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区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石器和棍棒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石器棍棒既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也是不可缺少的防卫武器。那时,经济活动是分散的,人们认识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几乎完全依靠自然条件,如温暖的气候带、肥沃的平原土地、原始森林以及河流湖泊等。因此,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原始森林以及河流湖泊等自然因素成为划分经济活动区域的界线。那时,人类主要分布在旧大陆,大体上分布在今天的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暖热地带,从事着集体的采集和渔猎活动,这些活动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并经历了畜牧业和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社会分工。正如“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并且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3]

科学考察证明,最早的人类是“直立猿人”,它的出现与地理分布的扩大紧密联系。在欧洲,大约公元前3000年,人类已完成了对南欧和西欧的垦殖,欧洲大陆的人口达到200多万人,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构成了最主要的经济区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按部族群落划分成四个极不相同的区域,即西部的灌木和森林地带、撒哈拉沙漠以南丛林地带、刚果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地带、东非和南非地区这四个区域。再加上北非地中海沿岸地区,古代非洲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区域大体上由这样五大区域所构成。在亚洲,直至公元前400年,人口还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中东三大区域,这里成为亚洲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4]

人类进入第一个有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它是伴随着金属工具——青铜器和铁器的应用,在生产力水平相对提高的条件下出现的。那时,人类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仍然很大;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对于便于灌溉和航行的河流的依赖性特别大。因此,温暖的大河流域成为人类的发祥地。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欧洲的爱琴海沿岸地区、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区域成为最早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区域,也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力布局区。灌溉农业、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金属冶炼业、制陶业得到较大发展。对外经济联系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区域有了更明确的界限。

公元前5世纪的亚洲和公元5世纪的欧洲分别进入了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冶金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普遍使用了铁制农具和畜力,耕作技术得到提高。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河流、湖泊、海洋的利用程度同样得到了提高。在陆地上建立了亚欧大陆之间的“丝绸之路”,经由海上开辟了“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了欧亚非大陆间的贸易,世界上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海滨商业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法国的马塞,英国的伦敦,中国的广州、泉州等。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城,全盛时期都市人口高达百万人以上。因此,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上,开始依托某些中心城市——交通要冲、滨海商业市镇、政治文化中心,或者是围绕某种优势资源及优势产业,形成若干经济区域。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在商业贸易的推动下形成了众多商业性的经济区域。比如,14~15世纪,在南欧一些国家,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已依稀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萌芽,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平原河网地带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正是在这些地区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类型。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扩大商业贸易活动范围被提上日程,境外市场开始拓展。从15世纪下半叶,横渡大洋的探险航行全面展开。1487~1488年,葡萄牙人到达了南非好望角。1497年7月,葡萄牙人达伽马等人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1498年5月,到达印度西海岸,次年满载东方香料、丝绸、宝石等商品返回葡萄牙港口里斯本。1492年8月,意大利人哥伦布成功横渡大西洋。1519年9月,葡萄牙人麦哲伦率船队做环球航行,先西行横渡大西洋,到达中美洲,再南行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抵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该群岛被土著杀死;其他成员于1522年9月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这一系列远洋航行的成功,推动了东西方贸易的开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此后近百年间,世界酝酿着一场新的变革。1640年11月,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开启了近代历程。伴随新的世界历史时期的到来,不论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是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正迎接新的历史大棋局。

我国地域辽阔,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同样经历了区域空间结构大调整、经济中心大转移的变化过程。地区之间自然资源条件各异:中原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边远地区,多高山荒漠,气候干燥少雨,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早期文明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这里成为重要的经济区域。比如,奴隶制时期的井田制,后世学者分析认为,主要就分布在中原地区土地广阔、灌溉便利的黄河流域。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认识自然、开发利用自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西晋以降,经济重心逐渐东移,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开始由黄河流域向东偏移。盛唐之后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南地区。此后,江南地区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中心区域。

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籍《尚书·禹贡》,记载了我国古代王权统治所及:天下共分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其地理区位相当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说明这些地区较早纳入王朝管辖范围,开发也早。这可以看作最早的经济区划格局。战国时期,形成的韩、赵、魏、齐、楚、燕、秦,史称战国“七雄”,这“七雄”之地,实际上可以看作七大经济政治板块。至于边远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开发,长期以来一直是伴随着中央王朝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多民族融合的程度、边疆地区治理的稳固程度逐步推进的,它与中央王朝政权的稳固、政区设置、政府政策法令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开始的边镇屯田,与巩固边防有关,此后这种屯垦方式历代不衰,反映出边疆政治统治和经济开发的深入。在很长的时间里,边疆地区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轨迹不断向前推进,形成了各自的发展特点。随着国家的统一日久,边疆日益巩固,边疆与内地的差别也逐步缩小。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人口迁移、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土地资源的开发,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

