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海洋环境

一 明代的海洋环境

“倭寇”的出现与侵扰，对明代的海疆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对于由元代以来形成的倭患问题，明太祖朱元璋计划建造舟师征伐日本，同时遣使诏谕日本国王，敕谕该国协助解决相关问题。洪武三年（1370），以莱州府同知赵秩为使，持诏往谕日本，就倭寇问题诘问日本国王，“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1]。在得知并非日本国王授意之后，朱元璋暂停了建造舟师的计划，停止了征伐之议。

对于来自海外的威胁，朱元璋认为，“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2]，一是兴兵征伐劳民伤财，二是得其地纳其民不足以守，就像隋炀帝征伐琉球，不过徒慕虚名，反被后世讥讽。鉴于历史的教训，对于海外不为患中国者，明政府决不采取征伐之策。然而劝谕日本国王的政策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濒海州县屡被倭害，官军逐捕，往往不能泛舟追击。再者，朱元璋认为日本倭寇之所以屡屡寇边，是因为胡惟庸与之暗通，图谋不轨，所以御外患要与治内乱相结合。此外，明初还面临着反明势力的威胁，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方国珍败退后，携其部众“逃于海上，犹欲观望成败”[3]，对明王朝的威胁仍然存在。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亦在中国周边活动，“使臣有还自东南夷者，言诸番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4]。

在此背景下，沿海的安全形势日渐趋紧，如《明史》所述：“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5]为了应对反明势力与倭寇、西方殖民者勾结，威胁明政权，明朝廷一方面在沿海广设卫所，增强军事防御力量；另一方面施行禁海政策，如洪武十四年（1381）“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6]，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因“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7]，以此断外货之销路。永乐初，明政府调整朝贡政策，日本获得朝贡之资，但以倭寇所阻为借口，数年不来。永乐帝认为这是“居海东蕞尔之地，乃凭恃险阻，肆为桀骜”[8]，在暗地里行狗盗鼠窃之举。永乐十七年（1419），总兵官刘江全歼入犯辽东的倭寇，“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9]。

明政府虽然禁止民间交易，但是允许官方间进行朝贡贸易。自永乐元年起（1403），依洪武初制，在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管理朝贡贸易。中外贸易关系的保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海禁”政策带来的中外矛盾，再经过望海涡一役，海洋环境趋于宁谧。直到嘉靖二年（1523），由于日本使臣之间在宁波发生了争供事件，嘉靖皇帝关闭市舶司，中止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复求来贡，明政府允之，但是做了严格限制，规定“以后入贡舟无过三艘，夷使无过百人，送五十人京师”。但是日本等不及贡期，派遣周良为使，以六百人来朝，驾船四艘，违反了规制。周良给出的原因是，“贡舟高大，势须五百人，中国商舶入夷中，往往岁匿海岛为寇，故增一艘者，护贡舟也”[10]，并非有意违反定制。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人数船只的限制，显然并不能满足日本的需求，这也为日后形成大规模的倭乱问题，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日本在1336年之后进入南北朝时期，南北阵营之间的征伐，使大量武士及失业流民迫于生计，成为行劫海上、侵扰我国海域的“倭寇”。到15世纪，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地封番相互征伐，战争中败逃的武士及失业流民又不断加入倭寇势力中。日本各番为了增强各自的势力，对此给予支持，最终形成嘉靖倭乱。随着沿海防御形势的迅速恶化，倭寇劫掠沿海的局势逐渐失控，明朝廷被迫采取一系列措施抵御倭寇的侵扰，经过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间（1553—1557）的大力剿捕之后，倭寇的威胁大为缓解。嘉靖四十年（1561）之后，东南沿海较大规模的倭寇团伙基本被剿灭，至隆庆和万历时期，“倭寇的入侵明显减少，只有小股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11]

