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性质通过宪法的形式被确定。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1953年，新中国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意识的必然选择，也是新中国在严峻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中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策略。从“包围城市”到“夺取城市”，再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所遵循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逻辑。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乡村和城市被赋予鲜明的阶级属性，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具有个体翻身和群体解放的愿望，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革命胜利后，农民作为“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话语中获得主流话语讲述的历史合法性。但是，由于城乡之间隔阂与矛盾历来已久，在政治上获得翻身和解放的工人和农民的城乡交流和互动相对较少，城乡社会之间的隔膜和矛盾，使得农民对于代表着先进、文明的现代城市的向往并未因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实现，具体表现则是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地位的差距，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工作、社交和文化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仍然存在“倾向于把农村看成野蛮的、奇怪的和危险的地方，乡下人绝对低城里人一等”的城乡观念。[26]工业“大跃进”时期，由于城市工业扩大生产，大量农村劳动力主动向城市转移，甚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工进城的一个短暂“高峰”。但是，城市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远远低于城乡青年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为了弥合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缓和工业跃进带来的城市过分拥挤而引起的人口、粮食、就业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从政策层面积极鼓励青年男女“上山下乡”。1968年12月，毛泽东曾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即“上山下乡运动”。[27]按照政策的规定，这个活动是自愿的。政府鼓励满怀理想的青年人献身于建设农村这一光荣的工作中去，以实现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人生理想。然而，“在用这些理想化的术语表述时，到农村去的基本思想也承认：这是一种献身行为，言下之意是农村生活水平比城市低”[28]，其中已暗含了农村低于城市的先天因素，所谓的“自愿”的成分逐渐减少，[29]城乡关系在政策引导和个人志愿之间不断错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地位得以确定，农民个体的获得感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感不断增加，乡村社会主义要素空前增加。相应地，“乡土文学”在经历了“土改文学”后开始向农村题材的小说转变。与此相关，乡土文学中的乡村、乡情，民俗、民情等内容因社会主义改造而弱化，乡土民间话语逐渐被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取代，甚至“自动离场”。写农民思想转变的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马烽的《韩梅梅》等大量小说，往往以先进/落后人物、“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主旨来结构小说，[30]偶尔涉及人物与城市、县城、镇、区等“非乡村”社会空间的关系，但这些空间往往是作为学习相关文件、接受革命教育的场所，而非生活化的空间，其功能是实现上传下达，是革命政权一个中间部门，而不是生产、消费的日常化生活空间。所以，其功能和意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话语转型背景下相应主题的变化。从新文学的乡土主题变化来看，比如“革命话语”对“启蒙话语”的取代，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里的启蒙话语在城乡关系上所指的主要是鲁迅等作家、知识分子开创的“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即以城市来批判乡村，通过民主、科学的观念批判、改变这些国民的“愚与弱”。而不同的声音也很早就有，比如沈从文、张爱玲等，就是特例。在启蒙者来看，乡村社会保守、愚昧，并有“三座大山”的压榨、“四大绳索”的捆绑，但沈从文恰恰是在乡土社会中找到那些真的、美的、善的质素，那是在启蒙话语盛行时代的另一类声音，所以他们的写作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排除在启蒙、革命话语之外的（张爱玲的创作仍然带有明显的启蒙的话语，也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其实这种声音在当时颇具特点，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

