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文学与文献（第十三辑）
- 杜桂萍 李小龙主编
- 24240字
- 2025-04-28 19:39:33
诗文研究
被遮蔽的“近代”：高启诗歌在明清时期的接受
颜子楠
摘要：明代初期，评价高启诗歌的几个基本角度就已经确立，且相互之间产生了逻辑关联。到了中期，王世贞、胡应麟基于不同的目的为高启在明诗史中定位，并大致划定了后世对高启特定诗篇的接受范围。明末清初，高启《梅花》组诗成为了诗评家关注的重点，但由于接受程度过高，这组诗反而在清人编选的明诗总集中受到了排斥。雍乾时期，王士禛的影响力与皇权的介入都左右了四库馆臣针对高启诗歌的定论。总体看来，高启诗歌在明清两代的接受史揭示出了明清读者对“近代”诗人的忽视。
关键词：高启 王世贞 胡应麟 王士禛 接受史
在通常的文学史叙述中，高启被认为是明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然而相比于明代的台阁诗人、前后七子，抑或是公安、竟陵派诗人而言，人们对高启的印象相对较为统一，且高启获得的正面评价似乎远远高于其他明代诗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不得不归结于四库馆臣的定论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高启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关键地位。[1]毕竟，明代诗歌尚未完成经典化历程，今人对明诗的理解很难摆脱清人的影响。不过，如今学界已然意识到四库馆臣对明代诗歌发展的过度批判与刻意扭曲，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反思高启诗歌及其定位的研究。[2]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接受史的视角审视高启其人其诗是如何在明清的六百余年间为读者所认知、评价、接受的。接受史视角即是“倡导以读者为中心来考察文学史，考察不同时期的历史‘接受’所规定和解释的文学。”[3]尽管六百余年的时间对于文学接受而言依旧太过短暂，但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读者所关注的是高启诗歌的不同面向，而且前代读者的某些阅读行为也改变了后代读者对高启的认知方式。因此，接受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还原”高启其人其诗，也不是为了“纠正”前人的“偏见”，而是为了理解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阅读行为如何凸显或遮蔽了高启诗歌的某些特质。
一 明代初期：确立评价角度与构建逻辑关联
如果采用接受史“后见之明”的视角来看，四库馆臣对高启的整体评价是明清时期不断累积的文学接受中逐渐叠加、取舍之后的产物。尽管四库馆臣的结论可能与前人有一定差异，但四库馆臣评价高启的五个基本角度在明代初期就已经确立了。具体包括对高启其人的定性（“天才高逸”）；高启诗歌的源流辨析（逐渐发展为“拟似说”）；高启在诗歌发展史中的位置（“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高启英年早逝对其诗歌的影响（“行世太早，殒折太速”）；高启诗歌兼学众体，自成一家（“反不能名启为何格”）。这五个基本角度之间构建出了不同的逻辑关联，使得相关的讨论在后世经久不衰。
对高启的定性与其英年早逝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最为常见的。由于高启在世之时便已拥有了较高的诗歌声誉，对其定性的评价主要留存于同时代的人物为《缶鸣集》所撰写的序文之中。[4]诗集序文的撰写自然以褒扬作者其人其诗为主，其中难免存在友人之间的客套夸饰，例如胡翰提及高启“少有俊才”，谢徽称高启“疏爽隽迈，警敏绝人”，王祎则反问“季迪……岂非其才之过人欤？”，以及“世必有因其诗而知其才者”。[5]尽管为诗人定性，强调诗才的论调在一般的诗集序文中也属常见，但恰恰是因为高启三十余岁便受牵连致死，这让后人普遍感到惋惜，进而强化了人们对高启诗才的认同，因此也演变出了高启早逝与其诗才之间的逻辑关联。例如高启被腰斩之后的洪武八年（1375），同乡李志光在高启小传中发出反问，即“使启少延，则骎骎入曹、刘、李、杜之坛，奚止此哉？”[6]吕勉为高启所作的小传中也有类似的反问，“天何靳其才，年止于斯！设使登下寿，所就又可量耶？”[7]不过客观来看，早逝与诗才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不成立；[8]如此构建的本质还是更偏向于情感化的表达而非理性的分析。
针对高启诗歌源流的讨论，与高启的文学史定位及其诗歌兼学众体的问题均有所关联，也相应地构建出了另外两个逻辑关联。
首先，讨论源流即是为了给与高启相应的文学史定位。按王彝转述：“盖季迪之言诗，必曰汉魏晋唐之作者，而尤患诗道倾靡。自晚唐以极，于宋而复振起，然元之诗人，亦颇沈酣扵沙陲弓马之风，而诗之情益泯。”因此在王彝的评价体系中，他把高启看作是“汉魏晋唐”诗人的延续：“吾固观夫季迪之诗，而不敢以为季迪之诗，且以为汉魏晋唐作者之诗也。”[9]而谢徽后序中有一段话与以上王彝的论述也颇为接近：“始季迪之为诗，不务同流俗，直欲趋汉魏以还，及唐诸家作者之林。”[10]按谢徽所述，高启诗歌学习的对象也是由汉至唐，而“不务同流俗”则意味着高启与元末诗坛的主流风气不同。因此在其同时代人物的眼中，高启是作“一变元风”的典范而存在的。当然，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由于后人文学史、批评史视角的变化，又产生了高启“沿袭元体”的观点。[11]
其次，讨论源流即是为了凸显高启诗歌兼学众体，足以自成一家。王祎肯定高启“于诗则已能自成家，与唐宋以来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后也”[12]。王彝也使用了类似的句式来夸耀高启的成就：“今汉魏晋唐之作，其诗具在，以季迪之作比而观焉，有不知其孰为先后者矣。”[13]李志光和吕勉的小传则在高启的诗学源流方面花费了较多的笔墨，以此来凸显高启兼学众长。如吕勉认为高启“诗之高古类魏晋，冲淡如韦、柳，和畅如高、岑，放适如王、孟，质直如元、白。乐府多拟汉制，其新声虽张籍、王建所不逮……自唐以来，为世诗豪，而自成一大家者也”[14]。又如李志光认为高启“上窥建安，下逮开元、大历，以后则藐之。天资秀敏，故其发越特超诣，拟鲍、谢则似之，法李、杜则似之……所谓前齿古人于旷代，后冠来学于当时者”[15]。这个评价与日后四库馆臣的定论比较接近，尤其是“拟似”与“法似”之说，但李志光又特别提及了“大历以后则藐之”，因此原则上将高启诗歌不应存在“拟宋”的状况。[16]
此外，在高启去世二十余年之后，其内侄周立针对高启的赞誉又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评价角度，即关于“四杰”的排名。周立于永乐元年（1403）重新整理刊刻了《缶鸣集》并撰写了一篇序文，[17]其中赞美高启“其诗之平易流丽，才之富赡俊逸，大篇短章，备乎众体而自称家”。更重要的是，周立提到高“时与嘉陵杨基孟载、浔阳张羽来仪、郯郡徐贲幼文，名重当世，人称为‘高、杨、张、徐’，比唐之四杰也”[18]。在高启诗歌接受史中，这应该是首次有人将杨基、张羽、徐贲与高启并称。但周立的表述方式显得颇为刻意，因为他先提及了另外三人的名号，结尾又加上了“人称为高、杨、张、徐”一句，正是在向读者强调，高启务必要排在另外三人之前，从而联想到“初唐四杰”的故事。
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19]
如此看来，“初唐四杰”是当时通行的称谓，毕竟当事人杨炯也曾听闻自己的排名。然而明初“四杰”的称谓看似是周立的创造，因为“北郭诸友”的称谓在当时更为常见，且当事人高启、徐贲集中也有以此为题的诗作。
周立“四杰”之说影响极大，主要原因是在弘正时期，文坛领袖李东阳无意间的一段评语被后世诗评家多次转引。
国初称高、杨、张、徐。高季迪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但未见其止耳。张来仪、徐幼文殊不多见，杨孟载《春草》诗最传……今人类学杨而不学高者，岂惟杨体易识，亦高差难学故耶？[20]
此条中“高季迪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的观点在后世的接受极广。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本为“公余随笔，藏之家笥，未尝出以示人”，而其门人王铎将之抄录后刊行于世，大致出版时间为弘治十七年（1504）至正德五年（1510）之间。由于其“随笔”的性质，李东阳诗话的写作风格“一是内容比较散漫，二是存在时间跨度”[21]。鉴于此，我们无法具体判断李东阳对高启的评价是出于何种动机。不过既然李东阳提及“国初称高、杨、张、徐”，则基本上可以判断，他阅读过周立所编的《缶鸣集》，抑或是徐庸于景泰元年（1450）刊刻的《高太史大全集》。[22]无论如何，藉由李东阳强大的影响力，“四杰”的评价角度与对高启的定性产生了新的逻辑关联，而后世之人也就不再追问“四杰”一说到底是由何人在何时提出来的了。
