寄托感情、表示季节等，运用颜色词借代表意可以使表达形象洗练、充满活力。”
徐玉如（1997）的《古代诗词与色彩词》[36]举例说明了诗词中运用冷色可以给人朴素、沉静、含蓄、凄清的感觉，运用暖色可以给人兴奋、活泼、热烈、喜悦的感觉，而冷暖相衬能起到对比鲜明、突出意境的作用。
李安扬（1998）的《诗词中色彩词运用管见》[37]也从修辞的角度分析了色彩词在诗词中的几个明显的特点，即“一般都具有模糊性、可表示某种背景或人物的某种身份、可用来渲染、烘托气氛”等。
祁琦（2000）的《颜色词在诗歌中的修辞功能》一文[38]认为，“在诗歌中恰当地使用颜色词，能够比较充分地传达作者的美感经验。”文章通过诗歌的创作实例，从修辞学的角度阐述了颜色词在诗歌中的八种功能，包括比喻手段、衬托手段、夸张手段、词性活用手段、通感手段、表达情感倾向、表达象征意义和色彩变异。
叶军（2001）的《论色彩词在语用中的两种主要功能》[39]通过对语言实例的分析，认为色彩词的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客观色彩的功能，并称之为‘敷彩功能’；二是传达认识主体主观感受的功能，称之为‘表情功能’。”
刘艳平（2007）的《漫谈借代词语中起借代作用的颜色词》分析了在语言实际中起借代作用的颜色词（主要是含“赤”、“红”、“白”、“苍”、“青”的颜色词）[40]。根据起借代作用的颜色词的位置，作者把这类借代词语共分为整体式、前代式、后代式、前后代式四种类型，并对各种情况下借代词语的差异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文中还通过实例说明，颜色词除了具有固定借代义外，还会产生临时借代用法。文章鼓励学界加大对颜色词借代性质的研究力度，将会对拓宽当前颜色词和借代词语的研究大有帮助。
李峰（2007）的《论色彩在文学意境创造中的美学意义》[41]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利用色彩词来营造氛围，创造境界是十分有效的表现方法”,“文学作品中的色彩不仅承载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作家思想感情的物化形态，反映出个人的艺术品味和美学追求”。文章通过造境、抒情、写意、造型几个角度，分析了色彩词在文学意境创造中的价值和作用并探寻其独特的美学意义。
5.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颜色词研究
陈建初（1998）的《试论汉语颜色词（赤义类）的同源分化》一文[42]，选取古汉语中赤义类颜色词为研究对象，对这一类颜色词的孳生情况加以考察，系联由赤义类颜色词孽生的同源词，并引入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论证，将它们纳入同一孽生系统，看成是由赤义类颜色词孳生出来的一个同源词族。最后得出结论，“语言范畴可以通过认知心理去解释；同一语言范畴中的各个成员之间可以是一种模糊相似的关系。”
陈家旭、秦蕾（2003）的《汉语基本颜色的范畴化及隐喻化认知》一文[43]，对汉语中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种基本颜色词（黑、白、红、黄、绿、蓝）的范畴化及其隐喻化认知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基本颜色词隐喻认知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范畴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被动反映，它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及心智对真实世界的特性进行能动处理的结果；在客观现实因素之外，更有生理、心理、文化因素的作用。因此，颜色词语反映的色彩所引起的主体上的刺激特征，也是以颜色的生理、心理效应及社会文化各因素对颜色的影响为基础的。”
李燕（2004）的《汉语基本颜色词之认知研究》[44]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出发，讨论了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结构特征，从而论证了多义现象产生的认知理据，以及转喻和隐喻在形成复杂的相关范畴网络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吴杨（2006）在《隐喻认知模式在古典诗词中的运用》[45]中，首先介绍了隐喻认知理论是认知语言学和修辞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这一理论用在文学创作中，便形成了文学隐喻。古典诗词隐喻认知模式有多种多样，这篇论文即以隐喻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文化背景来分析古典诗词的隐喻认知模式，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了解读。
张积家、段新焕（2007）的《汉语常用颜色词的概念结构》[46]，采用自然分类和多维标度的方法，研究了汉语常用颜色词的概念结构。结果表明，“汉语常用颜色词的语义空间具有按原型分布的特点。常用颜色词的概念结构有三个维度：1.彩色/非彩色；2.暖色/冷色；3.颜色的互补和对比。”整个研究还表明，“人们对颜色认知既受光波的物理属性和人眼的生理特性影响，又会受到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范晓民 崔凤娟（2007）《颜色词的认知研究》[47]从认知范畴的模糊性出发，阐释了颜色词的模糊性，并通过对隐喻和转喻两种重要认知模式的论述，展现了颜色词多义现象产生的根源，最后指出“颜色作为基本范畴，借助这两种认知模式发展了众多的引申意义”，并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探讨了颜色词更容易使人理解其内涵。
