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窗前绿荫如盖，树梢上挤满了鸟儿

夏天的新萨格勒布街区，空气中有鸟粪的味道，我母亲就住在这里。她公寓大楼前的树上，树叶间挤满了成千上万只鸟儿。是椋鸟，人们说。湿热的午后，雨水将至，这些鸟尤其喧闹。不时有位邻居会拿出气枪乱射一通，将它们赶走。密密麻麻的鸟儿成群结队地飞向高空，呈“之”字形上下翻飞，活像是在梳理天空的发丝。随后，伴着一阵歇斯底里的锐鸣，它们扎进茂密的绿叶间，如同一场夏天的雹暴。这里像雨林里一样吵，从早到晚都罩在一道声音做的帘幕里，仿佛外面有雨在一直敲。轻盈的羽毛乘着气流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妈妈拿出掸子，把羽毛扫起来，倒进垃圾桶，嘴上还念念有词。

“我的斑鸠不见了，”她叹了口气，“你还记得我的斑鸠吗？”

“记得。”我说。

我隐约记起她十分喜爱飞来她窗台的两只斑鸠。她讨厌鸽子。清晨，它们低沉的咕咕声令她非常恼火。

“那些讨厌得不能再讨厌的肥鸟！”她说，“你发现了吗，就连它们都不见了？”

“谁们？”

“鸽子！”

我没有发现，但的确，鸽子似乎都已经逃走了。

椋鸟让她心烦意乱，特别是夏天那股臭味，但她最后也习惯了。因为比起别人家，她的阳台至少是干净的。她指给我看阳台栏杆尽头的一小块污渍。

“在我的阳台上，只有这里会脏。看看柳比奇卡家的阳台吧！”

“看什么？”

“到处都结着鸟屎！”妈妈说，笑得像个小女孩。小孩子的秽语症，她显然是被屎这个字逗笑了。她十岁的孙子听到这个字也咧嘴笑了。

“像是在雨林里。”我说。

“确实像在雨林里。”她赞同。

“虽然现在到处都是雨林。”我说。

鸟群明显失控了，它们占领了整个城市，占据了公园、街道、灌木丛、长椅、露天餐厅、地铁站和火车站。似乎没有人发现这场入侵。喜鹊正在占领欧洲城市，据说是从俄罗斯飞来的，城市公园里的树枝都被它们压弯了。鸽子、海鸥和椋鸟飞掠过天空。笨重的黑乌鸦，喙张得像晾衣夹，一瘸一拐走在绿色的城市草坪上。绿色长尾鹦鹉逃出家庭鸟笼，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园里大量繁衍：成群的鹦鹉低低飞过，像碧色纸龙一般染绿了整片天空。阿姆斯特丹的河道则被大白鹅占领了，它们从埃及飞来，盘桓休息了一会儿，便留下了。麻雀已经胆大到直接从人们的手中夺走三明治，还要在露天咖啡馆的桌子上厚颜无耻地迈着大步走来走去。我家所在的柏林达勒姆区是柏林最美丽、最绿意盎然的街区之一，短租公寓的窗户已成为附近鸟儿最爱的粪便存放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放下百叶窗、拉上窗帘，就只能每天辛苦擦洗被溅花的窗户。

她点点头，但好像完全没有在听。

该地区的椋鸟入侵大致始于三年前，妈妈刚病倒的时候。医生诊断书上的语句冗长、骇人，而且丑陋（那真是一份丑陋的诊断），所以她才会选择用病倒这个词（我病倒之后，一切都变了！）。比较勇敢的时候，她也会用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额头，说：

“都怪我这里的蜘蛛网。”

她说的蜘蛛网是脑转移瘤，发生在她的乳腺癌被及时发现并成功治愈的十七年后。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历经一系列放疗，终于渐渐康复。后来她定期去复查，其他方面多少都还算正常，自那以后并无大事发生。蜘蛛网潜伏在大脑中一个难以触及的阴暗角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后来，她与之和解了，习惯并接受了它，就像接受了一位不受欢迎的房客。

在过去的三年里，她的人生故事被压缩成一小沓出院单、医学报告、放射学图表，外加一堆脑部核磁共振和CT报告。扫描图像上能看到她轻微前倾的脊椎，上面连着可爱匀称的头骨，还有面部清晰的轮廓，熟睡一般低垂的眼睑，奇异的帽子般展覆的脑膜，以及浮在她唇边的一抹隐约的微笑。

“这张让人觉得我脑子里像是在下雪。”她指着CT影像说。

窗下的树，绿荫如盖，高大葱茏，一直长到与妈妈六楼的公寓齐平。成千上万的鸟儿在叶片间攒动。依偎在夏日炎热的黑暗里，我们，居民和鸟儿，呼出的气息在空中蒸发。不计其数的心脏，人类的和鸟类的，在黑夜中以不同的节律跳动。发白的羽毛乘着阵阵气流飘进敞开的窗户，像降落伞一样飘向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