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循证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经纬探究中华文明大国之治道

项继权[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尽管历经风雨，但绵延至今。其中，国家治理及其适应性变革无疑起到文明传承的支撑和关键作用。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古代农业文明大国，乡村治理不仅是国计民生的重点，也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正因如此，2014年10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2]。2022年7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3]胡宗山教授这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无疑是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华文明、乡村治理及大国治道历史不可多得的力作。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以制度政治学和治理政治学为学术视角，以制度衰败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为逻辑切入点，分上下两篇，重点从国家与农民关系、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乡村组织、编户管理、田制变迁、赋役治理、农民负担等方面对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演变进行了总体扫描，对乡村治理在古代王朝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功能、作用、效能进行了相应评估，并在系统分析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体系构成、参与主体、治理内涵的基础上，重点探寻了影响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变量和关键因素，总结了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发展变化的理性逻辑和一般规律。著作立足古代乡村治理，分析国家治理的变迁，给人们对于我国乡村治理及国家治理的互动变化、历史经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多视角、整体性的图景，深化了人们对乡村治理及中华文明大国治道历史的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理解。

我国古代乡村治理一直是学界关于我国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著作、论文等各类成果丰硕。纵览迄今的研究，不难发现该著具有独到的视角和创新的分析。乡村治理是一项综合性事务，涵盖组织、制度、角色和运行等多个领域的内容。过往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或从基层组织视角，或从农民负担视角，或从农业产业视角出发，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研究议题相对集中。该著作从历时性视角出发，对先秦至1840年之前的中国古代乡村治理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内容既涵盖对乡村基层治理组织的梳理和研究，也包括对古代乡村田制变迁、乡村编户管理、赋役问题、农民负担等方面问题的研究。著作同时对历代农民负担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对不同地区的农民负担进行了对比研究。著作还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体系构成、内涵、主体、角色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涵盖了古代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问题领域。由此，在研究领域上著作具有显著的研究特色和较强的系统性、全面性及深入性。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研究视野广阔而细致，具有历史纵深感和厚重感，有较强的宏观性、综合性和学理性。著作以史料为凭据、以证据为准绳，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上篇述史，下篇论事，力图对决定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若干重大规律进行新的阐述。著作尤其关注从乡村治理效能的视角对自秦至清的王朝治理水平、治理成效等进行定性评价，试图探讨决定古代王朝兴衰循环的内在规律；著作以制度政治学和治理政治学为分析视角，尝试提出理性—权力—制度的三角分析框架，作为分析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发展演变的理论工具。在此基础上，著作提出了集权陷阱、专制漩涡、制度衰败等概念，用以解释两千多年的古代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发展演变规律。著作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基础，探讨了与乡村治理有关的多个重要历史议题，如赋役积累莫返之害、土地兼并和地权集中、皇权不下县、士绅自治、宗族自治等，并对不同时代的乡村治理制度、赋税制度、赋役负担等进行了纵览式、一体式的深入研究，展现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精细的深刻分析。

作者在广泛浏览历史典籍、地方志和乡村治理等领域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充分借鉴学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领域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以及若干重要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较强启发性的学术新概念和新观点，如集权陷阱、专制漩涡、制度衰败、名实分离等。尽管它们在逻辑和学理上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但立论有力，观点鲜明，仍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思考古代乡村治理的规律。著作历史文献资料丰富，旁征博引，涵盖面广，悉心研究，显示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对于明代折银问题的研究，并以此建立一套用以评估不同时代农民赋役负担的测算系统，可以说作者在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重要创新性贡献。

该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强化量化分析与比较。相较既往研究，著作最大的特色是试图通过建立一套量化（折银）的测算系统，对不同时代农民缴纳的田赋和徭役以及其他实物税和货币税等进行深入的测算，并通过相关的图表予以展示，这是一种计量史学的研究分析视角，有助于更为精准地评估不同朝代、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农民所要承担的赋役负担。著作注重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例如，在乡村治理政策制度和农民赋役负担上，著作既进行了不同朝代之间的比较，也开展了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的比较，既有江南与华北地区赋役水平的地域比较，也有同一地区不同府县之间的地域比较；著作力图做到点面结合，在进行宏观和历史阐述的同时，重点以宋明清时期的徽州府、苏州府以及其他部分府县为案例，开展案例研究，以求更准确地评估古代乡村治理的效能和农民赋役水平等细节性议题。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是在原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的，是全国政治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镇，也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主体单位之一。地方基层及乡村治理是学科研究的重点和特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治学学科的重建及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学院就着力恢复政治学学科，转变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此同时，鉴于农村改革及乡村组织和治理的深刻变化，张厚安教授明确提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理念，强调“走出校园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以理论服务农村改革”，并率领一批政治学者深入农村进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由此创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随着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范围和学术团队及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改建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并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及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回顾学院和学科农村研究的发展历程，华师农村研究团队在走向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的同时，一直关注和研究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结构方式及经验教训，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著作，以介绍和总结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汲取传统乡村治理的精华，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改革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学院农村问题研究已进入新老更替的时期。值得高兴的是，作为中年学者，胡宗山教授等迅速崛起，挑起大梁。其新著《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史料基础、循证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历史经纬，探究中华文明大国的治理之道，展示了系统全面的深入分析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判断和观点，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和农村问题研究深化传承的创新力作，并将农村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建设及国家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新的启示。

2023年2月8日于湖北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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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继权先生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及“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政治学与乡村政治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

[2]《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一版。

[3]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