综上所述，明代初期对高启诗歌的接受，主要集中在六个评价角度的确立，即对高启其人的定性、高启诗歌的源流辨析、高启在诗歌发展史中的位置、高启英年早逝对其诗歌的影响、高启诗歌兼学众体，以及周立的“四杰”并称。而更重要的是，这六个评价角度之间被构建出了四种较为明显的逻辑关联，即定性与早逝、源流与发展史、源流与兼学众体、定性与“四杰”说。正是这些逻辑关联的构建造成了以上评价角度的复杂化，使得后世诗评家对这些宏大而抽象的议题也一直保有较高的热情。至于高启是否足以与前代的诗歌大家匹敌[23]，是否延续了元代的诗歌风气[24]，是否超越了其他明初诗人等具体问题[25]，不同的诗评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相比之下，为这些宏大的议题所遮蔽的，正是对高启具体诗歌文本的接受与分析。
二 明代中期：王世贞与胡应麟的明诗史规划
在明代中期，高启诗歌的接受迎来了一次转变。与高启相关的宏大议题依然被延续，但讨论的语境已然不同。“以‘阶段论’审视明诗，几乎成为明中期以后文学批评的共同视点，不仅陈束如此，另有唐元荐、王世贞、胡应麟等概莫能外。他们心中无一不具一个明诗史的大框架，在其框架中无一不把高启置入‘明初’来定位”[26]。王世贞与胡应麟积极地构建明诗史的行为，使得高启诗歌接受的基本立场产生了变化，从中能够观察到王、胡二人自我标榜的意图；另外，对高启单篇作品的接受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
王世贞执掌文坛多年，因此他对高启的评价，在后世具有颇深的影响。表面上看，王世贞采用了一种主观审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高启诗歌的看法。“高季迪如射雕胡儿，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靓妆，巧笑便辟”[27]。当后世评论家收集关于前人评价时，一般都会摘抄这条评语，但大多不会提及这条评语到底是在何种语境里产生的。而这条评论纯用比喻手法，因此让人很难明确地理解其本意何在，尤其是“如燕姬靓妆，巧笑便辟”的评语明显带有贬义。
王世贞的这条评论见于《艺苑卮言》，他将自己对明代前辈的评价分为“诗”“文”两类，均为“某某如某某”的表述方式。在“诗”的部分，王世贞总共评论了107人，高启被列在第一位，此后依次是刘基、袁介、刘崧、杨基、汪广洋、徐贲、张羽等，排在最后的是谢榛与魏裳。[28]这种排序大致是按照诗人活跃的时代，依次从明初排到嘉靖朝（1522—1566）；但把谢榛排在几乎最后的位置，意味着这一排序应该是李攀龙、王世贞与谢榛交恶之后修订的。[29]尽管将高启排在第一位，然而这种大致按照时间先后的排序方式并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王世贞到底如何看待高启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
《艺苑卮言》在刊刻后广为流传，因此接受度较高，但王世贞对高启的评价到底如何，仅仅看《艺苑卮言》的这条评论是不够的。查阅王世贞早年刊刻出版的《明诗评》一书，我们会发现《明诗评》中对高启的评价与《艺苑卮言》中的评价略有关联；尤其是《明诗评》对人物的排序更能反映出王世贞如何看待高启在明代诗歌发展脉络中的位置。
《明诗评》原本附于《凤洲笔记》中，而《凤洲笔记》刊行于隆庆三年（1569），是王世贞“早年作品之弃稿”[30]。王世贞在《明诗评》序言中明确表示了贬低宋诗的意图，并极力吹捧李梦阳、何景明的诗歌。《明诗评》共评论118人，其排序完全是按照王世贞的个人喜好而定的，占据前5位的是：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徐祯卿、谢榛。此外，严嵩排在第18位，而排在最后一位的竟然是李东阳。高启在《明诗评》中位列第12位，远远高于《艺苑卮言》中提及的其他明初诗人：刘崧位列第36位，杨基位列第38位，汪广洋位列第39位，刘基位列第100位，张羽位列第105位，徐贲位列第106位。[31]（表1）
表1 《艺苑卮言》与《明诗评》排名对照表
王世贞在《明诗评》中对高启的评价比《艺苑卮言》中更为清晰。
悲哉乎！元格下也。太史因沿浸淫，虽忽忽未振；而弘博凌厉，殆骎骎正始。一时宿将选锋，莫敢横阵。格姑左次弗论。评其辞，快若迅鹘乘颷，良骥蹑景，丽若太阳朝霞，秋水芙蕖。纵负可点之瑕，奚废连城之赏，词家射雕手也。若使少就沈思，兼友古调，岂出何、边下哉？[32]
王世贞的论调很明显是针对《升庵诗话》中“季迪一变元风”的观点而发，认为高启属于元诗的延续。从“评其辞”以下数语可以看出，王世贞所认同的仅仅是高启诗歌的措辞。由此推测，《艺苑卮言》中“如射雕胡儿”的评论，大致指的是高启诗歌的措辞很有特色；而“如燕姬靓妆”，应该指的是高启诗歌的格调太低。最后，王世贞认为高启诗歌如果更加磨练，则可以达到何景明、边贡的水准（何、边在《明诗评》中分别排名第2位和第7位）。关于这一看法，或可从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中找到呼应。
高季迪才情有余，使生弘正，李、何之间，绝尘破的，未知鹿死谁手。杨、张、徐，故是草昧之雄，胜国余业，不中与高作仆。[33]
王世懋此条的前半部分将高启与李梦阳、何景明对比，这和王世贞将高启与何景明、边贡对比的状况类似，但显然王世懋对高启的评价更高。此条的后半部分将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对比，则很接近李梦阳“高季迪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的观点。
简而言之，王世贞在《明诗评》中对高启的评价相对较高，认为高启确实在国初诗人中崭露头角，但与“前后七子”相比则不如。同时，《明诗评》的排序以及对高启的评价很清晰地展现了王世贞早年的文学观念，宗尚唐诗，贬斥宋、元诗，推崇李梦阳、何景明，而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标榜李攀龙与自己的诗歌理念。换言之，王世贞创造出了一种诗歌的线性发展叙述，即宋元诗水平卑下，而明诗的水平则随时间发展逐渐提升，直到李攀龙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达到顶峰。
不过，王世贞在文坛活跃了长达四十余年，其晚年的文学思想有所转变也已经成为了学界共识——王世贞对高启的评价也展现出了这种转变。《弇州山人四部续稿》主要收录了王世贞晚年的作品，在“文部”中录有《吴中往哲像赞》，涉及吴中历代名人112人，大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高启排在第2位，王世贞对他有以下评价。
高太史先生启……少明颖，有纵横才略，而好为歌诗，天藻秀发，往往超宋元人，乘而上之，直接开元大历，而不能尽去刘、白之习者，小为才使耳……赞曰：明诗之昌，如汇九江。而公滥觞，其追正始。若康庄轨，而公嗃矢。辞冕离蝉，冀以天全。而竟死冤，杳然丹青。可灭者形，不泯者名。[34]
王世贞在《明诗评》中认为高启“因沿浸淫”元诗风格；但在此处，他已然承认高启“超宋元人”，甚至接近了盛唐的水准，只是偶尔还夹杂着中唐诗风。赞语的前半部分强调了高启的成就引领了日后明诗的繁盛之貌。
《吴中往哲像赞》不仅展现了王世贞晚年对高启诗歌认知的转变，同时还承载着王世贞的另一个动机——标榜吴中文学传统。王世贞早在嘉靖二十九（1550）撰写的《四十咏》中就把高启排在第一位。[35]“虽然这次创作没有形塑文学流派和制造排名的目的，但从事后的角度去看，无疑是一次群体观照性质的文学试验。”[36]在此基础上，王世贞晚年提出了“今天下之文莫盛于吾吴”的概念，《吴中往哲像赞》恰好是这一概念下的产物，他将吴中文学繁盛的原因上溯到国初的积累。而王世贞对吴中往哲的赞美，实际上也变相强调了他自己在文坛的领袖地位。[37]
王世贞除了给与高启以上相应的文学史定位之外，还有另一个贡献，就是特意挑拣了一些高启的诗句予以褒扬。
七言律至何、李始畅然，曩时亦有一二佳者。如高季迪《送沈左司》：“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京师秋兴》：“伎同北郭知应滥，俸比东方愧已多。梁寺钟来残月落，汉宫砧断早鸿过。”《送郑都司》：“赐履已分无棣远，舞戈还见有苗来。”《送行边》：“兵驰空壁三千帜，客宴高堂十万钱。”《西坞》：“松风吹壁鹤翎堕，梅雨过溪鱼子生。”《谢送酒》：“欲沽百钱不易得，忽送一壶殊可怜。梳头好鸟语窗下，洗盏流水到门前。”《梅花》：“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帘外钟来初月上，灯前角断忽霜飞。”“不共人言惟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38]
在王世贞挑拣的名诗与名句中，《送沈左司》与《梅花》组诗在后世的高启诗歌接受史中均有较多的讨论。不过，王世贞此条的主旨依旧是赞美何景明、李梦阳，高启七律只是作为铺垫。晚明的江盈科则对王世贞所挑拣的名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国初……高季迪《送人入关》中一联云：“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送人官山东方伯》云：“赐履已分无埭远，舞戈今见有苗来。”此等句置之唐人集中，谁复优劣？恐非嘉靖七子所易造。[39]
江盈科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是持反对意见的，因此不会赞同王世贞这种借机吹嘘何景明、李梦阳的评说立场。