万历时期，丰臣秀吉重新统一日本之后，个人野心膨胀，意图占领朝鲜入侵明境。万历二十年（1592）倭寇朝鲜，东北海疆处于防务危机之中。兵科署科事徐成楚指出，先年倭患多在东南，目的仅是劫掠财物，而今舍东南直趋东北，屯田筑舍，是舍肢体而攻腹心，对明政权的安危产生了更直接的威胁。再者，嘉靖时期的倭乱，人数大抵不过数千，现今则动辄以十数万计，人数更众。丰臣秀吉举日本国力进犯，其性质已经不同于嘉靖时期的倭乱。朝鲜危机，构成了辽东、山东、京畿区域的海防危机，“朝鲜，天朝之属国，辽左之籓篱也”,“登莱系山东门户，天津亦神京肘腋”[12]，其重俱不在辽左之下。渤海湾地区作为京畿门户，其防御成效关系着首都腹里的安全。因此，明廷出兵朝鲜，协同朝鲜政府共同抵御日本侵略，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击退日本之后，海疆形势才得以缓解。但是对于明廷来说，好景不长，辽东女真部族——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并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以“七大恨”正式叛明，宣布建立后金政权，渤海湾的海防形势再次趋紧，直到明朝覆灭。

除了倭寇之外，长期威胁沿海社会安全的，还有与倭寇勾结的沿海海盗。海盗的形成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贫困的生活环境，二是个人的贪婪，三是外部力量的干涉，四是适合海盗活动的海洋地理环境，五是繁茂的海上商渔业活动等。[13]嘉靖时期，海盗头目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大严，谋利不遂，故勾引岛夷为寇者”，成为沿海乱源之一。明长期以来施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在有限的朝贡贸易之外，民间泛海贸易被禁止，这也造成沿海百姓无法依海谋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后汪直等有意归附，提出协助明军御倭，但条件之一是希望明政府能够开海禁，互市通贡。明政府对此格外慎重，言之“朝廷自有非常恩赉，其互市通贡，姑俟蒋洲回日（注：蒋洲为浙直总督胡宗宪派遣日本的使臣），夷情保无他变，然后议之”[14]。倭平之后，明政府吸取历史教训，行隆庆开关之举。但是月港一口根本无法满足民间的贸易需求，倭寇虽灭，海盗劫掠事件仍不绝于史。

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国家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开始进行殖民贸易，并将目光投向中国。如正德年间，佛朗机（西班牙）占据满剌加国（马六甲）而据其地，遣使加必丹木等入贡。礼部拒绝佛朗机朝贡，还其贡使。明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佛朗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挟货通市”，疑有窥伺中国之心，命令沿海镇巡等官将其驱逐出境，申明“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入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15]。明政府在注意到西方的威胁之后，进一步收紧了朝贡制度。

朝贡贸易的管理，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其管理者利用职权之便，“每值东西洋船私寄数金，归索十倍，稍不如意，则诬为漏税，一物相混，动费千金，拷掠之毒，怨尽骨髓”。并私遣人丁四出越洋贩卖，借国用之名而入私囊。万历三十二年（1604），因福建抚按二职并缺，税监高采乘机私令潘秀等在大泥国勾引红夷，许以澎湖通市。后虽拒逐，但“红夷无岁不窥彭湖矣”[16]。红毛夷即荷兰人，以前不通中国，中国与荷兰之间的贸易，主要是每年由闽商引贩大泥国（处于马来半岛的苏丹国）等地，荷兰人就彼地转贩。自万历甲辰潘秀之事以来，朝贡不行，夷滋怨望，“大发夷众，先攻吕宋，复攻香山”，后俱为所败，不敢回国，于是“流突闽海彭城湖而据之”[17]，要挟互市贸易。后荷兰人来者日多，筑礼拜寺于城中，企图长久占据，“进足以攻，退足以守，俨然一敌国矣”。澎湖的位置，处于南北海上交通要道之上，“夷据中流，鱼船不通，米价腾贵”[18]，沿海百姓又以通夷为生，内外勾结，滋生盗患。再者沿海驻防将弁，营私舞弊，防御废弛，甚至诡言红夷恭顺，希望与之互市牟利，防务危机久存不散。

