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动荡变革调整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凸显。其中，霸权国的相对衰落以及其为了护持霸权而采取的诸多行为冲击了全球治理秩序，迟滞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客观上也恶化了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外部环境，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进步的客观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是决定全球治理秩序走向的最核心变量。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迫切需要拨开迷雾，看清霸权国行为背后的逻辑，并思考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未来方向。

本书批判性地借鉴和发展了斯特兰奇关于结构性权力的分析框架，更加重视各类因素的系统性塑造、互相作用机制及相关溢出效应。这也为全书的内容聚焦、变量锁定和案例选择圈定了范围，并为逻辑伸展和论点论证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书中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及与之相对的体系内制度性权力的塑造，不但紧扣国家与市场逻辑互动之主题，而且通过增加国际制度的分析维度，使研究更为贴近变动中的世情。“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战争一度不再是大国争夺权力的必选项，而多边制度框架下的国家博弈则成为大国博弈的新主题。霸权国将个体利益凌驾于多边利益之上，没有遵循制度逻辑、维护制度信誉，成为其逐步丧失可持续生产制度性权力能力的重要原因。制度变量的引入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分析，为我们后续关注大国博弈的影响投射至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必要的观察维度和分析路径。

大国博弈仅是部分原因甚至表象，霸权兴衰还有更为根本的内生性动因。截至特朗普政府执政，美国认识到其实力和影响力的相对示弱。为了护持霸权，美在金融、技术和经济等领域内频频作为，诉诸诸多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随后的拜登政府虽做出了部分政策调整，但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在高科技领域，美对华发起制裁、采取“脱钩”政策，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领域对中国企业实施“卡脖子”战略。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美针对霸权相对衰落事实的“纠偏”行为，但霸权衰落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例如经济过度金融化、技术进步滞后、滥用制裁丧失网络性权力等。这些因素不断发酵才是霸权最终走向渐进性衰落的直接原因，并非霸权国一再“甩锅”给崛起国的某些所谓的理由。

当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论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但这一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霸权的产生和衰亡也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且当下其在金融、货币和技术等重要领域内的网络性权力虽有内生性矛盾和霸权侵蚀效应，但绝对优势仍在；此外，为了延迟这一历史必然的到来，霸权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霸权护持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国际秩序的动荡。

本书随即将视野转向霸权国行为对全球治理秩序带来的冲击。在很多时候，这种影响力投射系霸权国借由联盟政治实现的。然而，近年来联盟政治也在出现一些新形态，例如联盟异化和联盟扩容。全球治理的目的是协调国家逻辑，管理市场逻辑，并通过（国际）制度的设计、运行和改革达到某种治理均衡，维持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随着大国博弈不断升级，霸权国的权力逻辑不断超越多边制度协调的逻辑，违背了全球治理的初衷，致使人们对未来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图景充满迷茫。在高科技领域，“脱钩”体现在回归联盟政治、组建排他性多边规则上，例如美国联合盟友打造所谓的《瓦森纳协定》，谋划实现对华技术封锁。然而，许多美国的盟友国家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倾向于适用时而追随时而背叛的务实外交策略，因此出现了联盟异化的新现象。此外，霸权国诉诸的联盟扩容策略是虚弱和缺乏稳定性的。霸权国在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内都采取了联盟扩容政策，将笼络对象扩容到某些发展中国家，意图塑造针对崛起国的排他性体系。然而，这些霸权护持的政策无视扩容对象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关心相关强加标准很可能对它们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脱钩”必然带来一个彼此隔离的世界，滋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脱钩”甚至会将世界拖入彼此对立的“新冷战”，世界各国被迫步入一个平行的世界秩序。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短期内全球治理的最明显特征将是不断攀升的制度复杂性。当全球治理的多边秩序处于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状态，区域一体化进程却在悄然加强，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顺利签署与落地；再如，系统内诸多国家不想“选边站”，有学者因此认为，在同一功能领域内很可能出现分别以中美为主导国，但成员国彼此重叠的两套治理安排。加之，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将一些多边机制“工具化”和“武器化”，更是加剧了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制度复杂乱局。制度复杂性的终点是什么？综合已有观点，本书罗列了几种全球治理的未来图景。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行为体，中美两国的双边互动结果将最终塑造全球治理的未来版图。

本书的分析起点是与霸权兴衰有关的结构性权力，落脚点却是全球治理的制度表现。我们曾多次把书稿拿给学界前辈和同仁审读，不少人会好奇地问及这本书是现实主义的，还是制度主义的；还有人直接断定我们延续了此前“退出外交”[1]一文中的制度现实主义。实际上，本书遵循的是中庸之道。古人云，“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2]或许有必要为中庸思想正名，因为中庸并不是寡思守旧，而是灵活务实。中庸说的是全面、灵活、客观与辩证。我们尊重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判断，虚心汲取其中有益的分析变量，秉持实事求是与辩证思维，坚持中庸的分析路径。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有学界同仁说，我们既没有现实主义的悲观，又没有制度主义的乐观，反而是吸取了现实主义深深的现实关怀，承袭了制度主义对未来的企盼，认为只有发掘现实主义的权力运行机制之真相，才能利用并完善全球治理的制度路径，塑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面对当下霸权国咄咄逼人的权力护持行为，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秩序的演化方向，我们要自立自强，积厚成势。首先，要练好内功，统筹发展与安全。塑造我国科技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不断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其次，要坚持开放包容，反对封闭排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3]最后，要守正创新，塑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借力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改革，提高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明确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方向和路径，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高水平制度规则为基础，参与、制定和践行高水平国际规则，是一个积极与外部世界“挂钩”的过程，也是下好先手棋，取得战略主动的重大举措。

[1]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

[2]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2页。

[3]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