王世贞的《明诗评》与《艺苑卮言》基本上将高启诗歌放在了“明诗发展脉络”中予以呈现；而其《吴中往哲像赞》则将高启诗歌放在“吴中文学传统”中进行论述。这两种不同的语境也导致了高启诗歌的定位在王世贞笔下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在“明诗发展脉络”中，高启沿袭元诗，格调低下，无法与“前后七子”所代表的明诗鼎盛相提并论；在“吴中文学传统”中，高启在国初便是吴中文人的典范，引领了明代吴中诗歌的发展。
王世贞的这两种对高启诗歌的评价在其文字中分割得较为清晰；然而后人在接受王世贞对高启诗歌的评价时，并不会去刻意分辨王世贞评价的语境差异，往往将“明诗发展脉络”与“吴中文学传统”结合在一起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胡应麟的《诗薮》。《诗薮》的写作时间跨度较大，其间不断加以修订，[40]因此很可能同时继承了王世贞早年和晚年评论高启时的不同语境。《诗薮》内编共6卷，胡应麟按照不同体裁分别讨论历代诗歌流变，其中涉及了高启的五言古诗和七言歌行，但并没有提及高启的近体诗。
五言：元名家称赵子昂、虞伯生、杨仲弘、范德机、揭曼硕，外如……辈，不下十数家。视宋人材力不如，而篇什差盛，步骤稍端，然高者不过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陈、杜二拾遗耳。六代风流，无复染指，况汉魏乎？国初季迪勃兴衰运，乃有拟古乐府诸篇，虽格调未到，而意象时近。弘正叠兴，大振风雅，天所以开一代，信不虚也。
七言：国初季迪歌行，尚多佳作，弘正特盛，李、何外，若昌谷、继之、应登，皆有可观。[41]
胡应麟对高启五言古诗的评价与王世贞《明诗评》中“弘博凌厉，殆骎骎正始”的观点较为接近。不过就整体而言，提及高启的这两段依旧是在强调“弘正迭兴”“弘正特盛”，与王世贞早年推崇李梦阳、何景明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与内编不同，胡应麟在《诗薮》续编中并未区分体裁差异，而是按照时间线索来讨论明代诗歌发展的。胡应麟在续编开篇便点明了他对中国古代诗歌整体走向的认知，他认为“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42]。至于明代诗歌的高峰，他认为“弘正之后，继以嘉隆，风雅大备，殆于无可着手”[43]。由于胡应麟构建明代诗歌发展史的意识极强，他在评价高启诗歌时并非仅仅关注高启本人的成就，而是经常把高启与其他诗人作对比。同时，胡应麟在论述中还非常注重分析文学的地域性差异，进而将明代诗歌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化。
国初称高、杨、张、徐。季迪风华颖迈，特过诸人。同时若刘诚意之清新，汪忠勤之开爽，袁海叟之峭拔，皆自成一家，足相羽翼。刘崧、贝琼、林鸿、孙蕡抑其次也。
国初，闻人率由越产，如宋景濂……而诗人则出吴中，高、杨、张、徐、贝琼、袁凯，亦皆雄视海内。至弘正间，中原、关右始盛。嘉、隆后，复自北而南矣。
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
高太史诸集，格调体裁，不甚逾胜国，而才具澜翻，风骨颖利，则远过元人。昭代初，雅堪禘祢。而弘正诸贤，扬榷殊不及之。用修《诗钞》始加搜辑，至两琅琊咸极表章，众论遂定。然高下便应及杨，徐、张二子远矣。[44]
对于“高杨张徐”并称，胡应麟或许是接受了李东阳与王世贞的观点，承认高启“风华颖迈，特过诸人”。但胡应麟并没有继承王世贞早期评价高启“因沿浸淫”元代诗风的说法，而是继承了王世贞晚期认为高启“超宋元人”的说法。至于胡应麟言及国初“诗人出吴中”和“吴诗派昉高季迪”一说，应该是由王世贞晚年所强调的“吴中文学传统”衍生而来。类似的论述同样见于胡应麟的组诗《六公篇》，分别赞美高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高叔嗣、李攀龙；其中《高太史季迪》即赞美高启的诗作。
四杰起江左，太史何琅琅。一鸣骇万鸟，百中连双鸧。朱弦奏上国，白纻歌明堂。遂令十叶后，率土归吴阊。（自注：谓嘉隆间也）[45]
在这首诗中，“一鸣骇万鸟，百中连双鸧”与王世贞“如射雕胡儿，伉健急利，往往命中”的关系不言自明；“遂令十叶后，率土归吴阊”则是王世贞“今天下之文莫盛于吾吴”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此外，胡应麟大体上继承了王世贞对高启单篇七律作品的褒扬，但也有所变化。
“重臣分省出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右季迪《送沈左司入关作》，壮丽和平，句句大体，可为国初七言律第一。
咏物七言律，唐自花宫仙梵外，绝少佳者。国初季迪《梅花》，孟载《芳草》，海叟《白燕》，皆脍炙人口，而格调卑卑，仅可主盟元宋。献吉《题竹》，仲默《鲥鱼》，于鳞《双塔》，始为绝到。元美至六十余篇，则前古所无也。[46]
王世贞仅称赞了高启《送沈左司》中的颈联，而胡应麟则将《送沈左司》称为“国初七言律第一”，对于这种说法，一方面，提升了《送沈左司》的评价；另一方面，暗示《送沈左司》也只能在“国初”称雄，“弘正”与“嘉隆”诗人的七言律诗还是超越了“国初”诸家的。而王世贞曾经称赞过的高启《梅花》组诗中的三幅联对；胡应麟则认为那些作品的“格调卑卑”，这实际上是把王世贞对高启“燕姬靓妆，巧笑便辟”的评论进一步地具体化，继而毫不遮掩地标榜王世贞在咏物诗方面的成就。
总而言之，明代中期对高启诗歌的接受是在王世贞、胡应麟明代诗歌史规划下的副产品。王世贞给出了两条不同的线索，即“吴中文学传统”与“明诗发展脉络”；而由于王世贞所处的立场不同，高启在这两条线索中的定位是有差异的。自胡应麟始，这两条线索被结合在了一起。尽管胡应麟有着更为强烈的构建明代文学发展史意识；但他对高启诗歌的理解继承了太多王世贞的观点，做得更多是整合与细化的工作，尤其是在具体评价高启诗歌作品时并没能够超越王世贞所划定的范围。胡应麟在王世贞的基础上，于《诗薮》续编中勾勒出了一条“嘉隆”诗坛高于“弘正”诗坛，“弘正”诗坛高于“国初”诗坛的明代诗歌发展脉络，并经常借称赞“嘉隆”诗人的机会标榜王世贞的诗歌成就，这不得不说是胡应麟在构建明代诗史过程中的一个私心。至于此后的“万历”诗坛是否高于“嘉隆”诗坛，继承了王世贞的胡应麟是否代表着新的明诗高峰，如果按照线性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其所勾勒出的明诗脉络，答案恐怕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明末清初：总集阅读与围绕梅花诗的争论
王世贞、胡应麟之后的时代，诗坛关注的重点往往集中在“前后七子”与“公安”“竟陵”的博弈，对于明代初期诗人的成就并没有太多讨论。然而自明代中期开始，明人编选明诗总集的数量逐渐攀升，藉此可以观察高启诗歌的接受与总集编选之间的关系。
首先需要尝试探讨的问题是，后人在阅读高启诗歌时，到底更加依赖于别集还是总集？力求还原读者阅读经验的研究有着较大风险，毕竟很少有明清的诗评家会明确解释他所阅读的文本。例如在上一节中，王世贞列举了高启七律中的名句，分别出自《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京师秋兴次谢太史韵》《送郑都司赴大将军行营》《送荥阳公行边》《西坞》《谢周四秀才送酒》《梅花》（其一、其七、其九）、《清明呈馆中诸公》。[47]从选诗的内容与顺序来看，大致可以推测王世贞阅读的是高启的别集，即周立的《鸣缶集》或徐庸的《高太史大全集》。[48]
不过此后胡应麟在评价高启《送沈左司》时，阅读的并不是高启别集，而是李攀龙的《古今诗删》，因为胡应麟提到的句子“重臣分省出台端”并非高启别集中的样貌。《古今诗删》中经常出现更改原诗的状况，其收录高启诗作23首，有10首与高启原诗不同。最具代表性的改动正是《送沈左司》诗的前四句。高启原诗作：“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李攀龙将“分陕”改为“分省”，“去台端”改为“出台端”，“河山”改为“山河”。[49]“山河”之改对后世毫无影响，但从“分省出台端”处的异文则能够分辨出后人是否阅读了《古今诗删》——除胡应麟的《诗薮》之外，明清之际托名钟惺、谭元春的《明诗归》，以及清代彭孙贻的《明诗钞》所收《送沈左司》诗亦源于《古今诗删》。[50]
然而在胡应麟编选的《皇明律范》中，他选录的《送沈左司》却并非《诗薮》中“分省出台端”的面貌，而是高启别集中的原貌“分陕去台端”。[51]换言之，胡应麟在撰写《诗薮》时可能依据的是《古今诗删》，但在编选《皇明律范》时却回归了高启的别集。[52]无论如何，由于《送沈左司》为王世贞、胡应麟所称颂，几乎后世所有的明诗总集都会收录这首作品。即便是在体量极小的陈子龙《皇明诗选》中，《送沈左司》依旧成为高启七律中唯一入选的作品。[53]最终在《明诗别裁集》中，高启《送沈左司》与谢榛《送谢武选》被沈德潜并称为“三百年中不易多见者也。”[54]
与《送沈左司》诗同样在后世得到极多关注的《梅花》组诗却有着不同的接受状况——在不同的明诗总集中，《梅花》组诗入选的数量与作品是有差异的。由于明清时期编撰的总集数量较多，所以仅梳理《梅花》组诗在十几部较为重要的总集中的收录情况，具体见表2所示。[55]
表2 《梅花》组诗收录情况
续表
与具有明显异文的《送沈左司》不同，甄别以上总集中《梅花》组诗的具体阅读情况是比较困难的，只有晚明胡维霖曾在无意中揭示了他的阅读经验。