乔丽娟（2008）的《认知原型视角下的颜色词研究》一文[48]，着重从认知原型的角度对颜色词进行了研究。首先，基于原型理论，探讨了基本颜色词及其特点；其次，追根溯源，剖析了基本颜色词的指称原型、环境原型和文化原型，并指出正是这些原型为人们认知基本颜色提供了框架。
6.其他。此类文章因数量不多而不易归类，但都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启示
李红印（2003）的《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一文[49]，着重从词典编纂的角度，分析了“红”“黄”“黑”“白”等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
[韩]金福年（2004）的《不同性别表达者选用汉语颜色词的差异》[50]主要采用抽样调查方法，考察了不同性别表达者选用汉语颜色词时，在结构类型方面的特性，并从生理、心理等方面探讨了一些原因。
陈曦、张积家、舒华（2006）在《颜色词素在词义不透明双字词中的语义激活》[51]中，运用心理学测试的方法，对颜色词素在词义不透明双字词中的语义激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词义不透明双字词的词素与整词之间存在着心理资源竞争，表现出相互抑制的关系，它们的力量对比随时间变化而改变，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研究还表明，“多词素词中的词素加工，不仅受词素结构影响，也受词素本身性质影响。由于对颜色词素的加工既涉及语义系统，也涉及知觉系统，所以虽然其在多词素词中处于附加词素的地位，也具有加工上的优势。”
丁石庆、王彦（2006）的《国内色彩词研究中的问题与思考》一文[52]，根据作者所掌握的相关材料，总结了国内现有色彩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解海江（2008）的《汉语基本颜色词普方古比较研究》[53]运用编码度理论和汉外、汉语普方古综合比较的研究模式，讨论汉语的基本颜色词。结论为，“上古汉语比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基本颜色编码度低，现代汉语普通话与方言、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基本颜色编码度，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并认为这是汉语颜色词的历史传承、变异和认知发展而导致的词汇创新造成的。”
三 相关学位论文
由于学位论文的篇幅优势，在研究内容上往往比一般的学术文章更为全面和丰富，因此单列一小节。
（一）语言学角度的本体研究
李尧的《汉语色彩词研究》[54]，首先归纳了色彩词产生经历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色彩词依附于具有色彩的事物名词；第二阶段：从事物名词中脱离出来聚合成类。接着从历时的角度探寻出色彩词衍生的七种方法：借物法、比况法、组合法、修饰法、通感法、重叠法、外来法。又根据色彩词的语法功能确定了它的四种词性：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用静态的方法揭示出词义所具有的词汇共性特征：客观性、概括性、民族性、模糊性；用动态的方法揭示出它们所具有的专有个性特征：色彩义的丰富性、主观性、变动性、象征性；并通过作家莫言运用色彩词的特点分析了它在文学中的作用：绘色赋形、凸显主体意识、实现文学象征。
于海飞的《色彩词研究》[55]，借鉴了光学、民俗学、美学、语义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色彩词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从色彩词的范围、特点、文化内涵、语用功能、修辞等几个角度对语言中的色彩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韩]金福年的《现代汉语颜色词运用研究》[56]立足于修辞学理论，并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理论相结合，对现代汉语颜色词在运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殊的修辞现象、修辞手法及其规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龙丹《汉语颜色类核心词研究》[57]，运用语义场理论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对汉语中五个颜色类核心词（“黑”、“白”、“红”、“黄”、“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首先通过文字、音韵等知识，对汉语中这五个核心词的早期形式进行构拟，并系联各个词族，然后运用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对“黑、白、红、黄、绿”五个核心词的早期语音面貌和语源进行了探讨，为汉藏比较语言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语料。
