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阁楼搬下一个落满灰尘的樟木箱。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周末，窗外野菊被雨水打得低垂着头。父亲沉默地撬开生锈的锁扣，掀开箱盖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樟脑与时光的气味扑面而来。
“你妈妈的东西。“他声音沙哑，像在砂纸上磨过。
箱子里躺着一个红漆剥落的木匣，匣盖上刻着朵野菊，花瓣的纹路里嵌着经年累月的污垢。我伸手去碰，父亲却突然按住我的手：“先看信。“
一封泛黄的信封静静躺在箱底，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给小雪“。
信纸已经脆得几乎碎裂，我小心翼翼地展开：
“小雪：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妈妈可能已经变成山坡上的野菊了。
别怪爸爸，他从来不知道我有这个木匣。
钥匙在村口老槐树第三个树洞里，用红绳系着——
去打开我留在卫生院更衣室的铁柜吧。“
落款日期是1998年3月12日，我出生前三个月。
父亲盯着信纸，脸色突然变得惨白：“卫生院……她最后上班的地方。“
雨下得更大了，野菊在窗外剧烈摇晃，像在无声地呐喊。
村口的老槐树已经枯死多年，树洞被蜘蛛网层层覆盖。我伸手进去，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一把缠着红绳的钥匙，和父亲、沈茵那两把一模一样的三号柜钥匙。
卫生院早改成了养老院，但当年的更衣室还在走廊尽头。管理员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这排柜子二十多年没人动过喽。“
钥匙插进锁眼的瞬间，铁柜发出痛苦的呻吟。柜门弹开的刹那，一叠发霉的X光片哗啦散落，最上面那张贴着标签：“林小雪胎位检查“。
父亲猛地后退一步，撞翻了身后的搪瓷盆。
X光片显示，母亲怀的是双胞胎。
“你有个姐姐。“父亲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出生时……没保住。“
病历本最后一页夹着张便签：“阿远，如果我也走了，把我和小花葬在野菊坡上。“
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年复一年地种野菊。那不是给沈茵的悼念，而是给两个女人的赎罪。
柜子最深处有个铁盒，里面装着对银铃铛手镯，其中一只已经氧化发黑。盒底刻着：“给小雪和小花“。
“那为什么活着的是我呢？”我多少有些许愧疚。
整理遗物时，我从木匣夹层发现一本巴掌大的日记本。
“1997年11月15日
今天给阿远做了胸透，他肺部阴影又扩大了。
厂长说必须有人去上海学习新设备，我偷偷把他的体检表改了……
1998年1月3日
孕检发现是双胞胎，但我的尘肺可能导致胎儿缺氧。
阿远还不知道，他正为去上海做准备……“
日记戛然而止在3月11日，也就是那封遗书的前一天。
父亲抢过日记本，突然开始剧烈咳嗽，鲜血溅在泛黄的纸页上。
县医院的诊断书上，“尘肺晚期“四个字刺得眼睛生疼。
“和你妈妈一样。“父亲躺在病床上笑，“报应。“
窗外又下雨了，我摸出那对银铃铛，给父亲手腕系上发亮的那只。氧化变黑的那只，我挂在了病房窗台的野菊枝上。
“周导联系了六盘水医院，“我轻声说，“沈茵阿姨……还活着。“
父亲浑浊的眼睛突然有了光。他颤抖着从枕头下摸出那张贵州车票，票面早被摩挲得发软。
火车开动时，父亲一直望着窗外。
我打开母亲的木匣，发现底层藏着一封没拆的信，邮戳是1998年3月13日——母亲去世第二天。
“阿茵：
小雪平安出生了，但小欢和你都不在了。
我在你更衣柜放了样东西……“
信纸突然被风吹走，飘向车窗外无边的野菊田。
父亲睡着了，手里紧攥着那朵从病房窗台摘下的野菊。鲜红的花瓣上，还沾着他咳出的血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