高季迪一洗宋音，顿还唐调，格兼六朝、汉魏诸体，而出以妙悟，可谓一代宗工。《梅花》六首岂其自写照耶？虽曰“高、扬、张、徐”，而三子距高，其中尙可容数十人。[56]
在高启别集的各个版本中，《梅花》组诗的数量都是九首，而胡维霖提到的“六首”之数，则必定出自某一部总集。然而仅凭此表格也无法肯定胡维霖“六首”的确切出处（有可能出自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
另外，《明诗评选》仅选一首《梅花》诗，而其他几部清人总集则一首未选，但这并不意味着《梅花》诗的接受陷入了低谷，反而意味着其诗的接受程度在当时已然过高，以至于诗评家对此产生了反感。《梅花》组诗第一首的颔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备受关注，后世诗人偶尔会以此分韵题诗，[57]通俗小说如《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亦曾引用此联，[58]甚至有人将此联误认作唐人或宋人林逋的诗句。[59]当然，批评此联的声音亦不在少数，尤其在明末清初期间最为突出。如谭元春于《唐诗归》中评价此联为“肤不可言”[60]，而王夫之、吴乔、王士禛等人在其诗话中也留下了严厉的批评。[61]王夫之在《明诗评选》中仅选《梅花》其七，并且特意作出说明。
高又有句云：“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亦第一等雅句；顾其颔联则为世所传“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十四字，恶诗也……国初袁景文、高季迪集中，片羽略亦不乏。乃以《白燕》则“汉水”“梁园”，《梅花》则“美人”“高士”“月明”“雪满”，参差共之，不过三家村塾师教村童对语长伎耳！择艺吟圃者，乃以传之三百年，千人一齿。[62]
正是由于当时“雪满月明”一联已经获得了“千人一齿”的赞誉，诗评家、诗选家自然难免会产生否定此联，甚至是整组《梅花》诗的倾向。
不过，在清代康熙朝由皇家主导纂修的几部大型图书中并没有显示出类似否定《梅花》诗的倾向，而是依旧延续着明代的主流风气。如《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收录高启诗453首，其中包括六首《梅花》诗，所选与《列朝诗集》完全相同。[63]又如《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二百九十七“梅花类”条下，总共选取了高启《梅花》组诗中的四首（其一、其二、其三、其九），另选有《次韵西园公咏梅》二首中的第一首。[64]《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二十三“梅花”条下，所选《梅花》四首与《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相同。[65]应该说，在如何认知《梅花》组诗方面，清代皇家编撰的图书相比于同时代诗评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在下一节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到，正是这种“滞后性”衍生出了乾隆皇帝对高启诗歌的过高赞誉，以致于四库馆臣在评价高启诗歌时不得不采取一种妥协性的说辞。
四 雍乾时期：王士禛的影响与皇权的介入
进入清代之后，高启的别集分别于康熙、雍正年间被翻刻、重修。康熙三十四年（1695），竹素园主人翻刻了明代景泰年间的徐庸版《高太史大全集》。雍正六年（1728），金檀以徐庸版《高太史大全集》为底本，重编并刊刻了《青丘高季迪先生诗集十八卷、遗诗一卷、扣舷集一卷、附录一卷、凫藻集五卷》。他从前人出版的别集和总集中辑录补遗，使得《青丘高季迪先生诗集》中的作品总数达到了2011首。更为可贵的是，金檀为高启的诗歌做了较为详细的注释，这在当时刊刻的明代诗文别集中是极为罕见的。此外，金檀还在诗集中附上了前人撰写的序文、小传，以及诗评。[66]《青丘高季迪先生诗集》有两个版本。其中一版的开卷是金檀撰写的序言，而另一版开卷的序言则是长洲陈璋撰写的。[67]陈璋在序中对高启的定位极高。
吾吴高青丘先生诗流传三百余年，冠于明，胜于元，高于宋，兼乎晋唐，追乎汉魏，此其古今体之大概也。
这两部别集的刊行对高启诗歌在清代的接受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金檀编注的《青丘高季迪先生诗集》在当时应该是最为完备的版本——但该本的流传状况却很难确定，因为即便是五十年后，四库馆臣所用的版本依旧是徐庸版《高太史大全集》（或者是竹素园主人的翻刻本）。
尽管清代诗评家普遍不满明代诗评家对明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构建，但他们都比较肯定高启在明诗史中的地位。作为清代康熙（1662—1722）年间公认的诗坛领袖，王士禛对高启诗歌的接受最具代表性。然而或许是由于他留下的评论文字时间跨度较大，其中也有不太一致的地方，譬如有时他将高启放置于“明初”的语境里，称其“为最”“为冠”[68]，但有时也将其放置于整个明诗史中，称其为“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69]
除了给予相应的明诗史定位之外，王士禛在诗话中也有针对高启诗句的具体批评。例如他也颇为认可王世贞称赞过的“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一联。[70]但他不甚认同高启《明妃曲》中的“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一联，认为是“三家村学究语，所谓下劣诗魔”。[71]至于《梅花》组诗中最富盛名的“雪满月明”一联，他认为“亦是俗格”。[72]鉴于王士禛如此评价，清代中晚期的不少诗评家也继承了这一论调，如田同之、恒仁、潘德舆、朱庭珍等均对此联大加批判。[73]朱庭珍甚至称高启《梅花》七律皆其少作，亦不知有何依据。
雍正（1723—1735）年间，沈德潜整合并发展了明代诗评家与王士禛的观点。沈德潜于雍正九年（1731）刊刻的《说诗晬语》和雍正十三年（1735）成书的《明诗别裁集》中都有针对高启的论述。《说诗晬语》意图呈现的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整体脉络，因此对高启的文学史定位并没有太高。
元季都尚词华，刘伯温独标骨干，时能规模杜、韩。高季迪出入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家，特才调过人，步蹊未化，故变元风则有余，追大雅犹不足也。要之明初，辞人以二公为冠，袁景文凯次之，杨孟载基次之，张志道以宁次之，徐幼文贲、张来仪羽又次之。高、杨、张、徐之名，特并举于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论。[74]
这段评论认为高启“变元风则有余，追大雅犹不足”，正是针对“季迪一变元风，首开大雅”的观点而发。不过沈德潜评论中最特别的一点在于“出入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家”一句——沈德潜仅仅用一个动词“出入”，而将“汉魏六朝唐”与“宋”并举。此前的评论家如果提及宋诗，大多是在强调高启超越了宋诗，例如“超宋元人”“一洗宋音”“高于宋”等，但其前提是认为宋诗不如明诗；沈德潜此处改动已展现出了他对唐诗、宋诗的公允态度。毕竟沈德潜的诗歌理论囊括唐宋，他“对宋诗的态度则是，在尊崇盛唐的基础上，对之予以认可。”[75]
沈德潜的《说诗晬语》也提到了高启的《梅花》诗，且明显带有王士禛评论的痕迹。
《咏梅诗》应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苏东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为上。林和靖之“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见一枝”，亦能象外孤寄，余皆刻画矣。[76]
尽管没有专门否定“雪满月明”一联，沈德潜所谓“余皆刻画矣”也是在表达相同的意思。而此段沈德潜所引苏轼与林逋的诗句都曾出现在王士禛评论高启《梅花》的段落中，由此也可以看出沈德潜诗话所呼应的对象。[77]
《明诗别裁集》与《说诗晬语》完成的时间相差仅四年，因此很多内容都有相通之处。在“高启”条下，沈德潜有以下评价。
侍郎诗，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一时推大作手。特才调有余，蹊径未化，故一变元风，未能直追大雅。集中所存皆最上者。[78]
沈德潜此处依旧使用了“出入”一词，但删去了《说诗晬语》中的“六朝”，把“唐”改成了“盛唐”，把“宋”改成了“宋元”——如此改动实际上更加强调了“汉魏盛唐”与“宋元诸家”的并置意味。沈德潜继承了明代诗评家给与高启“明初为冠”的定位，但也突出了自己“别裁”的意思——尽管他也像明代王世贞、胡应麟等人一样认为高启“未能直追大雅”，但他言及高启“出入”唐宋诗家这一点，已然是推翻了明代诗评家对宋诗的整体定位。
除了沈德潜之外，雍正时期另有一人对高启的接受可能在此后影响了四库馆臣的评价，但由于身份特殊，此前的研究完全忽略了他的存在——当时仍为皇子的爱新觉罗弘历。弘历在雍正时期就读过了高启的诗集。
秋夕读高青丘大全集