对于长期以来的海盗、倭患与夷人之防屡禁不止的问题，福建巡抚南居益认为：

海土之民以海为田，大者为商贾，贩于东西洋，官为给引，军国且半资之，法所不禁，乌知商艘之不之倭而之于别国也。其次则捕鱼舴艋不可以数计，虽曰禁其双桅，巨舰编甲连坐，不许出洋远涉，而东番诸岛乃其从来采捕之所，操之急则谓断绝生路，有挺而走险。耳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此数千百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实繁有徒。其往来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载汉物以市于倭，而结连萑符出没泽中，官兵不得过而问焉。即两汛戒严，间有缉获，而穷海鲸窟，焉能尽歼。夫我之防倭，防通倭之奸，已若是乎不易为力矣。而又益之以红毛夷，奸人群而附之，教倭助夷，引夷附倭。夷以所得接济汉物尽数贿倭，倭复以耽汉物之心尽力助夷，而夷与倭及海中之寇合并，以成负隅之势。我百方抽选，仅得兵若干名，彼一呼而枭獍四集，数每倍蓰。我百方挽运，糗粮莫继，惟若不足。彼因倭因盗翻见有余，是以逾年相持，不能有加。非去夷之难，去倭与寇之难也。[19]

据南居益所言，沿海百姓以海为生，而禁海政策绝其生计，社会矛盾激化。因此沿海之人多潜往海外，既与倭寇相结合，又与夷人相串联，形成负隅顽抗之势，以致为乱海疆。海患不靖的原因，除了明政府的海洋政策影响之外，还与明政府的设防问题有着直接关系。

以福建为例，兵部尚书冯嘉会曾言，“闽昔患夷，今乃患寇，昔患贼与贼合，今患贼与民合，且与兵合”。所谓贼与民合，是因“内地奸宄窟海为生，始而勾引，既而接济，甚至代为输转，所谓贼与民合者故也”。后因缺饷，裁撤新兵，“凡新兵，皆市井亡命狗吠而鸡鸣者，一隶行伍，心胆益粗，撤之使去，去将安适，计有浮梁剽掠而已。其与我兵向皆熟识，以其类群间同猫鼠”，又形成贼与兵合之势。再者，“闽北自沙埕，南达南澳，上下几二千里。其人皆沿海而居，烟火相连，市镇互错，贼无时无处不可焚掠”。而兵防疏若晨星，彼此之间难以应援兼顾，“即欲合令夹击，而彼已扬帆于穷岛绝屿之外”，难以应对。与此同时，“负山阻海，地瘠民贫”的东南地区，“田园甚稀，额征有数”[20]，兵饷匮乏，军力难以补充，器械难以更换置办，防御力量严重弱化。晚明之后，辽东之乱与农民起义，又使明政府更加无暇顾及海洋防御。

整体来看，明代的海洋环境，在明初有反明势力与倭寇的影响，后随着明政府对沿海反叛势力的肃尽，以及经过望海涡一役对倭寇的打击，中外贸易关系的保持造就了明前期一段海不扬波的平静之期。然而嘉靖时期，因朝贡之争及日本内乱，东南沿海遭受十余年的盗寇之扰。至万历中期，丰臣秀吉又觊觎中华兵寇朝鲜，造成东北海疆危机。此外，西方列强对东南海疆的威胁日益趋紧，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从嘉靖时期开始，多次入侵沿海地区，给明政府带来了较大的防御压力，成为海防的重要对象。[21]

从明代海疆危机产生的原因来看，无论海盗、倭寇还是西方殖民者，其所求的是依海谋生与互通有无。然而自明初以来，为了使沿海社会稳定，朱元璋严禁百姓私自出海，杜绝内外联系，并将这一政策定为祖制。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只允许朝贡贸易的海洋政策，严重抑制了沿海百姓的生存需求，以及海外国家的贸易诉求，引起了巨大的内外矛盾。故而终明一代，海洋的安全环境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二 清代的海洋环境

