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79年元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揭开了两岸关系新篇章。海峡两岸由冷战、对峙逐渐走向缓和、交流，尤其是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在两岸的交流中，文学发挥了先导的作用。台湾文学进入了祖国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给了读者新鲜别样的审美体验，并进而形成了“台湾文学热”。四十余年来，台湾文学研究者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果有力地论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祖国大陆文学无法割裂；它是在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由于台湾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学。一方面，它与大陆母体文学有着深刻复杂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它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样貌与审美品格。台湾文学的这一普遍性和独特性，使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百年历史沧桑和社会变迁，铸就了20世纪台湾文学独特复杂的艺术风貌。由于《马关条约》一纸割台，台湾被迫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台湾民众并不屈从于亡国奴的命运，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争。作为民族情感载体的台湾文学自20世纪之初即呈现出鲜明的反日爱国倾向。这一倾向跨越了新旧文学两个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受到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直接以“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理论为旗帜，以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为典范，经历了与祖国大陆大体的由新文化运动走向新文学革命的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兴起后，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赖和等一批新文学作家吸纳了“五四”新文学精神，致力于把现实主义与时代精神、本土环境结合起来，树起了光辉的反帝反封建旗帜，开创并确立了台湾现实主义与乡土文学的传统。他们的作品揭露了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批判了殖民地社会的顺民心态，显示了现实主义作家高度的理性精神。这种文学精神一直贯穿于整个日本占据时期。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殖民当局竭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新文学运动遭到重挫的时候，仍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以合法的手段继续活跃在文坛上，艰难地承传着新文学的传统。杨逵、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巫永福等在创作中曲折地表现爱国情感和反日意识，对抗皇民化运动。而吴浊流等作家则冒着危险进行地下创作，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这使20世纪上半叶的台湾文学形成了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台湾文学的这一精神既与同一时期祖国大陆文学所具有的精神是一致的、合拍的，也由于这一时期台湾处于日本严酷的殖民统治之下，文学发展的环境和情势与祖国大陆又有所不同，因此如二三十年代赖和的《觉悟下的牺牲》《南国哀歌》《一杆秤仔》《不如意的过年》等直接表现抗日情绪和反殖斗争生活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它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反帝的主题。

20世纪台湾文学从大陆母体文学中汲取了充分的文学与艺术质素。其中包括传统人文精神、文学母题、表现技巧、文化乡愁等。与此同时，它也以开放的胸怀向西方学习，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五六十年代台湾崛起了现代主义文学，一大批台湾作家广泛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观念和技巧，在文学的现代性方面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深受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从卡夫卡、乔伊斯、伍尔芙、福克纳、詹姆斯、劳伦斯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征。它把表现自我放在主要地位，着重开掘人的“内宇宙”，对内心世界进行自我省思，强调表现潜意识，具有鲜明的反理性倾向。在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追求多元化，广泛运用隐喻、象征、超现实和意识流手法，刻意于意象的经营和语言的求新求变。在诗的领域讲求“张力”，而在小说方面则讲究多角度的叙述观和多层次的结构，从而使主题较为含蓄隐晦、耐人寻味。它对新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的探索，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它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记录，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和逃避主义倾向。观念的现代化、审美的现代化、文学主题与表现形式的现代化，使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不绝如缕。从20年代的象征诗派到30年代的现代诗派、新感觉派，到40年代的九叶诗派（西南联大诗人群），现代主义文学时有耀眼的时期。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被作为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学而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代主义文学在大陆绝迹了。改革开放以后，现代主义文学才重新登上了大陆的文学舞台。大陆这三十年现代主义文学的空白，恰好由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填补上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初在台湾率先揭起现代主义文学大旗的正是30年代在上海和戴望舒一起推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纪弦，他把大陆现代主义文学的火种带到了台湾，为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横的移植”的同时接上了大陆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