在革命话语取代启蒙话语之前，乡土题材的作品，更多是表现乡村社会内部的关系，而在革命话语进入农村之后，民间话语的生存处境尴尬。出于新的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需要，这个时期农村题材的作品，更多体现土改之后的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集体话语。具体而言，即在公社化过程中，集体化的革命思维开始介入——改造、取代乡村内部的话语，“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被革命话语所取代。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路线斗争”或阶级关系。相应地，在翻身与解放、锻炼与改造的革命主题引领下，农村叙事关注的不是作为普通百姓之间的乡村内部关系，而是依附于经济和阶级等的外部关系。也就是说，那些家族的、亲情的、血缘的、乡邻的、乡里的等等民间乡村话语，要不被否定，要不被改造，而维系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比如乡规、乡约、族规、伦常等行为规范的伦理意义很难发挥作用。在“土改文学”之前，乡土社会的乡规、乡约的价值核心主要是传统文化中作为道德体系和文化精神的“礼”[31]，它是礼治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代为执行维护这一社会秩序的，一是乡绅，二是民间伦理。[32]维系这一伦理的基础是家族、血缘、亲情、邻里等关系。“土改文学”及其之后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则以现代政权的社会管理组织取而代之，比如合作社，人民公社，生产小组，干群关系。“新的人民的文艺”，其文学叙事也是以一种革命的规约取代了传统的乡规、乡约，人际关系出现了空前的变革。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民的身份是社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想象共同体”中的一员，其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但物质生活水平仍然不高。对这种现象，文学作品也有为数不多的表现。从农民的愿望来看，小说作品既写出了在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翻身的喜悦，也写出了部分“落后人物”自认为他们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就是“不富裕”[33]，有这种思想的人物，多为“落后分子”，比如赵树理、周立波笔下的“小腿疼”“吃不饱”“菊咬筋”等，他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并不积极，从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出现了“公共政治文化领域”与“私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矛盾，特别是“大跃进”时期，自上而下的大办食堂运动，一方面将妇女从锅台、灶边解放出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农民个体——“小家”的致富观念。他们通过接受舍小家、顾大家的生产、生活方式，完成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和想象。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预设的“农村包围城市”进入最后阶段，“夺取城市”并改造城市成为“三大改造”的重要内容之一。1954年，《人民日报》转载了一篇名为《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的文章，[34]该文立意鲜明地将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作为一个典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国家从政策的层面鼓励、引导农村青年回到农村，建设农村。在这一社会背景和时代需求之下，文学创作也与时俱进，马烽的《韩梅梅》、李准的《林业委员》等小说应运而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水火不容。但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发达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大国序列，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出了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中国。为了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快经济发展，以彰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先进性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开始实施全民性的“超英赶美”，即所谓“超赶战略”，其目的是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总量方面对英美国家实行“超赶”。相应地，发展工业经济的直接目的，客观上刺激了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强。

但是，在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协调，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关系也空前紧张。1955年后半年，农业合作化已经暴露出较多问题，翌年，部分农业社自行解散。因为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加之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急于追赶甚至要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大跃进，如炼钢、开厂、开矿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非剩余劳力）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出身农村的工人（近似于今天的农民工）。他们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均超出农民。这从物质利益和自我认同等层面再一次凸显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刺激了农村青年的进城欲望。据统计，由于“三大改造”的完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城市生产建设需要更多的劳动生产力，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五年时间，城市招聘的临时工人数约200万，而至1956年竟达到300万。[35]由于“城优于乡”的状况异常凸显，所以，城市对农村青年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农民进城给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粮食、住房、就业岗位这三大难题，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限制没有目的、没有计划从农村常住地迁徙到城市者的“盲流”。[36]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即“户籍制度”的出台，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设立障碍”[37]。在1958年“大跃进”政策的号召下，又有1000多万农民通过招工、招干成为城市工厂以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在新中国成立初四五年间，每年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四五十万人。1958年，工农业跃进的弊端渐趋明显，制止农民工进城，引导进城农民回到乡村则成为此后城乡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节点，也是当代中国“城—乡”关系文学叙述的历史起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家对社会主义乡村改造的表现较为丰富，但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盲流”主题的观照相对滞后，文学的形象也不很饱满。涉及引导、劝止主题的小说有马烽的《韩梅梅》、康濯的《春种秋收》，以及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赵树理的《互作鉴定》等。《韩梅梅》的主题是农村青年要安心农业生产，不能贪图个人物质享受；《春种秋收》则通过女主人公刘玉翠爱情观的转变，展开对农村青年城乡观念和劳动价值观的教育，其中不无宣传政策之作的痕迹。对于上述“盲流”主题更具有“反思”意味的，是路遥在30年后创作的《平凡的世界》的表达。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里，田福军到偏远的山村考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老者见到田福军，就像见到“青天大老爷”，他双膝跪地，请“大老爷”为他做主。当田福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干部，看到农民像封建时代黎民百姓一般下跪、“告官”的场景，他心生同情，又自感愧疚。当他得知老人的儿子在村里“不安分”，被定性为“盲流”，从此一家老少炊断粮绝。可见，在路遥的讲述中，“盲流”与贫穷互为因果。当然，对“盲流”的态度，路遥是以辩证的眼光来看的，比如在《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老实巴交的农民孙玉厚，其女婿王满银好吃懒做，经常“溜”进城去贩卖老鼠药，后被石圪节公社抓去“劳改”，致使其妻孙兰花母子忍饥挨饿。作者一方面对社员贩卖老鼠药这一点小事就动不动“劳改”的“极左”行为予以批判，另一方面对王满银“进城”的盲目和逃避农活的懒惰行为予以批判。在这一人物塑造中，路遥对于“盲流”问题并没有深入地剖析，但是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限制农民进城而制定的措施，以及这一制度对普通百姓造成的伤害，在此后的情节中逐渐深入，成为城乡叙事的典型，启发了后来的“城—乡”关系书写。