张丽的《上古汉语颜色词概述》[58]综述性较强，其中对上古颜色词的面貌、特征、产生机制和背景及其与文化的关联等问题做出了一个大体的描述和概说。第一章主要根据语义，对颜色词的语义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颜色词产生方式和构形方式稍作了归纳，并对表颜色形声字中的同类和右文同源等现象进行了分析；第三章概述了颜色词的发展及其与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于慧婧的《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研究》[59]以基本颜色词为研究对象，结合语义和语用理论，运用归纳法、例举法等，对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界定了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为白、黑、红、黄、绿、蓝、紫、灰。然后，以这八个基本颜色词为语义场，对基本颜色词的下位词进行层级分类和构词法分析。最后分别分析了八个基本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并对它们的语义特点和语义来源进行了论述。
侯立睿的《古汉语黑系词疏解》[60]，以古汉语黑系颜色词作为研究对象，经全面系统地考察，审定出古汉语黑系颜色词151个，其中单音节词80个，双音节词45个，三音节词24个，四音节词两个；然后按其产生来源分为八类，坚持文化与训诂、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原则，对划分出的每类黑系颜色词（包括单纯词和合成词）逐个进行疏解，并揭示其命名特点、语义及其形成过程、文化内涵、每个成员的共同特征和区别特征等。
贺子晗的《“灰”族词语中“灰”的意义分析》[61]，将“灰”族词语作为研究对象，先对“灰”字的意义进行溯源，指出“灰”字意义发展的基本概况。接着从意义引申方式以及隐喻转喻角度对“灰”意义的引申进行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指出“灰”在意义上的特点，并从中国色彩观、色彩心理学等角度对汉语“灰”的意义特点及形成的原因进行了阐释。
程江霞的《李贺诗歌色彩词（语素）研究》[62]，将语言学和诗学相结合，把语言学的理论纳入李贺诗歌美学的研究中，同时运用传统的词汇语义学方法和现代的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李贺诗歌色彩词语的精妙进行了分析。文中既分析了“黑、白、红、黄、青、绿、蓝、紫、灰、褐”这几个基本的显性色彩词，也尝试分析了诗歌中的隐性色彩词；同时，既结合具体语境分析色彩词的意义，又进一步研究了色彩词在句法使用上的特点和动因。
李海霞的《〈全唐诗〉颜色词语研究》[63]，首先考察了唐诗颜色词语句法功能与语义的关系、语义的对立与交叉、语义分层的静态、动态发展等情况并提出了颜色词语义三阶段说。其次探讨了《全唐诗》颜色词语的修辞手段。接着考察了唐诗颜色词语国俗语义、审美词场、意念与取象结构等内容。最后结合感觉认知研究，探讨了唐诗中颜色词的感知、情绪情感和隐喻三个方面的认知情况。
孙钰的《苏轼词的颜色词研究》[64]通过对苏轼词作中颜色词的研究，重点分析了苏轼运用颜色词的规律，并结合语境等因素探讨了颜色词的语用功能。
（二）结合文化的研究
黄霞的《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色彩词的影响》[65]，通过例举有色彩含义的事物（如丝帛等）专有名称及相应的基本色彩词，分析了基本色彩词是在“借物呈色”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由有色彩含义的事物专有名称演变而来的事实；并以含有褒扬、贬抑语义的合成色彩词为例，说明了汉民族“意向性”思维方式对合成色彩词的影响；以取食物、金属、自然界景物作比的合成色彩词为例，说明了汉民族“取象类比”思维方式对合成色彩词的影响。论文还在区分色彩词隐喻意义与色彩语素隐喻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色彩词的多元隐喻意义及其中的语义对立现象，阐述了汉民族文化对色彩词语义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是：“汉民族文化尤其是它所包含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汉语色彩词的构造、语义具有重要的影响。由此提出了一种从思维方式作用于词语含义和构造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如何影响语言的研究思路。”
黄有卿的《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含义》[66]，以现代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红、黄、绿、白、黑”等为例，阐述了不同颜色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固定含义，并对汉文化中不同颜色的文化象征意义做了一些阐述。
（三）结合文学的研究
此类论文往往从作品中的颜色意象出发，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角度对作品中体现的审美特点和文化意蕴进行分析。有时一个颜色意象可能并不是由一个颜色词来体现的，因此此类论文的重点并不在于颜色词本身，但其中对于色彩敏锐的捕捉往往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某些灵感。
四 有关宋词的研究
1.从文学角度研究宋词的意境，以及某种特殊的意象，如：
沈燕（2006）的《“水满平湖香满路”——论唐宋词中的香世界》[67]认为，“唐宋词虽然历来被人们称作‘香艳’的文体，但是学界对于‘香艳’的解释还仅仅局限于词为‘艳’科，对于香气在唐宋词中的作用并未作深入研究。”于是论文以唐宋词中的香意象作为研究对象，以温庭筠、李清照、姜夔三人为例分析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词人如何以自己的风格将香意象融入词中，从而概括出香意象在唐宋词中基本的表现形式。另外，论文还指出香意象与其他意象在唐宋词中的叠加对词境产生的影响。最后，论文从审美层面上审视了香意象给唐宋词带来的朦胧之美、缺失之美以及流动之美。