由此可以看到，一方面，20世纪台湾文学深受大陆母体文学的影响，借鉴和吸收了大陆母体文学的经验；另一方面，20世纪台湾文学与大陆母体文学存在着较大的兼容和互补性。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文学在诸多方面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台湾文学在一些文类和文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要超过同一时期的大陆文学。如从60年代至80年代长盛不衰的包括言情、武侠、历史小说在内的台湾通俗文学，正好填补了这一时期大陆文学的空白。而名家辈出的台湾当代散文和诗歌，也“可以和大陆的散文、诗歌颉颃”[1]。

20世纪以来的台湾与大陆文学同根、同源、分流、融汇，比较研究意义重大，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鉴于此，本书遵循学术创新的原则，在吸收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展开台湾与大陆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具体的文学史事实和文本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母体之间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也凸显出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文学由于历史机遇的差异而形成的独特美学经验。本书旨在建构台湾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新的研究视界，使台湾文学研究由单纯的封闭的研究走向复合的开放的研究。

全书共有八章。

第一章旨在借鉴比较文学研究中诸如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历史类型学研究等方法，以整合两岸文学的视角，把光复前台湾与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创作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框架中进行对比考察，纵向梳理两种文学现象的发展轨迹，追踪“五四”文学精神的承传与流变，深入考察两地乡土文学的深层内蕴、文化动因，横向比较两地乡土文学在话语环境、言说方式、文化根源，以及文本审美趋向和艺术手法上的异同。

第二章以整合为视角，从历史的生成、诗歌观念、主体觉醒、艺术特征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大陆朦胧诗的异时同质性，旨在揭示整合乃是两岸诗歌乃至两岸文学的发展趋势。

第三章从文学观念、小说主题、艺术技巧三方面论述了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对陈映真小说的影响。在创作观念上，陈映真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揭示在资本主义入侵下国民灵魂的异化，真实地描绘台湾社会在急遽变迁的转型期所经历的伤痛。在创作主题上，鲁迅所开创的批判主题、启蒙主题、救赎主题对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艺术手法上，陈映真继承了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的开放姿态，将意识流、心理分析、象征等富有表现力的创作手法引入现实主义创作中，增强艺术创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形成了多样化的、开放型的、独特丰富的艺术风格。

第四章将沈从文、黄春明这两位海峡两岸乡土小说极具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身处海峡两岸，加之时空背景的差异，沈从文和黄春明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他们在乡土小说创作上又存在着诸多共同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他们具有相似的精神价值立场和乡土情怀。将其小说创作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探讨二者在创作上的某些关联，也有助于深入研究海峡两岸的文学关系。

第五章将曹禺、白先勇进行了比较研究。曹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剧作家，白先勇是著名的现代派小说家，无论是创作体裁，还是他们的生活年代、社会背景，二者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他们都有一颗敏感的心、一腔悲悯的情怀；他们以不同的文学体裁为载体，都发出了对人生困惑和人类命运的叩问，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有着极大的共通性，都具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他们的悲剧意识源于独特的成长经历、中西方文学的熏陶和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悲剧意识的导引下，他们极为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对抗”“沉沦”“死亡”等一系列悲剧主题。

第六章将余光中与徐志摩诗性散文进行了比较研究。一是散文意象的比较，探讨了他们散文中的山水意象、星空意象、花鸟意象等自然意象。二是从语言的音乐美与绘画美、语言的隐喻性与陌生化及感性化与知性化三个方面比较研究了两位作家散文的诗性语言。三是比较研究了余光中与徐志摩的散文风格：余光中散文融入现代主义的因素，古典情怀与现代情趣相结合，呈现出阳刚豪放、幽默风趣的散文风貌；徐志摩以铺张华丽的语言，积极乐观地书写触动他心灵的事物，感性浓烈，散文多清新典雅。