总之，中国新文学在发生期已表现出城市与乡村的价值冲突，也凸显了作家体验现代性时的价值取向。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战争和社会政治等原因，城乡互动关系被制约和遮蔽，甚至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对城市、城市文化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度，文学回应现代性的方式和能力也因此减弱。令人欣喜的是，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经波折，不断修正“极左”的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总方向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此，城乡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观照的合法性得以保证。随着制度层面的城乡流动壁垒逐渐被破除，城市化进程再次启动，单一的“城—乡”关系渐趋走向多元，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日益频繁，冲突与对话成为“乡村中国”走向“城乡中国”过程中文学表达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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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2] 也有论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的成型在唐代既已完成，论者通过历朝的重大事件、经济状况、领土变化、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以及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作为营造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并通过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内部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等论述了该观点。参见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3] 本书选择了“‘城—乡’关系”“城乡关系”两个词组，并指向不同的意义，前者试图将城与乡的矛盾、冲突，以及交往与转型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是单纯、孤立地对比观察城与乡的异同，同时，在观念上确立二者的双向关系特征，后者则强调城乡之间的融合与一体化关系。

[4] 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6] 费孝通：《乡土本色》，《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页。

[7]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8]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9]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10] 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

[11] 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255页。

[12]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13]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14]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页。

[15]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页。

[16] 上述几处引文参见张国硕《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17] 上述释义见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32—533页。

[18] 费孝通：《论城·市·镇》，《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60页。

[19] 杜素娟：《市民之路——文学中的中国城市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0] 此诗的创作语境可参看《附录·诗人小传》有关杜荀鹤生平。杜荀鹤（846—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太平）人，出身寒微。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当黄巢起义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时，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烟萝十五年”（《乱后出山逢高员外》），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乱后山中作》）的生活。对流离百姓和朱门生活有深切的同情，与杜甫诗歌在题材选择方面接近。相关资料参见萧涤非、程千帆等撰《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4—1361、1410页。

[21] 到大观园被抄检后，刘姥姥因感恩贾家的待见而回报贾府。写其“救巧姐”（王熙凤女儿）报恩的内容，足见作者在对乡下村妇在情感与道德上给予的足够肯定。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23] 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3页。

[24] 相关的文学表述，将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展开论述。

[25] 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3页。

[26]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3页。

[27]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本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由政府引导的、鼓励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劳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人口迁移运动。毛泽东曾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新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实际上，“上山下乡”的观念在50年代既已出现。1955年，以北京城市青年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志愿者，远赴关东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并授予“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队旗。上山下乡运动到“文革”开始时达到高峰。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父母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方式逐步返回城市。未能回城的青年将自己的遭遇归因于农村的拖累，因此，城乡之间的误解增多，城乡矛盾进一步增加。相关观点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

[28]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3页。

[29] 在这个运动期间，从1962年至1968年，约有120万城市青年“下到”农村。1968年后，这一活动规模大大增加。1968年到1978年间，1200万左右的城市青年被下放，这个数字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1%。不过，此时运动自愿性逐渐减少。参见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等，转引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3页。

[30] 也有少量的作品将“路线斗争”和“乡村伦理”作结合、对比，以凸显新政权、新思想，比如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等。

[31] 这种乡规、乡约的价值核心是“礼”，按照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里的观念，是指如下三层内涵：一是节制人的生物性的社会制度，二是一套道德体系和权力结构，三是一种文化精神。

[32] 费孝通：《士绅与皇权》，《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赵旭东、秦志杰译，外语教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95页。

[33] 在柳青的《创业史》、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作品对此现象进行了成功的描写；与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相比，这个时期，工厂的经济生活状况相对较好。相关论述我们将在后文不断展开。

[34] 此文最早发表于《大众日报》，1954年3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

[35] 参见《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关于各地执行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及解决意见的报告》，转发于1957年7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档号：2-9-36。

[36] 从1953—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部、全国人大等机构和组织先后出台了12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最终导致了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上述资料参见张玉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页。

[37]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2007年重印），第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