碧潭秋水清，寒山月华白。水月两澄明，中有静观客。披襟乐容与，爽籁生几席。偶读青丘诗，尚友获莫逆。短作纷珠玑，长歌戞金石。不事追琢巧，浑浑含光泽。伊余岂能诗，对此仰高格。抚巻吟寒空，中心聊自适。[79]
弘历读到的很有可能是（明）景泰元年（1450）徐庸刊刻的《高太史大全集》或竹素园主人翻刻的《高太史大全集》。尽管我们很难还原当时年轻的弘历到底学习过哪些诗人的作品，但从其《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诗歌部分的目录来看，他专门写诗追和、模仿或赞颂过的诗人大致有骆宾王、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轼、高启、吴伟业——在众多明代诗人中，仅有高启在很早便印入了弘历的脑中。
乾隆皇帝继位之后，逐渐在其文学侍从的簇拥下站在了诗坛的顶端，他对沈德潜的恩遇在当时诗坛被标榜为盛世旷典。（清）乾隆十六年（1751），沈德潜将自己的《归愚诗钞》进呈御览，得到了乾隆皇帝破例书写的序文。乾隆在其序文中对沈德潜盛赞道：“归愚叟于近代诗家，视青丘、渔洋，殆有过之无不及者。”[80]在明清诸多诗人之中，乾隆皇帝能想到的“近代诗家”领袖仅有高启与王士禛二人。王士禛是康熙朝公认的诗坛盟主，其活跃的时间距乾隆朝不远，因此乾隆皇帝自然了解王士禛的声望；而乾隆将高启与王士禛并称，不得不令人联想到他早年阅读《高太史大全集》的经验，以及王士禛称高启为“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的论断。
除此之外，乾隆的《御制诗集》中也有不少追和高启的作品，例如《题徐贲眠云轩图用高季迪韵》《用高启虎丘次清远道士诗韵》《再迭高启虎丘次清远道士诗韵》《三贤堂用高启韵》《三贤堂再迭高启韵》《三贤堂三迭高启韵》《三贤堂四迭高启韵》《题龙门用高启韵并示沈德潜》《题龙门再迭高启韵》《题龙门三迭高启韵》《咏龙门四迭高启韵》。[81]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乾隆也不忘提及高启，尤其是高启最著名的“雪满月明”一联。
天际云呈白玉盘，花光如雪望漫漫。冷香离合因风悟，清影横斜界地寒。开处已知春渐逗，折来常记腊初残。月明林下青丘句，仿佛今从画里看。（《题月下梅花画页》）
李花难辨漫轻猜，香暗影疏有是哉。恰合青丘契神句，果然林下美人来。（《题邹一桂花月八帧梅月》）
谩议托根草木差，凌波踈影共横斜。月明林下青丘句，早识丰标是一家。（《题陈书画册水仙梅花》）
卉中图貌取其一，尘外盍簪益者三。不识青丘雪满句，擘笺吟处是谁堪。（《题贾全咏梅图》）[82]
可能是因为了解乾隆皇帝喜爱高启的缘故，金廷标甚至画了一幅《高启诗意图》进呈御览，乾隆作诗称赞。
别开生面写青丘，雪满山中月色遒。高士倚梅美人对，周南章句见风流。[83]
乾隆所喜爱的正是诗评家所集中批判的“雪满月明”一联，由此便可以观察到前文提到的认知“滞后性”。尽管清初的诸多诗评家已经将这一联的文学价值彻底否定，但身居宫廷的乾隆皇帝并不了解这一情况。
乾隆皇帝在当时的诗坛拥有绝对的权威，他所赞赏的诗人，必定会为当时的诗坛所接受——沈德潜在乾隆初年受到恩遇便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皇帝对高启诗歌的偏爱，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书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中就有所反映。《四库荟要》别集部分收录了19种明人诗集，其中包括高启的《高太史大全集》；而在《高太史大全集》的首页，首先附上了乾隆的《御制秋夕读高青丘大全集》一诗，此后才是大全集目录和四库馆臣撰写的提要。[84]
如果将乾隆皇帝对高启诗歌的接受纳入考察范围，那么四库馆臣的评价则必定无法摆脱皇帝的影响。乾隆内心认为高启是明代最好的诗人，这与王士禛“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的观点又完全一致，这两个观点的叠加很有可能导致四库馆臣作出高启“据明一代诗人之上”的定论。然而四库馆臣对整体明代诗歌的否定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似乎刻意地将明代诗歌贬低为历朝历代中最差的，并藉此标榜本朝文学的盛况。因此在论述策略层面，四库馆臣对高启诗歌的评论也可以读出一定的贬义。在开头迎合上意，称赞了高启“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之后，以下的措辞如“拟似”“未能镕铸变化，自成一家”“不能名启为何格”，都是在强调即便高启能够称雄明代，但他依旧只是一位没有特点的诗人而已，无法与汉魏唐宋那些独具特色的诗人相提并论——在结尾处拿高启与明代四位复古诗人的对比，更是为了要给人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印象。
纵观前人对高启诗歌的接受，四库馆臣并未提出新的评价角度。“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之说与最早期王彝、谢徽、李志光等人对高启诗歌源流的讨论非常接近，可以看作是一种类似的观点被传递至了乾隆时代。惟独“拟宋似宋”之说是四库馆臣的原创。这一说法在原则上与沈德潜“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的评论有互通之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二者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且，从李志光提及的高启本人对“大历以后则藐之”来看，“拟宋似宋”一语本无依据。[85]如果不是为了婉转地表达“即便是明代最好诗人的作品也比宋代诗歌还要差”的意思，那么“拟宋似宋”也有可能只是四库馆臣为了在骈俪形式上配合“拟唐似唐”的一行赘述而已。
四库馆臣的定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世看待高启诗歌成就的方式。一方面，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的地位被牢牢确立；另一方面，“拟似”说几乎无人反驳。赵翼对四库馆臣定论的接受可谓最为全面，其《瓯北诗话》卷八用了大半卷的篇幅探讨高启的诗歌成就；而针对高启诗歌的综论，完全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延申。
诗至南宋末年，纤薄已极，故元明两代诗人，又转而学唐，此亦风气循环往复，自然之势也……惟高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李志光作《高太史传》，谓其诗上窥建安，下逮开元，至大历以后则藐之，此亦非确论。今平心阅之，五古、五律则脱胎于汉魏六朝及初盛唐，七古、七律则参以中唐，七绝并及晩唐。要其英爽绝人，故学唐而不为唐所囿。[86]
以上论述几乎可以看作是四库馆臣观点的脚注。但赵翼没有回应四库馆臣“拟宋似宋”的观点，而是否定了李志光“大历以后则藐之”的观点，认为高启模拟了中晚唐的诗风。[87]此外，在强调高启是“开国诗人第一”之后，赵翼在下文进一步贬斥了李梦阳、何景明、钟惺、谭元春等人的诗作，实际上等同于否定了高启之后的整个明代诗坛。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八讨论完高启之后，完全没有提及明代的其他诗人，卷九开篇即是吴伟业，并有以下说明。
高青丘后，有明一代，竟无诗人。[88]
赵翼对明代诗歌发展史的认知与胡应麟完全相反，胡应麟认为明代诗歌是从国初到万历的逐渐提升，而赵翼则认为明诗从国初开始逐渐衰落。较前人而言最有创见的一点是，赵翼仔细阅读了高启的诗作，并且辨认出了高启诗中一些较为明显的程式化写作痕迹，即其所谓“青丘诗亦有复句”，以及“虽不复词，而窠臼仍复”的情况。[89]
赵翼之后，尽管还有他人评论过高启的诗歌，但大多是总结前人的评述，没有出现任何具有挑战性的观点。直至今日，四库馆臣与赵翼的观点在国内学界依然有着较大的接受度，在欧美汉学界也是如此。1962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撰写的高启传记，题为《诗人高启》。此书通过诗歌的翻译与阐释来还原高启的一生及其所处的时代，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其中翻译高启诗作百余首，有些长诗则是节译）。在此书的尾声部分，牟复礼特意援引并翻译了赵翼对高启的大段评价。[90]尽管牟复礼阐明了自己的研究目的是还原高启的个人经历而非探讨其诗歌成就，但这部著作在欧美汉学界的明代诗歌研究中依旧属于开山之作。在牟复礼之后，在齐皎瀚（Jonathan Chaves）主编、1986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诗：元明清》一书中，高启有二十首诗作被选译；此外，齐皎瀚认为牟复礼的贡献使得高启成为“在西方最知名的明代诗人”。[91]然而时至今日，欧美汉学界还没有出现第二本研究高启的专著，仅有一些诗歌选译集中会收录并翻译高启的少量诗作。《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对高启的介绍基本上还是融合了四库馆臣与赵翼的论点，认为高启的作品“显示出他对唐宋诸大家的师承关系”，拥有“杂融各体的多样风格”，并且“创造出他特有的抒情性”[92]。