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前，清初的海洋环境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在这一时期，清政府所面对的海上威胁：一是逃至海上的反清势力，二是明末以来的海盗，三是南明势力的持续抵抗，其中势力最强者为奉明朝为正朔的台湾郑氏集团。

郑芝龙降清之后，郑成功招兵买马收编反清势力，占据小金门誓师反清。顺治四年（1647），郑氏领兵攻打海澄、围泉州城，顺治五年（1648）攻克同安县，再次围泉州城，后清军援军解围。顺治六年（1649），郑成功挥军南下，先后攻打闽南、粤东地区，围潮州不克后撤回闽南。顺治七年（1650），郑成功取厦门，以之作为反清基地。同年，清政府派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攻入广州，郑成功南下援防，先后进兵南澳、惠东地区。顺治八年（1651），清军围攻厦门，郑成功回防。顺治九年（1652），郑成功围漳州城，后因清军驻防泉州城而撤军。同年，清政府令郑芝龙招降郑成功，“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22]。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再次招降郑成功，并许诺封为海澄公，给靖海将军敕印，允许驻兵泉、漳、惠、潮四府，给予兵饷钱粮，并赋予选官任官之权。但“收取洋船课税，仍交布政使司解京，地方官评民事词讼钱粮等项，俱系有司职掌，自有督抚管理，尔不得干预”。郑成功生疑不降，顺治帝谕旨解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朕因不疑，故授尔以封爵，委以海上之事。如有所疑，岂肯加封委任”[23]。招降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顺治十一年（1654），郑成功配合南明李定国进攻广州失败，进军兴化地方，并攻入漳州。福建巡抚佟国器奏报，“海逆郑成功反谋既决，遂袭入漳州，连陷各邑，复围泉州，势及兴化”，奏请援军进巢，“并敕广东南赣督抚，调发潮州水师直抵厦门，与闽师首尾夹击，贼势莫支，则海氛可靖”[24]。顺治十二年（1655），因清军围攻厦门、金门等地，郑成功攻入舟山。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久不归降，清政府怀疑郑芝龙暗通信息，密除郑芝龙。[25]郑芝龙及其家人被杀之后，郑成功反清意决。顺治十五年（1658）郑成功开始北伐，顺治十六年（1659）包围南京，但是兵败退回厦门。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计划收复台湾，以之作为反清根据地。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同年，清顺治帝驾崩，康熙皇帝即位。

康熙朝初期，清政府的海洋安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的第二年去世，其位由子郑经继承，继续从事反清活动。除台湾郑氏之外，原平南王、靖南王因清政府施行削藩而反叛。康熙十三年（1674），敕兵部传谕靖南王耿精忠，“乃不意近为逆贼吴三桂诱惑，煽乱地方，弃累世之忠贞，构一旦之狂举，既干国法，复坠家声”，但念及祖上之功以及尽早平叛，若“投诚自归，将侵犯内地海贼，速剿图功，即赦免前罪，视之如初”[26]。康熙十五年（1676），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兴先后降清。这一时期，南明势力已亡，三藩仅剩吴三桂一支。来自海洋的威胁，主要是台湾郑氏集团。

在三藩之乱之际，郑经派兵先后进攻福建、广东沿海，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等府县先后落入其手。康熙十五年，郑锦遣许耀率兵三万余人直逼福州，清军败之。[27]康熙十六年正月（1677），清军收复沿海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七县及汀州府城。[28]同年三月，清军攻克泉州府，败郑锦于兴化，“宁海将军喇哈达等统率大兵，于二月二十日抵漳州，遂复府城及海澄等十县，闽地悉平”[29]。同年，投降之后的尚之信统兵收复惠州。[30]康熙十七年（1678），郑氏派军进攻海澄，清康亲王进军漳州，协防海澄等处。[31]同年，郑军攻漳州，总督郎廷相请调江南浙江广东三省满汉官兵赴援漳泉，并调三省水师战舰，于福建招募水卒攻取厦门。清政府调兵援漳州之后，解海澄之围。[32]

