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影子银行监管套利的文献综述

传统银行体系受严格监管，影子银行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银行监管模式的挑战。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缺失，有大量文献进行了说明（Bernanke，2009；Pozsar，et al.，2010；Ghosh，et al.，2012；Schwarcz，2011；李扬，2010；周小川，2011；肖刚，2012）。Halstrick（2011）、Schwarcz（2012）指出相对于传统银行，影子银行体系受到的监管较少，使得监管套利成为可能，越是加强对传统体系的监管越会促进影子业务的发展。从监管具体要求方面看，美联储学者（Pozsar，et al.，2013）认为随着对资本和流动性标准要求的不断加强，存款机构更加倾向于从事影子银行活动来增加自身回报率。其与传统银行业规模进行了对比：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的规模分别约为5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到2007年，传统银行规模约为12.5万亿美元，而影子银行规模约为21万亿美元。2012年，FSB（2012）发布的监管报告测算了全球影子银行规模，其从2002年的26万亿美元迅速扩展到2007年的62万亿美元。这些数据虽不能直接说明金融监管与影子银行发展呈对应关系，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仍值得关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FCIC）（2010）认为，过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倾向于投资者保护方面，而没有实质性地落在相关机构的运行活动上，从而形成了金融监管缺失。传统银行业务活动遭受严格监管，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迅速；而对资本的监管也促使银行将资产与业务转移至表外。这些都是影子银行体系扩大的原因。2011年，FSB首次发布对影子银行的研究报告《影子银行体系：范围的界定》，认为虽然影子银行为市场参与者开辟了一条融资与流动性途径，但从金融危机看，其直接或间接与传统银行体系相连，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且其能够在现有银行监管体制下进行套利行为，加强对产生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领域的监管尤为重要。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开始全面反思现有的金融体系及监管体制，在弥合市场及两党分歧的情况下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该法案从多个方面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例如提出了沃尔克规则、互换剥离规则、强制清算要求及交易报告要求等，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提高影子银行体系的透明度以及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另外，《多德-弗兰克法》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调整，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了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并将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纳入监管视野，增强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的监管职能等。传统银行在政策层面存有部分特权，如获取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与存款保险制度等，Tucker（2010）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其也包含着一系列义务性，如审慎监管、资本要求、存款保险费用等。Ricks（2010）认为这种社会契约能较为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从而保护纳税人利益。然而危机发生时，美国金融监管层并未将该种社会契约扩展用于影子银行体系，而是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缺陷。从效率角度看，监管成本昂贵；此外，这些已经采取的监管措施不一定能确保金融稳定。监管应将目光放置于短期债权人可能导致的风险方面。Schwarcz（2009；2011）、Avgouleas（2012）认为监管不能仅停留在限制影子银行体系上，而更应该致力于关注效率最大化与影子银行潜在风险最小化方面。对于监管改革的结果，有学者（Pozsar，2011）认为一系列新的金融变革将很难阻止大型机构（特别是持有大量现金的机构）演变成为影子银行。

对于国内文献，马轶群和崔伦刚（2016）分析了中国交叉金融创新的监管套利表现，包括银信合作的监管套利、银证合作的监管套利和银保合作的监管套利；齐淼（2011）认为中国不仅不存在美国那种完全脱离监管的影子银行机构，而且存在着一定的监管过度，导致金融创新能力被削弱。但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监管还存在缺位，如胡雪琴（2011）、原清青（2012）、周卫江（2012）、彭文生（2013）、范希文（2017）、杨新兰（2019）等，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认清监管套利形成机理，合理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强化信息披露，明确相关方的法律关系等。此外，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套利的实证方面：祝继高等（2016）利用2006—2012年中国商业银行买入返售数据，分析了商业银行从事中国影子银行套利业务的动机和经济后果；马亚明等（2018）从监管套利角度，实证检验了影子银行对房地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