结论
以接受史的视角来观察高启的诗歌，目的并不在于讨论高启诗歌本身到底如何，而是在于分析我们如今对高启诗歌的印象是如何产生的。梳理并呈现高启诗歌接受的过程，也并不是为了再次确认前人文学批评的权威性，而是力求反思在权威性的产生过程中拥有多少的偶然性，甚至是前人的文学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其他目的而服务的。
针对高启诗歌的几种评价角度早在明代初期便已确立，且相互之间建立了逻辑关联，其主要表现形式为针对高启诗歌的宏大、抽象的概括性评语。由于此类概括性评语普遍简短且“极端”，因此非常利于传播，很容易被后世诗评家转引或反驳。然而无论是转引或反驳，后世的诗评家大多也不会提供高启诗歌文本中更多的细节来支撑其观点，而是造就了更多的、形式类似的“极端”评语。日积月累，这些简短的评语在明清两代的传播与接受程度往往要比高启诗歌本身的传播与接受程度更高，且其权威性在层叠累加的过程中愈发强大，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规范后人阅读高启诗歌时所产生的第一印象。
明代自王世贞、胡应麟起开始关注高启的特定作品，后世评论家的批评实践则大多无法超越二人所勾勒的范畴。尽管王、胡对高启个别作品的称赞往往拥有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学评论语境，但是在后人的阅读实践与文学批评里，这一语境往往容易被忽略。同时，无论是赞同或反对王、胡的观点，后世诗评家对高启特定作品的关注呈现了较强的延续性，相关文学批评的观察视角与表述方式也逐渐固化。清代对高启诗歌的接受呈现出了一定的矛盾性。出于纠正明代文学评论的意图，清代诗评家普遍不会认同明人对高启作品的具体评价，但却愿意承认高启在明代诗歌史中的地位。在细节上有所指摘，但在整体认知上却没有明显的修正。这种矛盾性的背后，或许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忽略态度所导致的。
最具矛盾性的恐怕还是四库馆臣对高启诗歌的描述了。如果说王世贞、胡应麟通过渲染高启达到了自我标榜的目的，那么四库馆臣则通过赞扬高启否定了整个明代诗歌。明初评价高启的几个角度被四库馆臣继承下来，但沈德潜平衡唐宋诗歌的折衷态度似乎也影响了描述高启时的具体措辞。然而最易忽视的事实是清代皇权对文学场域的干预。乾隆皇帝对高启的过分推崇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四库馆臣的表述方式。此后，尽管赵翼细致地分析了高启的诗歌文本，但他并没有藉此推翻四库馆臣的定论，反而再次确认了其权威性，这或许也是其人无法超越时代的一种遗憾。
从高启的接受史中也能够探查到明清读者阅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某些文化风尚。由于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兴盛，诗文别集与总集的刊行更加便利，读者所能接触到诗歌作品的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古代”的经典作品，同时也能够接触到“近代”与“当代”诗人的作品。由于基本完成了经典化历程，“古代”诗作自然是明清读者研习的重点；同时，由于功利化阅读的趋势愈发明显，明清读者追随“当代”诗歌名家也成了明清文学文化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唯独高启这类“近代”诗人的作品，在经典化方面不及“古代”诗人，在流行度方面不及“当代”诗人；只有那些经过“当代”诗人品评的高启诗作才会为“当代”读者所关注。换言之，处于经典化进程中的“近代”的文学作品，与“当代”的读者群体之间必然会出现接受割裂的状况。
综合看来，至少在高启诗歌接受这一个案上，文学批评失去了其原本应该具备的知识再发掘与再生产的功能，重审高启其他作品的尝试往往会被固化后的文学批评所掩盖。高启的个案让我们观察到文学经典化进程与文学接受之间的张力。文学接受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条件，但在经典化过程中，选择性的接受方式自然会产生明显的局限与阻碍。到现在为止，明代的作家作品大体上还处于经典化进程之中，因此文学接受中的阻碍现象更加明显，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主要受限于前人的文学评论——或许尝试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既有文学评论的局限性，进而开拓明代诗歌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简介：
颜子楠，男，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诗歌与诗学、清代宫廷文学、海外汉学。
[1] 四库馆臣最具代表性的说辞是：“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见（明）高启《高太史大全集》，载《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410册，世界书局1985年版，第363—366页。
[2] 关于高启诗歌研究的现状，左东岭《20世纪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一文所述甚为详尽。见左东岭《20世纪高启与吴中诗派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比较有针对性的是何宗美《高启四辨》一文，文中着重分析了四个问题：“地位：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创作：怎一个‘似’字了得？”“渊源：‘一变元风’，还是‘沿袭元体’？”“遭际：英年‘陨折’，是否‘天限’？”见何宗美《高启四辨》，载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96页。
[3] 方维规：《文学解释学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接受美学原理及其来龙去脉》，《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
[4] 《明别集整理总目》中详细列出了现存高启别集的十九种影印本，见汤志波、李嘉颖《明别集整理总目》上册，中西书局2022年版，第56—58页。关于高启主要诗集的具体分析，见何宗美《高启诗文集辨证》，《文献》2014年第5期。
[5] （明）高启：《青丘高季迪先生诗集十八卷》，载《明别集丛刊》，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一辑第十七册，第5—7页；（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79—983页。以下文献征引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本《高青丘集》为主。
[6]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93—994页。
[7]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997页。
[8] 何宗美认为，“我们不能假想在明初专制统治更趋稳固的政治生态下，若让高启假以天年便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相关论述见何宗美《高启四辨》，载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6页。
[9]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980—982页。
[10]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982—983页。
[11] 何宗美：《高启四辨》，载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9页。
[12]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980页。
[13]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981页。
[14]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997页。
[15]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993—994页。
[16] 关于四库馆臣“拟宋似宋”的判断将在第四节进行讨论。
[17] 此为《缶鸣集》丙本，见何宗美《高启诗文集辨证》，《文献》2014年第5期，第154—155页。
[18]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983—984页。