梁欢华（2005）《“志不在鱼”——宋词渔钓意象研究》[68]一文，以宋词中的渔钓意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宋代以前文本中的渔钓意象发展概况的梳理、宋词渔钓意象的概况、宋词渔钓意象组合以及宋词渔钓意象的深层分析这几个方面来论述作为诗歌意象的渔钓“志不在鱼”的丰富蕴涵。
类似的学术文章还有许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2.讨论前代的文学形式对宋词创作的影响，这类文章也大多从文学分析的角度入手，如：
张福州（2008）《“花间”对宋词的影响研究》[69]认为，“花间词整体的风格趋向于绮丽浓艳，但花间词人其实较早已将目光和笔触伸向了咏史、边塞、渔隐、田园等题材，题材上显示了巨大包容性；同时，花间词在艺术上所具有和确立的以艳为美的审美特质则直接影响、规范了婉约词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婉约词在词中的主流地位。因此，花间词题材的开拓性拓展了宋词的写作范围，花间词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则为宋词提供了全面的借鉴。”
类似的文章还有，黄昭寅的《论宋词对唐诗的继承问题》[70]、李定广的《论北宋词与晚唐诗的近亲关系——兼论正确解读宋词化用唐诗现象的文化涵义》[71]等。
3.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入手，研究某类文化或时代思潮对宋词创作的影响，如：
东方乔（2003）的《论佛教对唐宋词的影响》[72]一文，通过研究发现，“唐宋词和佛教的渊源甚深，佛教的输入影响了词这一文学样式的产生与发展，词人援佛入词，扩充了词学的境界与容量，反映了词人在情感与心理与佛教教理教义的沟通、认同与共鸣。而且唐宋词中艳词为主流的创作手段也与佛教关系密切。另外，佛教中净土信仰对词人的心态和词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魏学宏（2007）的《从情景关系看唐宋词境的流变》[73]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一是表现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个是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包容，同步进行，常常是文学社会性传达借助于自然，自然的万千变化又映照着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只有把意境放在人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揭示意境生成的机制和规律。”
这一类的研究也有很多，如曹瑞娟的《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74]、张文利的《论宋代理学家的词及理学对宋词的影响》[75]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4.专门针对宋词中颜色词的研究
谷晓恒（2001）的《从唐宋词使用的颜色词看唐宋审美文化的内涵》（《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一文[76]，在分析唐宋词中颜色词语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对唐宋词的美学特征及唐宋时期人们的审美习惯作了探讨。
申云玲（2001）《走进宋词的色彩世界》[77]和张映梦（2005）《略谈宋词中的“颜色字”》[78]两篇文章，都是通过例举词句，分析了宋词中色彩词的标色功能、色彩词的文化心理内涵、色彩词表现出的主观感情以及特殊的暗示和象征作用等。
通过收集文献我们发现，对颜色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目前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我国的古典韵文属于非自然的文学语言，秉承着一贯的古典美学和文化传统，也凝结着创作者本人的思想与心绪，是语言学研究的一座巨大宝库。但以汉语颜色词，特别是古代汉语颜色词为对象的研究还显得很不足。在已有的研究中，泛泛而谈的多，确定一个封闭的语料范围且从语言学角度深入研究的少。专门针对宋词中颜色词的研究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而且仅有的这几篇文章的分析大都还停留在文学赏析的层面，还没有从语言学角度的深入研究。
宋词是古典韵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颜色词语的使用颇具特色。可惜以宋词中颜色词语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中，多数尚停留在文学赏析的层面。而从语言学的角度作细致分析，尤其是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对颜色词语的句法表现、语义内涵以及语用特征进行阐释，并结合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心理认知等因素探讨其使用规律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因此，本书的研究可以开辟一片较新的领域，并具有一定的深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