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回望

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话语。这一理论，经历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顶层设计”与苏联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群体声音的“磨合”，于1932—1934年被确立。这一理论，在20世纪30—50年代的苏联文坛曾被奉为准则、典律，被推崇、被神化，也被简化；在20世纪50—70年代，它曾被质疑、被捍卫、被修正；及至20世纪80—90年代，它在苏联文坛上遭遇的是被清算、被否定、被放弃。苏联解体以来，在今日俄罗斯文坛与国际斯拉夫学界，这一理论面临的命运则是被清理、被反思、被追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论的一个核心话语，自1932年5月23日在《文学报》上初次“亮相”，到1989年12月20日在《文学报》上最后“谢幕”，拥有57年的“寿命”。自其诞生之日起，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对这一理论的质疑、争鸣就不曾中止。历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而得以记载下来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述的修改，便是这一理论历史演变轨迹的一个缩影。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1932）上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了这样的表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障艺术创作有绝对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1]

时过境迁，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1959）上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不再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而是被称为“苏联文学久经考验的创作方法”。这一表述上的变化，体现出苏联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基本方法”这一表述，带有规范性、统一性，进而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都应当予以遵奉：“久经考验的方法”这一提法，则偏重于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实践中的一种既定事实予以陈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也的确是不断在考验之中穿行的。在教条主义的诠释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几乎被解读为苏联文学“唯一合法”而被要求奉行的创作方法。作家被要求“在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未来是作为已经诞生于今天并以自己的光辉照耀着它的明天而得到展现”的，作品被要求呈现出“乐观主义”，塑造出“理想人物”；在来自修正主义的诠释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被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无限宽广”，阶级性和党性的标准被取消。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

自1967年起，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进入其发展与演变的黄金时段。

正是在这一年，Б.苏奇科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不是一种停滞不动的、一劳永逸的美学结构，它的发展、丰富和变化是经常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世界观基础上的一致性，并不妨碍艺术探索以及审美地把握生活的手法的丰富性。”[2]

1972年，Д.马尔科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原则上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意识，是表现手段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3]。

1973年，Б.苏奇科夫、Д.马尔科夫、Г.洛米泽等人纷纷撰文，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确立了创作方法是统一的这个思想”；“克服了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只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表现生活的艺术这一狭隘理解”；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认识的一种新类型，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类型，它把认识作用和主观创造作用和谐地结合一起”。[4]

1974年4月，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新现象”研讨会上，Д.马尔科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历史地开放的艺术真实的体系”[5]。

及至1977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开放体系”这一新命题终于出炉。Д.马尔科夫系统地阐述了“开放体系”理论。它的基本要点有包括以下四个。

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发展的灵活的体系”，题材的选择以及在采用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法上也是没有限制的。

第二，这个体系的核心，它的哲学基础，是看待世界和人的马克思主义视野：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列宁的艺术党性原则。

第三，真实性的概念不是某种静止的东西，正如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概念是变化的和发展的一样，应在历史发展中来看艺术真实性。

第四，别的体系的诗学成分加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般都是可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的美学体系，它的特点是艺术真实性的广阔标准：对于客观地认识社会生活之规律性的发展而言，它是开放的；同时对于体现这种发展的艺术形式而言，它也是开放的。正是在这一体系的联系之中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表现手法上有可能结合过去和现代的其他艺术流派的成果。[6]

1978年，Д.马尔科夫将“开放体系”这个新概念的基本内涵写进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这部专著。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的建构得以完成。“开放体系”作为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路标，得以确立。

在当年的苏联文论界，尽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开放体系”不合逻辑（譬如，Ю.安德列耶夫），但大多数学者对“开放体系”命题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至少推翻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严格规定创作细则”的简化论（В.奥泽罗夫等）。不过，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开放”程度上，却有不同姿态。一批学者认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多样化而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一统性（譬如С.彼得罗夫）；另一批学者则主张创作方法也要多样化，认为“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也是独立的创作方法之一（譬如А.奥甫恰连科）。

回望历史，应该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探索空前活跃而颇有建树的十年。20世纪80年代，围绕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还时有争鸣，但多半已是之前那些争鸣的延续；及至1989年3月，《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草案新版本公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中的表述已然遭遇“解体”，而成为“就方法来说是现实主义”与“就理想来说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何以在这一时期空前活跃？这与那个十年里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自身的发育进程中所遭遇的挑战很有关联。可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既是苏联文论界反思其自身在理论建设中的教条主义思潮（譬如“无冲突论”）而“有所开放”的成果，也是苏联文论界回击欧美文论界在现实主义文论上的修正主义思潮（譬如“无边的现实主义”）而“有所恪守”的结果。