第七章从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和小说艺术等方面来探讨施叔青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异同。张爱玲小说围绕男女婚恋题材揭示20世纪40年代小人物缺乏真情实感的情感困境，施叔青小说则以留学生婚恋题材和香港、台湾中上层男女的婚姻恋爱问题表现人们褊狭冷漠、功利自私的情感困境。由于时代、教育、性格的不同，施叔青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存在不能独立和不愿独立的差别。施叔青和张爱玲都讲究叙事技巧，“反复吟咏”和“重复、回旋、衍生的叙事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修辞手法上，张爱玲多用隐喻、局部象征，施叔青多用明喻、整体象征等手法，形成了同中有异的艺术魅力。

第八章从史传传统的承继、现代意识的张扬、精英意识和大众意识的兼容等方面把高阳、二月河两位作家结合起来考察，通过对他们清代叙事进行全面的比较，对其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艺术特色的共性和差异性做出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进而厘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和影响。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本书选取了鲁迅、沈从文、徐志摩、曹禺、张爱玲等现代经典作家，通过将台湾作家分别与他们进行比较研究，系统梳理了现代作家对台湾作家和台湾文学的影响。如第三章探讨了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对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影响。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大陆的作家，也对台湾文学产生恒久的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作品就流传到了台湾。黄朝琴、黄呈聪、张我军、赖和、蔡孝乾、许乃昌、杨运萍、张深切、吴浊流等都受到过鲁迅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鲁迅及其作品在台湾的传播掀起一个新高潮，王祯和、黄春明等一批作家在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引领下，致力于描绘台湾社会的真实图景，关注台湾民众的生存境况。在这时期的作家中，受到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影响最为显著的当属陈映真，他在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于台湾的传承中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映真对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传承既丰富了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内涵，也拓展了陈映真本人的文学创作道路，同时引领着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陈映真在自己的创作中将鲁迅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巧妙地加以创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至最终成为台湾文坛乃至整个华文文学界成就卓著的作家。第六章将施叔青与张爱玲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施叔青曾多次自述张爱玲小说对她产生的影响。综观施叔青的小说创作，无论是早期的鹿港故事，移居香港后的“香港的故事”系列与“香港三部曲”，还是归返台湾后的《微醺彩妆》等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均传承了张爱玲的文学衣钵。在主题方面，她们都关注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试图表现现实世界表面华美、内在丑陋的两重性；在人物方面，她们都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形象，敏感细致地刻画了无法独立和不敢独立的女性世界，以及虚伪自私的男性形象；在小说艺术方面，她们都运用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机制，讲究语言的色彩感和文白相融，大量使用精妙贴切的修辞，使小说别具艺术魅力。但施叔青毕竟不是张爱玲，她总是不断自我创新和蜕变，形成了不同于张爱玲的独特之处。

本书还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将光复前台湾与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大陆朦胧诗等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的比较，在梳理了两岸文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之后，进一步揭示了台湾文学的独特风貌和艺术价值。

总体上来说，本书以影响研究为切入点，以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运用翔实的史料，深入分析大陆母体文学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影响，积极探求现代文学精神、现代文学思潮和现代经典作家等对台湾文学发展的意义，从而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新体系。本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母体文学深刻的渊源关系，探讨了台湾文学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对它产生的恒久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研究在20世纪中国大陆文学及台湾文学的研究中常常是缺席的。通过对两岸文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宏阔视野中，更清晰地明确台湾文学的特色和价值，这将有助于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化。

近年来，“台独”派否认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环，提出台湾文学完全是自主自足发展的文学，这种论调是荒谬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本书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作家研究和文本分析，清晰地梳理出大陆母体文学与台湾文学的渊源关系，充分论述了祖国大陆文学对台湾文学的深刻影响。因此，本书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海峡两岸文学关系是一个需要探讨也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在当下两岸文化和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台湾文学应该以一种新的更为合适的姿态进入大陆学者的视野。本书对此进行了新的尝试。我们期待，通过对20世纪海峡两岸文学关系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推动学术界真正建构起多元共生、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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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辽：《台港散文四十家·序》，中原农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