漳泉诸郡收复之后，厦门金门仍为郑氏所据。清政府计划“规取厦门金门二岛，以图彭湖台湾”，因兵力不足，欲借助荷兰势力，“特谕荷兰国王，令具夹板船二十艘，载劲兵协力攻取二岛”。但荷兰国舟师不能确定来日，计划未成。[33]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集大兵攻入厦门金门，郑氏据守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死，其子郑克塽继任延平王位，内部局势不稳。时三藩之乱已平，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可以启动收复台湾的计划，起复施琅统兵平台。康熙二十二年（1683）,“特命施琅为水师提督，统领舟师。并饬该督调度会商，相机征剿”[34]，攻取澎湖。因水师主力被灭，台湾岛无法防守，同年七月，郑克塽降清。

在台湾郑氏存在的时间内，沿海其他反清势力与之相合。如尚之信所称“张荒、伪总兵谢琅等，及海贼杜起龙环攻廉州”[35]。福建总督姚启圣所奏“伪总兵廖琠、黄靖等，率众踞水晶坪，联络山海贼寇，为害地方”[36]。在郑氏攻漳州海澄时期，“高雷廉三府逆贼肆行，兼之海贼杨二侵扰沿海之地”[37]等。海洋环境长久不宁。

整体来看，在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之前，对清政府而言，整个沿海地区长期面临台湾郑氏的威胁，“郑逆自闽而广而浙而江南，摇乱我人民，蹂躏我土地”[38]，战乱不断、兵戈不止，海疆不宁。正如总督陈锦云：“浙东舟山海寇及各山寨之寇，皆以故国为名，狼狈相倚。海寇登岸，则山寇为之接应；山寇被剿，则入海以避兵锋。交通闽、粤，窥伺苏、松，久为东南之患。”[39]海寇配合郑成功对沿海地区的侵袭，让清政府疲于应对，顺治皇帝在上谕中就指出“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40]，海防形势的严峻程度可见一斑。

康熙朝开禁以后，海盗的劫掠成为沿海防御的重点。康熙皇帝在上谕中云，“即如海防，乃今之要务”[41]，而海防的主要防御对象即海盗匪寇。[42]如康熙末年至同治时期，台海地区先后发生五次大规模匪乱，分别是：朱一贵叛乱事件，起自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终至同年六月；林爽文叛乱事件，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终至五十三年（1788）二月；蔡牵叛乱事件，起自嘉庆五年（1800）（按：本年开始劫掠台湾），终至十四年（1809）；张丙叛乱事件，起自道光十二年（1832）闰九月，终至同年十一月；戴潮春叛乱事件，起自同治元年（1862）三月，终至三年（1864）三月。[43]

在这一时间段内，渤海地区的海盗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如山东、盛京沿海一带的盗匪，根据其所乘船只判断，非本地制造，“必从福建、浙江、江南造成而来”。康熙皇帝令“往福建、浙江及江南崇明等处察访”，判断“海贼不能久留于直隶山东，必已向浙闽路去”[44]，命令有水师海船的省份搜剿。乾隆后期至嘉庆前期，东南沿海的盗匪，与洋盗结合，对东南海疆造成了长期的威胁。“闽省洋盗充斥，并勾结安南夷船”[45]，粤省匪船称为安南夷人，乘风入闽。而安南国王亦给投靠之海匪封号，清政府议定“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再此后拿获安南盗匪，审明后当即正法”[46]。

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的威胁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在注意到殖民者占据南洋之地后，担忧“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47]，康熙后期封禁南洋贸易。乾隆时期，马嘎尔尼来华，请求扩大贸易，清政府未以应允。嘉庆之后，西方兵船经常出现在中国洋面。如嘉庆十三年（1808），英国兵船驶进澳门，嘉庆帝敕谕“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英国人借口帮清军缉盗，嘉庆帝斥之，“海洋盗匪屡经剿办，不过东窜西逃。既经兵船四路擒拿，不日即可歼尽余孽，又何藉尔国兵力乎”。传谕两广总督“吴熊光等仍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豫备。设该夷人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庶足以伸国威而清海澨”[48]。嘉庆皇帝认为，“试思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又称天朝海面盗案甚多，商贩被劫，该国王派备兵船情愿效力剿捕等语，竟系意存轻视”，此类“种种措词背谬，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49]，危及沿海安全，应早当驱逐驳饬。

