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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此其一也。

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此其二也。

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此其三也。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就天文学史这一研究领域而言，随着“外史倾向”的兴起，正日益融入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构成科学-文化交会互动的历史观照。与先前的研究状况相比，如今视野更加广阔，色彩更加丰富，由此也就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单说来，今天的天文学史研究者既需要接受正规的天文学专业训练，又必须具备至少不低于一般人文学者的文科素养。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日益分离的今天，上述苛刻的条件已经极大地限制着天文学史研究队伍的补充，更何况又是在学术大受冷落的时代！

然而稍可庆幸者，是天文学史这样一个小分支学科并不需要多少研究者去从事，而满足上述苛刻条件同时又肯自甘清贫寂寞的“怪物”，以中国之大，大约总还是会出现几个的吧？我想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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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顾颉刚：《谜史》序，见钱南扬《谜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3]这篇报告后来发表在《大自然探索》，5卷4期（1986）。

[4]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5]吴国盛编：《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6]由于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在时间上长期持续，在门类上非常完备，而且数量极大，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在这一分支工作。不过有人已经指出，利用古代资料研究现代天文课题，严格地说，并不是一种天文学史工作，而是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区分视为概念游戏而不做认真对待。

[7]《科学史通讯》（台湾），第11期（1992）。

[8]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