[19]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文艺传上》第18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41页。
[20] （明）李东阳：《麓堂诗话》，载《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75页。
[21] 关于李东阳诗话的出版时间与具体形式，见马云骎《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2] 周立所编的《缶鸣集》是徐庸刊刻《高太史大全集》的主要底本，见何宗美《高启诗文集辨证》，《文献》2014年第5期，第154—156页。
[23] 如吴宽论高启“虽雄不敢当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晋，然能变其格调，以仿佛乎韦、柳、王、岑于数百载之上，已成皇明一代之音，亦诗人之豪者哉！”见（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87页。
[24] 如胡缵宗论高启“诗袭元，高季迪其杰然者。”见（明）胡缵宗《愿学编》，载《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25] 如唐元荐与杨慎书中提及，“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潜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刘子高、孙炎、孙蕡、黄玄之、杨孟载辈羽翼之”。见（明）杨慎《升庵诗话》，载《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74页。
[26] 何宗美：《高启四辨》，载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27]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载《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32页。《艺苑卮言》的版本较为复杂，本文所用是较为常见的八卷本而非四部稿本。关于八卷本与其他版本之间的关系，见魏宏远《王世贞〈艺苑卮言〉的文本生成及文学观之演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8]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载《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32—1036页。
[29] 王世贞以好恶定诗人排名，尤其是针对谢榛，见叶晔《“五子”诗人群列与王世贞的文学排名观》，《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
[30] 魏宏远：《王世贞〈凤洲笔记〉献疑》，《学术交流》2012年第5期。
[31] （明）王世贞：《明诗评》，载《明代传记丛刊》第8册，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11页。
[32] （明）王世贞：《明诗评》，载《明代传记丛刊》第8册，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33] （明）王世懋：《艺圃撷余》，载《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2页。
[34]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7页。
[35]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5页。
[36] 叶晔：《“五子”诗人群列与王世贞的文学排名观》，《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
[37] 何诗海：《王世贞与吴中文坛之离合》，《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38]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载《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6页。
[39] （明）江盈科：《雪涛诗评》，载《中国诗话珍本丛书》第1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60页。
[40] 侯荣川：《胡应麟〈诗薮〉版本考》，《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
[41]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7页。
[42] （明）胡应麟：《诗薮》，第341页。
[43] （明）胡应麟：《诗薮》，第354页。
[44] （明）胡应麟：《诗薮》，第341、342页。
[45]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第106页。
[46] （明）胡应麟：《诗薮》，第361、363页。
[47] （明）高启：《高青丘集》，（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第576—577、580、582、594、613、635、651、652、653、578页。
[48] 惟王世贞《谢送酒》“忽送一壶殊可怜”句，高启别集《谢周四秀才送酒》作“真可怜”。
[49] （明）李攀龙：《古今诗删》，载《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52册，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
[50] （明）钟惺、谭元春：《明诗归》，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68页。（清）彭孙贻：《明诗钞》卷31，载《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卷5。
[51] （明）胡应麟：《皇明律范》卷1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本。
[52] 胡应麟《诗薮》最早的“原刊本”完成于万历十八年（1590）。
[53] （明）陈子龙：《皇明诗选》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54] （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
[55] 王学泰：《明代人编选明代诗歌总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尹玲玲：《清人选明诗总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2年。
[56] （明）胡维霖：《胡维霖集》，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69页。
[57] 《戊申二月六日……得林字请正》，见（清）陈瑚《顽潭诗话》，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6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1页。《初六日……效子美拗体》，见（清）陆士仪《桴亭先生诗文集》，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58]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页。
[59] 覃光瑶《送梅得吹字》诗下注释云：“‘美人欲去时’五字，足千古矣，看来唐人《咏梅》诗‘月明林下美人来’，只替此语做得注脚。”见（清）覃光瑶《玉芳诗草》，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十辑第2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文廷式曾评论姚鼐：“姚姬传《五七言今体诗钞》所选，多格正调高之作，然不能博异趣，所谓‘见善者机耳’，又涉笔屡误……又评陆放翁‘高标已压万花群’一律云，‘梅诗如此，句可谓工绝，当在林处士高士美人联上，然犹在雪后水边一联之下。’按‘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乃明高槎轩《咏梅》诗也，姬传亦以为和靖作耶？”见（清）文廷式《纯常子枝语》，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1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93页。