就“开放体系”这一理论建构者当年所企求的意识形态效果来看，就其高扬“创作方法之一统性”而抑制“创作方法之多元性”之主观动机来看，“开放体系”理论的现实使命是双重的。理论界既要对历史反思加以反拨——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文学界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文学中不接地气而一味地粉饰生活之“节日文学”加以反思，但这一反思中也出现了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虚无主义思潮，“开放体系”的提出，便是针对这一反思中的虚无主义的反拨之举；理论界又要对现实挑战予以回应——“解冻”以降，来自苏联文学界自身的人道主义思潮、来自欧美文学界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现实挑战。这一反驳与这一回应，体现出当年苏联文论界的一种战略：通过“主动修复”而在文学艺术领域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主导性地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个命题，从话语实践上看，可谓“开放中的恪守”：它采用“以开放来收编”的文化策略，既回击“解冻”以降兴起的那股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全然否定的思潮，又回击在20世纪60年代时尚起来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思潮，其主观追求乃在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以恪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一致性”加以恪守。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个命题，对于创作实践而言，乃“恪守中的开放”：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艺术真实性的标准是广阔的”“结合过去或现代其他的艺术流派的表现手法是可能的”，在“题材选择上”（写什么）与“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法上”（怎么写）“也是没有限制的”——这些新理念，鼓励创作界、批评界以“有所开放的”精神去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疆拓土，客观上具有推动思想解放的效果，有利于克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解读上的教条框框，有利于培育艺术探索以及审美地把握生活之手法的丰富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探索在这一时期之所以空前活跃，既有理论发育自身的诉求，更得益于创作实践的推动。理论建设的新课题与创作实践中的新气象实际上形成了良性互动。

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更为重要的载体。如今，冷静而客观地回溯这一思潮的发育与演化之整体的路程，就应当看到，当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真正繁荣与丰收的季节，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降的“解冻”岁月，更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始的“改革”年代，而是在“解冻”与“改革”之间。准确地说，应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967—1976）那十年。这个时期的起点是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1967）：它启动了针对两个极端的拨乱反正。其终点则是第六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1976），它开始动员作家为塑造“鲜明的正面人物形象”而歌功颂德。

这十年里，苏联文学走出“解冻”以来的片面与极端，重视卫国战争以来文艺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再沉湎于“无冲突论”所引导的歌功颂德的“节日文学”，也不再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倾心于“暴露文学”。在“开放体系”理论建设所开辟的“有所恪守”也“有所开放”的新语境中被解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髓要义，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得以积极体现。

这十年里，“极端现象消失了，形成了比较求实和有建设性的文学生活”，“文学进程变得丰富多彩”。[7]“苏联文学界空气比起以前任何时期来要更坦率些，更多元化”[8]。“文学恢复了自己的基本使命——研究人的本质”，“开始聚精会神地分析人身上的善与恶、爱与恨”。[9]苏联作家艺术思维的新水平得以充分展现，不同类型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得以充分发挥。

这十年里，具有伦理探索深度的“乡村小说”别开生面。“战争小说”的心理分析不断深化。以特里丰诺夫为代表的对城市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习气的刻画，以艾特玛托夫为代表的对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中悲剧性主题的呈现，以舒克申为代表的对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生哲理的探索，使得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入一个繁荣与丰收的季节，涌现出一批在苏联文学史上堪称标杆，在世界文坛上产生积极影响的力作佳品。

仅就中篇小说来看，这十年里也是佳作纷呈。堪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新标杆的名作，有Б.瓦西里耶夫（1924—2012）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Ю.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交换》和《滨河街公寓》、Ч.艾特玛托夫（1928—2008）的《白轮船》、В.拉斯普金（1937—2015）的《最后的期限》和《活着，可要记住》、В.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的《牧童与牧女》和《鱼王》、Г.特罗耶波利斯基（1905—1995）的《白比姆黑耳朵》、В.贝科夫（1924—2003）的《方尖碑》和《狼群》、В.舒克申（1929—1974）的《红莓》和《精力充沛的人们》、Д.格拉宁的（1919—2017）的《奇特的一生》、В.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的《毕业典礼之夜》等。这些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俱佳的小说赢得千万读者，其中有不少被搬上话剧舞台，被改编成电影，被译成多种外文，走出苏联，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精品。这些作品里，主人公的形象是立体的，其道德世界得到多方位呈现，堪称“严酷的现实主义”；这些作品里，有对生活现实之白描般的再现，也有假定性—隐喻性的、魔幻性的艺术手法之大面积的运用。不再局限于主要写性格与环境之相互影响的叙事类型，出现了写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抒情悲剧；不再局限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契诃夫式”写灰色的日常生活的传统得到发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艺术流派的多样性得到空前呈现，出现了不同流派百花竞放的景象。

有以客观的、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再现生活的“原色写实”派。特里丰诺夫的《交换》，通过“换房”，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方式发生的“交换”，对完全用消费主义态度来对待生活之人在“交换”中被异化这一“道德生态危机”进行曝光。拉斯普金的《活着，可要记住》以纳斯焦娜的悲剧——为了洗刷她的丈夫、她未来的孩子的父亲——逃兵安德烈使她蒙受的耻辱，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她怀着的孩子的生命——“使她的性格上升到高度概括的程度，变成一个鲜明的艺术典型”[10]，讴歌乡村妇女对道德纯洁的坚守。