清政府对西方的戒心，以及限制贸易的手段，无法满足西方殖民扩张的需求。自嘉庆以来，鸦片不断流入中国，“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国家之隐忧，贻害最大”[50]。清政府认为内地奸民与西方殖民者的勾连，进一步助长了海防危机，严令地方官员“毋许内地奸民，交易接济”，并“著直隶、奉天、江南、山东、福建、浙江各督抚府尹等，严饬沿海文武各员弁巡防堵截，不准该夷船越进隘口”[51]，办事不得稍有疏懈。

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使英国的不法利益受损，促使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英国远征军组织40余艘军舰，4000余名士兵，由海军少将乔治·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封锁珠江海口，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英军攻占浙江定海之后，八月抵达天津大沽口外。道光帝面对英军压力，开始同意中英谈判，十月著琦善署理两广总督负责谈判事务。在谈判期间，清政府组织兵力试图收复沿海失地。1841年1月，英军再次进攻虎门，并占领香港岛，琦善擅自签订《穿鼻草约》。道光帝闻讯后，将琦善革职，并下令向英国宣战，随着虎门、广州先后失陷，清政府被迫签订《广州和约》。但英国政府认为所获权益较少，英军再次北上，先后攻破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府县。因兵力不足，英军暂停北上。1842年3月，清军进行反攻遭遇失败。5月，援军到后，英军北上进攻江苏吴淞地区，7月英军攻破镇江，八月英军到南京下关江面并登陆，清政府迫于压力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英国政府又与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增加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见英国获利，法国、美国、比利时、瑞典等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给英国所带来的权益，并没有向英国设想的方向发展，法国也不满在华传教受阻。此外，根据《南京条约》中利益均沾的原则，美国根据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中十二年后可行变更的规定，先后于咸丰四年、六年（1854、1856）提出修约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此时，俄国在欧洲与英法等国签订条约，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将权益扩张的目光转向亚洲。1856年10月，英军借“亚罗号事件”攻占虎门各炮台，并攻入广州城。当时，法国正因神甫马赖被杀与清政府交涉，英国为扩大侵略，邀请法国出兵。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再次攻入广州城；1858年3月，英法联军在美俄的支持下北上天津，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往大沽交涉；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扬言进攻北京。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与俄英法美签署《天津条约》。英法联军撤退南下后，清政府试图修改《天津条约》中的条款，英法则不容修改，坚持要求在北京换约，并想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1859年6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炮台，但未成功；1860年2月英法扩大侵华战事，于4月份开始，先后攻占舟山、大连湾、烟台等地，并再次兵压大沽炮台；8月，英法军队先后攻陷大沽和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再次赴天津议和，因不同意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英法军队遂向北京进犯，并于9月攻陷通州，10月攻入北京。当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

此后中法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被击败。晚清的70余年间，中国沿海实际上已经处于防不胜防的境地，防御区域逐渐向京畿附近的渤海区域转移。作为中国海防要地的台湾岛被日本侵占，沿海及沿江地区被西方各国强迫开口通商，海洋环境已无安全可言。

总之，对中国海洋环境造成安全威胁的，清初为台湾郑氏等反清势力；清中期则为地方海盗及周边国家的洋盗，尤其乾隆晚期至嘉庆前期的蔡牵等海盗集团，对东南海疆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晚清之后，清政府的海防对象为西方列强，但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所谓海防实际已经有名无实，海洋环境长期处于列强的威胁之中。与此同时，海潮对长江入海口及杭州湾等区域海岸的侵蚀，给地方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危害。如13—18世纪，杭州海宁的海岸线就有多达11次的大涨大塌变迁。[52]就其危害性而言，比之盗寇，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