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殷周剧变与“天命不易”观念的失效

从殷墟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殷商时期宗教色彩确实非常浓厚。就“帝”的形象而言，他“既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令风令雨，支配自然界，而且还可以控制人类社会，为害或福佑人间”[4]。

令风令雨令雷者：

帝令雨弗其正年。∕帝令雨正年。（《甲骨文合集》10139、前1、50、11）

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贞：帝其于生一月令雷。（《甲骨文合集》14127）

贞：翌癸卯帝其令风。∕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雾。（《甲骨文合集》672正）

降灾为害者：

庚戌卜，争贞：雨，帝不我堇。（《甲骨文合集》10165正）

□辰卜，宾贞：佳帝令害。（《甲骨文合集》14159）

……不雨，帝受我年。二月。（《掇》一、4六十四天24、南师1、16）

戊申卜，争贞，帝其降我黑，一月。（《甲骨文合集》10171正）

帝降其摧（摧，原指鸟害，引申为灾害之义）。（《甲骨文合集》14173正）

帝唯其终兹邑（终绝此城邑）。（《甲骨文合集》14209正）

贞，帝其作我孳。（《甲骨文合集》14184）

福佑人间者：

贞，唯帝肇（肇，疏导义）王疾。（《甲骨文合集》14222正丙）

王作邑，帝若（佑）我。（《甲骨文合集》14200正）

来岁帝降其永（引申有美善之义），在祖乙宗，十月卜。（《小屯南地甲骨》723）

帝受（授）我佑。（《甲骨文合集》14671）

由此来看，尽管卜辞中的“帝”是全能的，但其无所不能的能力却是不以殷人的意志与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可以说是全能而非全善、宗教神性与自然属性兼具的神灵。[5] 对此，张岂之认为，“帝”具有自然属性，是自然天神[6]，持论非虚。概与“帝”的这种双重属性有关，殷人在通过祭祀、占卜等方式来与其沟通之时，对“帝”所持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既非常畏惧又深怀希求；畏惧的是“帝”的非全善的自然属性，希求的是其全能的宗教神性。后世对“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解字·示部》）的训诂，无疑与殷人祭祀致福之风关系甚大。（《礼记·表记》即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以说，殷人对帝的这种复杂态度实际上是基于希求心理基础上的精神信仰，并将其视为信仰系统中的至上神，这在《诗·商颂》中有着集中反映，并一再彰显帝的无上地位与主宰性作用：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颂·玄鸟》）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商颂·长发》）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围。（《商颂·长发》）

由所引文字可以看出，在反映殷人精神思想、思维方式的诗歌当中已经将商王与帝命相联系了，认为商王权的诞生与国祚长盛都承帝命而来，与帝命有关。故后世学者一般认为，殷人的天命思想可以用“天命不易”来加以概括，而《史记·殷本纪》所载纣王之言“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便是殷人基于帝神信仰传统而在天命观上的具体表现。但是，这里很快又会衍生出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既然天命不易，那大邑商为何会被小邦周所取代？既然深信天命与上帝鬼神的商王朝会灭亡，那么继商而起的周人会怎么看待天命，又该如何把握国祚与自己的命运呢？这是殷周之际发生剧变以后，周人亟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其为政权取得的正当性在殷商遗民和周人面前所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如上文所言，“天命不易”观念在纣王自杀、殷政权被推翻以后即宣告了这种理论的破产，难以继续承担起论证政权正当性的理论功能了，故而周人必须在反思殷人天命观念的同时，着力思考永葆江山社稷的密码。众所周知，殷人重祭祀，诸事好依卜问来决断，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如果以后来诸子时代儒家人物所一再致思的德福关系命题来加以考量的话，殷人的祭祀、占卜等活动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致福行为，由于人文理性主义精神在这一时期尚未萌芽，故而殷人在致福的过程中并未将德的因素考虑在内。或者说，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德”字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字形为[7]，并不包括“心”部件，其字义亦无明显的道德倾向。[8]由此来看，对“德”作出“得”的诠解是符合其在甲骨卜辞中的用法的，这正如《甲骨文编》所言：“罗振玉释德云，卜辞皆借为得失字。”[9]由此来看，德福关系在殷人那里整体上可以理解为致福、求福，更多的是一种外在行为，与人的心性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联系，而这也正与心性思潮晚出于殷周二代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相一致。

当然，殷人一味经由外在的种种祭祀、占卜方式求福的行为，并不一定就能获得与心里祈求相应的福报[10]。这种结果的出现，既与殷人心目中帝全能而非全善的特点有关，也与他们在人神关系构建的过程中人基本上处于匍匐于上帝鬼神脚下的局面，从而在其面前缺乏有效而稳定的沟通渠道有关。可以说，殷人的种种求福行为并不意味着必然收回相对等的福报，除了祭祀、占卜以外，他们尚未找到真正掌握自身前途与命运的钥匙。在缺乏有效沟通手段的前提下，殷人除了以祭祀、占卜的方式向上帝鬼神献媚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面对这个充满未知而又神秘的世界。当周人对其进行最后一击以后，殷人所信奉的“天命不易”思想便顿时失效。

周人代商而起以后，新生政权如何面对殷人的“天命不易”思想？又如何看待新生政权的正当性呢？这是周人不得不思考，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周人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提出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的新型天命观，并拈出“德”字这把钥匙来加强天人之间的联系，从而试图将自身命运与国祚长盛的决定权转移到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