也有以假定—比喻的形式来描写生活，常常远离生活的逼真性而赋予形象丰厚内涵的“寓言象征”派。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里，面对林区土皇帝奥罗斯库尔肆意猎取和枪杀被布古族人视为圣物的长角鹿母，七岁小孩无法容忍。眼看善即将被毁灭，这小孩跃入冰冷的河中，游向自己童话中的世界，去追赶白轮船。被波涛卷走的小孩，以自己的牺牲来表达与邪恶势不两立。作者动情地写道：

你抛弃了你那孩子的心不能容忍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安慰。你短暂的一生，就像闪电，亮了一下，就熄灭了。但闪电是能照亮天空的。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

使我感到我的安慰还有，人是有童心的，就像种子有胚胎一样。没有胚胎，种子是不能生长的。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有人出生和死去，真理将永远存在……[11]

在天真纯洁、富于幻想的孩子心目中，民间传说中的长角母鹿并非传说，她就是现实；幻想中的白轮船也是现实。现实生活同民间传说彼此交融，使得人物形象成为一种象征。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写一条身体是白色的，耳朵是黑色的，善良、忠诚、热情的小狗在人间的遭遇，通过这条小狗的眼睛来揭示人间现实中善与恶的对立与较量，叙写现实生活中恶对于善的肆意践踏，其寓意在于对势利之人加以拷问。

更有“悲壮抒情”派，逼真性对它并不是必需的，它的特点在于描写生活现象时所具有的概括性。瓦西里耶夫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与抒情的浪漫主义氛围，“含泪为自己的主人公唱安魂曲”。五位花季女兵为国捐躯，场面十分悲壮。“整个十九个春秋都在期待着明天降临”的丽莎，身陷沼泽之中眼看就要被泥潭吞噬的丽莎——

久久地凝视着这美妙的碧空。她向往着这片碧空，向往着，坚信不疑。

朝阳冉冉升起在树梢上空，阳光照耀着泥沼，丽莎最后一次看见阳光——温暖而又光耀夺目，正如充满希望的明天。她到生命的最后一瞬，还坚信她的明天必然到来……[12]

女性的、青春的美丽同残忍的、野兽般的法西斯的邪恶，在寂静的黎明遭遇了。五位女英雄和华斯珂夫准尉的功绩，就像一部英勇壮烈的传奇而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贝科夫的《狼群》里，苏联游击队员列夫丘克从入侵的德寇手里抢救了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婴儿的母亲女报务员和赶车的驭手为保护孩子而英勇战死，只有列夫丘克一人怀抱着婴儿，在敌人的追击下，竭尽全力向没有尽头的沼泽地跑去。他的力气越来越小，却一直保护着婴儿。这个战士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路上将婴儿托付给他的那些人，都相继死去，只剩下这个谁也不知道、大概也是谁都不需要的婴儿了。扔掉他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在谁的面前都没有责任。但正因为如此，列夫丘克才不能抛弃他。这一个婴儿联系着他以及同他亲近的那些不在人间的人……如果他不去营救这个婴儿，那么，他拼死地进行斗争是为了什么呢？[13]

列夫丘克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托付，竭尽全力保护刚出生的婴儿躲过法西斯的射击。他站在沼泽地里，站在齐腰深的水中。这一场景犹如一幅浮雕。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气象之所以生成，得益于这一时期苏联作家艺术思维水平的提升与文学理念的成熟，得益于这一时期“开放体系”理论建设激发的“开放意识”营造的“开放氛围”，得益于作家们心目中对“真实”“现实”“文学”“艺术”之新的解读。

优秀作家们对其身为艺术家的使命有了更为成熟的定位，对文学的功能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依我看，文学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它使人警觉”（特里丰诺夫）；“文学应该坚定地唤起人们的精神需要”（贝科夫）；“对于作家和剧作家来说，他们的观察和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是人的激情行为”（邦达列夫）；“作品的焦点和轴心是人性的、个性的、公民性的良心”（库兹涅佐夫）；文学的任务就在于“捍卫个性的完整性，保护人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受侵蚀”（格拉宁）；“道德——这是作家的社会良心”（邦达列夫）；文学要写人，写活生生的人，写真实的个性，要塑造出立体的“同时代人的形象”。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这两种品质并存于人的本性之中，处于永恒的搏斗之中。我们的任务也许就在于用文学的微弱的力量帮助一种品质战胜另一种品质，帮助人向好的方向转变”（特里丰诺夫）；“我们所操心的对象就是人。我们千方百计地表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电影式的’”（舒克申）；“当代人物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是独具一格的，出人意料的”，“都应当是一个新的发现，是时代的启示”（艾特玛托夫）；“人是由许多根细线交织的，而不是一截或是带正电，或是带负电的光秃秃的电线”，“不应当去寻找理想的人，……而应在人身上寻找合乎理想的东西”（特里丰诺夫）。

这十年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选择是丰富的。作家可以抒写人身上的人性光辉，也可以揭示人身上的恶劣品质。优秀作家对历史的反思是辩证的：文学不仅要表现个人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也要表现社会对个人的命运和幸福所承担的责任。这十年里，作家们丰富多样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苏联文学这是巨大的建筑物，参加建设的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作家。”[14]由多姿多彩的不同创作个性构成的文学世界的多声部，在这个繁荣与丰收的季节得到了较好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