[60] 语出张九龄《庭梅咏》下批注，见（明）钟惺、谭元春编《唐诗归》，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5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61]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载《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页。（清）吴乔：《围炉诗话》，载《清诗话续编》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82页。（清）王士禛：《渔洋诗话》，载《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
[62] （清）王夫之：《明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48页。
[63] （清）张豫章等：《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内府刊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卷四（乐府歌行50首）、卷十六（五言古诗42首）、卷三十七（七言古诗33首）、卷五十（五言律诗113首）、卷六十八（七言律诗61首）、卷九十二（五言长律10首）、卷九十六（五言绝句62首）、卷一百一（七言绝句69首）、卷一百十七（六言诗10首）、卷一百十九（五言小律1首、叠韵1首、回文体1首）、卷一百二十（联句2首）；《梅花》组诗在卷六十八。张豫章等编选明诗时依据的很可能是钱谦益的《列朝诗集》。
[64] （清）汪霦等：《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3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4页。
[65] （清）汪灏等：《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2页。
[66] 金檀的诗评中收录了朱彝尊的诗话，但未收录王士禛的评语。
[67] 《明别集丛刊》所收为金檀序本，无陈璋序。两个版本均存于哈佛燕京图书馆：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1395928$1i（陈璋序），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1397444$1i（金檀序）。
[68] “七言长句，在明初则高季迪、张志道、刘子高为最”；“按明初诗人共推高季迪为冠，而大复独以海叟为冠，空同许为知言”。见（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154页。
[69]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70]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上册，第71页。
[71]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上册，第56页。
[72] （清）王士禛：《渔洋诗话》，载《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
[73] （清）田同之：《西圃诗说》，载《清诗话续编》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31—733页。（清）恒仁：《月山诗话》，载《清诗话三编》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3页。（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载《清诗话续编》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7页。（清）朱庭珍：《筱园诗话》，载《清诗话续编》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4页。
[74]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载《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0—561页。
[75] 王炜：《论沈德潜的宋诗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1期。
[76]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载《清诗话》下册，第565页。
[77] “《梅诗》无过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及‘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高季迪‘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亦是俗格。若晩唐‘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直足喷饭。”见（清）王士禛《渔洋诗话》，载《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
[78] （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第14页。
[79] （清）乾隆：《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4页。
[80] （清）乾隆：《御制文初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9页。
[81] 除《题徐贲眠云轩图用高季迪韵》之外，其他作品均创作于乾隆皇帝历次南巡的途中，见（清）乾隆《御制诗初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6页。（清）乾隆《御制诗三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1、603页；第1307册，第86—88页。（清）乾隆《御制诗四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2—483页。（清）乾隆《御制诗五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4—346页。
[82] （清）乾隆：《御制诗初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3—104页。（清）乾隆：《御制诗四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9页。（清）乾隆：《御制诗五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1页；第1310册，第22页。
[83] （清）乾隆：《御制诗五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2页。
[84] （明）高启：《高太史大全集》，载《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410册，世界书局1985年版，第363—366页。
[85] 现今所见前人关于高启作品与宋诗关联的分析，似乎仅有清人陈锡路，他评价道：“东坡诗‘不用长愁挂月村’，盖用杜东屯《月夜》诗‘月挂客愁村’；高季迪《梅花》云‘愁在三更挂月村’，又用坡诗。”见（清）陈锡路《黄嬭余话》，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86] （清）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87] 从现今的学术发展来看，普遍认为中唐诗与宋诗的关系较为密切；而“学唐而不为唐所囿”，也可以算是学界对宋诗的共识之一。
[88] （清）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89] （清）赵翼：《瓯北诗话》，第127页。
[90] 然而牟复礼提及高启善于模拟黄庭坚，见Frederick W. Mote，The Poet Kao Ch'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245.此处为误读赵翼原文“……又皆似《黄庭经》”，见（清）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25页。然而这一疏忽亦能证明，四库馆臣“拟宋似宋”的观点给牟复礼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91] Jonathan Chaves，ed.，The Columbia Book of Later Chinese Poetry：Yuan，Ming，Ch'ing Dynas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22.
[92] [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