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世相的透视

《人海潮》《人心大变》以及《人海新潮》的扉页上分别有“上海社会真相”和“社会秘密真相”的标识，《人海新潮》的目录上还特别加注了“社会奇情长篇小说”标记，表明平襟亚试图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绘制在“‘人海潮’这幅长长的社会画卷中”[2]，进而以“人海镜”[3]透视社会世相，呈现并反思种种社会问题。

《人海潮》《人心大变》并不是一味描写都市上海的社会生活、百态人生，作者还将笔触大量着墨于农村——临近上海的江南水乡福熙镇，其原型是平襟亚的家乡——常熟辛庄镇。作品中的主人公“沈依云”的形象也是平襟亚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从福熙镇到大上海的世相百态，均是平襟亚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由此来看，《人海潮》《人心大变》也可视为平襟亚从常熟到上海的一部自叙传，“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真的”[4]。因此，《人海潮》《人心大变》并不是单纯的通俗文学，而是掺杂了某些“纪实性”[5]文学的特质。

“人”系列小说中最为常见，也是平襟亚竭力描摹的社会世相，是底层人民——中国农民悲苦的生活状态。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和农村社会世相的摹写，呈现种种现实问题和社会危机。福熙镇虽是江南水乡、膏腴之地，此地农民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因为他们同中国的其他农民一样，饱受地主乡绅、兵匪地痞的压榨迫害。小说伊始，平襟亚就对福熙镇权力架构进行了细致的解剖：乡董—乡佐—庄主—农民，“村上出了什么岔子，要受庄主裁判，村人受了什么委曲，要向庄主声诉……庄主的威权却很厉害……他就好像做了大总统元旦受贺似的，心中好不欢喜……只是裁判权谁给他的呢？便是一乡乡董。乡董是他的上级机关。乡董一乡只有一个……乡董的助手叫做乡佐，一律出自县知事委任。因此，他的威权就能够控制各庄庄主，仿佛专制时代，元首股肱。万民庶政，全权遥领”[6]。由此呈现中国农村的社会框架以及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揭示农民悲惨命运的缘由。处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终日辛勤劳作，辛苦所得却悉数被地主乡绅掠夺压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债台高筑。

农民的命运如同浮萍般凄惨，《人海潮》中的天灾——大水灾将乡民的田地淹没殆尽，“水光接天，不分田庐阡陌。村民大哭小喊，惨不忍闻。一船一船的难民，到处劫夺，简直不成世界”[7]。《人心大变》中的人祸——兵匪之乱，令乡民的家园付诸一炬，“有一二百个败兵，身上统有洋枪，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其实未必都是败兵，中间有许多光蛋、流氓、地痞、土棍，同地方上游手好闲的人勾通了到镇上来骚扰……还害了四乡邻房也都烧得一片焦土”[8]。面对天灾人祸，这个最弱势最底层的群体走投无路，除了死亡就只能选择远走他乡，涌向都市——上海，去寻求生路。但畸形繁荣、贫富悬殊的大上海并不是农民安家的乐园，“等到身入繁华之地，简直没有还乡之望。可怜乡间女儿，不论已扳亲未扳亲，到得海上，以身入平康为荣，衣锦归来，又招朋引类而去”[9]。福熙镇农民金大的女儿银珠就因天灾人祸随家人到上海谋生，为了生存最终沦落风尘，成了达官贵人的玩物。银珠的悲惨命运如同一个缩影，折射出花丛界各个倌人的人生，她们与银珠一样，来自上海周边的乡村，原本尽是单纯的农人，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走上了出卖肉体和灵魂的道路，从乡村到城市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压榨、被欺侮、被损害的悲惨命运。

平襟亚在对农民群体表达深切同情之时，也对乡民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现状世相进行了描写和反思。“街坊的小茶馆，现在简实变做赌窟了，乡人在这里家破人亡的委实不少。小酒店，兴奋一般人的暴勇斗狠，乡村发生械斗血案，都在这里酿成的。街坊上鸦片烟馆，听说现在也改换牌号，一律叫燕子窠了，这其间更不容说，是乞丐的制造厂，尤其是盗贼的派出所。农民渔户，吸上了那筒福寿膏，把自己祖宗挣下的田房屋产，一起塞进小眼眼去还不够。”[10]在乡土文明和都市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乡土世界原本淳朴、单纯的自然性渐渐被吞没，都市文明中的种种糟粕流入乡间，与乡村原有的渣滓不谋而合，共同腐蚀着农人的人性。茶馆、酒馆、燕子窠以及妓院、舞场、旅馆，都是大都市里最为常见的娱乐消遣场所，《人海潮》《人心大变》《人海新潮》中的都市男女乐在其中，纸醉金迷、耽于享乐。都市文明中的糟粕沉渣同样腐蚀着市民的灵魂，利益金钱成为市民追逐的唯一对象。平襟亚凭借自己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历，尤擅以反讽的笔法展现、批判上海出版界、法律界、文界、新闻界、教育界、投机界以及官场中的种种丑恶世相，“不知道观望风色，承迎意旨，只顾埋着头干他的笨活……办事太认真，捞钱太不会，太爱惜名声，太钟勤职务……好比不可雕的朽木，不成器的顽铁，又仿佛是粪缸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做了几年芝麻绿豆官，仍旧是书生本色，没有学得一点官样，不曾吐出一丝官气，不知道回护同官，不愿意伺候上官”[11]。

平襟亚的“人”系列长篇小说，与历史时代紧密相连，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复辟，从北伐战争到宁汉合流，从齐卢混战到民族抗战，均有涉及。在小说中，平襟亚建构了都市—乡村的互动模式，透视了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都市上海以及上海周边乡村的种种社会世相，继而刻画剖析人性，呈现反思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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