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转机

电话听筒里的忙音是一条冰冷的直线，就像是心电图，宣告了某样东西的死亡。而与之并行的，则是格雷迪那句不带任何温度的通牒。

二者在里奥的耳廓里构成了二重奏，精准的宣告了一个事实：

他输了。

从拿到海选传单，到被现实一记重拳迎面击倒，整个过程的生命周期甚至不足48小时。

属于原主“里奥万斯”骨子里那股冲动的毁灭欲再次蠢蠢欲动。

他像一头被囚禁的野兽在嘶吼，想要砸了电话，抢一辆车，一路开到墨西哥，或者干脆找个地方喝的烂醉，然后被警察送回去。

这些疯狂而简单的念头不断地冒出来，劝他放弃思考。

然而，属于林刻的灵魂，那个在电影理论和剧本结构中浸泡了10多年的灵魂，在沉默的绝望中，反而变得更加冷静。

他强迫自己将眼前的困境，想象成一部电影第二幕的开端。

主角在经历了煽动性事件后，往往会冲锋，而后遭遇惨败跌入谷底。

这是大多数英雄叙事的标准流程，主角所必须要经历的压力测试，

那么，这里的剧本该怎样续写？

显而易见的，剧本的主角当然不会在第一个挫折后就删号重练。

他会复盘拆解对手的逻辑，评估自己手中仅有的筹码，然后用一套精心计算过的流程，去撬动一个看起来无法战胜的系统。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他的手中有牌吗？

答案是：有的。

里奥的目光穿过管理室，看向蒙尘的窗户。

他的资产为负，没有信用记录，还有一个恨不得立刻把他“程序性逮捕”的假释官。

然而，他之所以还在这里，正是因为有一位心地善良，却被格雷迪称为“多管闲事”的社工愿意为他担保——艾莉诺.奥尔布莱特女士。

在原主的记忆中，奥尔布莱特女士是一位50多岁，穿着得体，眼神温和的女性。

她和其他寄养系统里的工作人员不同，是真心在关爱这些被社会抛弃的孩子，并坚信他们每个人都有被拯救的价值。

这是一个唯一能确定，会站在“里奥•万斯”这边的人。

一个计划在他的脑中飞速成型。

它的风险极高，成功率可能很低，但这却是目前唯一有机会的路径。

里奥没得选，哪怕牌桌上的赌注是他一年的自由。

他将泛着忙音的电话挂了，而后又拨通了奥尔布莱特女士办公室的号码，对面传来正向的信号：

——谢天谢地，她还在加班。

在等待电话拨通时，里奥已经切换成了“表演模式”。

他将共享档案里有关“受害者”的情绪和“迷茫”的情绪相结合，电话接听后的声音也不再像之前一般冷静，而是变得脆弱迷茫，带着一丝压抑的哽咽。

“奥尔布莱特女士，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了…是我，里奥•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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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九点五十分，李奥出现在格雷迪的办公室门口。

这位假释官的办公室和他本人一样，死气沉沉，

里面的文件堆积如山，百叶窗则拉的死死的，空气里只有廉价咖啡和灰尘的味道。

格雷迪靠在椅子上，将那双粘着尘土的靴子架在办公桌上，脸上是一种“我早就料到了”的，充满掌控成功的愉悦表情。

“你迟到了10分钟，万斯，”他似笑非笑，瞥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用一种宣布判决的口吻说着瞎话，“来吧，说说。汇报一下你过去这三天的梦游路线，是在街上闲逛，还是在哪个角落里思考人生？”

里奥没有立刻回答，也没有去反驳那个，他明明早到了10分钟，却被说成晚到的事实。

他将自己调整成了一个学生面对教导主任的姿态，双手在身前交握。

一时间，一种局促不安，又带着一丝试图辩解的倔强情绪，立马从他的动作中传达出来。

“格雷迪先生，我没有闲逛，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找工作上。”

“哦？”

假释官挑了挑眉，话语中，是明显的不信任。

“我问遍了所有的快餐店和洗车行，不仅仅是周边的，报纸上的我也有打电话过去询问。”里奥语速不快，条理清晰，平静的陈述着事实。“我很愿意付出我的劳动，但对方只要看到我的背景资料，就会拒绝我。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叫’Z’的苏打水品牌在海选广告演员，幸运的是，这是一个非公会项目。”

说到这里，他抬起头，蓝色的眼眸里充满了真诚和一丝委屈。

“我去了，格雷迪先生。”

“我从上百人里脱颖而出，被选择导演当场确定进入了终选。我以为…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

格雷迪脸上的嘲讽，稍显收敛，这道说辞细节过于具体，不太像是临时编造的谎言。

“终选在周五，我本来想昨天拿到正式聘用意向书再向您汇报。”里奥的声音沉了下去，精准的释放出是“失望”的信号，“但是品牌客户方做了背景调查，然后他们以’潜在公关风险’为由，取消了我的资格——就在昨天下午。”

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这番话有足够的时间发酵。

“格雷迪先生，我努力了。我拼尽全力的去遵守规则，去抓住每一个机会，但问题不在于我是否努力。”

“系统的操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因为一个无法被抹去的标签，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么，请问这是否构成，您之前定义的’未能维持合法稳定收入来源’？”

他巧妙地将皮球踢了回去，把自己从一个“懒惰的，不守规矩”的假释犯，重塑成了一个积极努力，但被“社会系统性歧视”所伤害的受害者。

格雷迪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他当然知道里奥说的是事实，但他是这个畸形系统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在言语上承认这一点。

“别跟我扯这些有关社会学的废话，万斯。”他把脚从桌上放了下来，身体前倾，试图用气势压倒对方，“规则就是规则，我只需要看结果。72小时，没有工作，就是违反假释！”

“那么，”里奥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敲在格雷迪的心上，“请问，把我送回去，就是您对我努力遵守规则的最终奖赏吗？”

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显然格雷迪还有最基本的良心。

就在这凝滞之间，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格雷迪烦躁的抓起电话，不耐烦地“喂”了一声。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女声。

“早上好，格雷迪先生，我是艾莉诺.奥尔布莱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