随着中央王朝行政管辖范围的扩大,区域内各种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构成因素更为复杂多样,各地区人口分布、农耕条件、经济活动差异也更加突出,经济活动的区域性特征也更为明显。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依据秦汉时期我国的自然及人文状况,将全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这被后世公认为我国最早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区划。当时,司马迁所划定的四大经济区域包括:太行山以西的三秦地区、太行山以东的黄淮平原地区、长城内外的北方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江南地区。即所谓山东、山西传统农业地区;开发起步相对晚的江南地区和龙门碣石以北传统畜牧业或半农半牧区。书中写道:“夫山西饶材、竹、榖、、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铅)、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毡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亦作棋置)。此其大较也。”[5]在四大区域范围内,又划分为若干次级经济区以及若干经济都会。韦苇在《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认为,《史记》划分的二级经济区有13个,即西部区(按即“山西”)的关中、巴蜀、陇西3个经济小区;东部区(按即“山东”)的三河、中山、赵燕、齐鲁、梁宋以及颍南6个经济小区;江南区的东楚、西楚、南楚、岭南4个经济小区。[6]吴宏岐在《说〈史记·货殖列传〉中经济小区的数目》文中,根据《史记·货殖列传》4个一级经济区划的归属关系,认为当时的二级经济区有18个,其中山西经济区,可分出关中(中心区)、巴蜀、关中外围3个次级经济区;山东经济区可分出河南、河东、河内、赵-中山、齐、邹-鲁、梁-宋、郑-卫、颍川-南阳9个次级经济区;江南经济区可分出西楚、东楚、南楚、岭南4个次级经济区;龙门碣石之北的经济区可分出种-代、燕-涿2个次级经济区。[7]蓝勇认为,从秦汉开始,中国已有较为明显的经济区域了。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当时,在全国4个一级经济区基础上,划分为18个二级经济区,其中,山西地区有关中、巴蜀、关中外围3个二级经济区;山东地区有河南、河东、河内、种-代、赵-中山、郑-卫、燕-涿、齐、邹-鲁、梁-宋、南阳-颍川11个二级经济区;江南地区有西楚、东楚、南楚、岭南4个二级经济区。[8]

在各个经济区域内又形成了若干有代表性的经济中心区,即经济都会。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第十章描述过这方面的情况:“《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27处经济都会,其中山西7处,山东15处,江南5处。他们是山西的雍(凤翔县)、栎阳(临潼北)、咸阳(咸阳市东)、扬(洪洞县)、平阳、巴(重庆)、蜀(成都),山东的蓟(北京)、温(温县)、轵(济源市东南)、荥阳(荥阳东北)、濮阳(濮阳县南)、睢阳(商丘市南)、阳翟(禹县)、陈(淮阳县)、宛(南阳市)、雒阳(洛阳)、涿(涿州市)、邯郸(邯郸市)、临淄(临淄)、陶(定陶县)、彭城,江南的寿百(寿县)、合肥(合肥市)、吴(苏州)、郢(江陵县)、番禺(广州市)。”[9]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在《河山集》第9集中,将《史记·货殖列传》经济都会划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文中明确提到的9处经济都会,即邯郸、燕、临淄、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吴、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和宛(今河南南阳市);第二等级是文中描述的12处地位稍次的经济都会,即雍、栎阳(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渭水之北)、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汾水之西)、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市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江陵、陈、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合计共有21个都会。[10]当时全国各区域面积、户数、人口规模情况,孙达人在其《中国农民变迁论》中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推算,详见表1-1。

太行山以西和秦岭以北的“山西”地区,包括关中平原和晋西南丘陵以及秦岭山地,相当于黄河中游一带。该地区面积、人口数量居中,秦汉时期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中心,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位居各区之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央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而存在。直到汉代以后,其优势的经济地位才逐渐为“山东”区域所取代。

表1-1 秦汉时期全国四大区域面积、人口分区统计

地处黄淮大平原的“山东”地区,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一定规模的开发。《汉书·沟洫志》记载:“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25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25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11]秦统一之后,因耕作制度的改进和农耕技术的改良,农民利用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黄淮大平原的开发渐次进入高潮。据说,当时农民不仅临时对离河25里开外的河滩地“民耕田之”,而且“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不仅一道道更起堤防,以至于“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而且排干湖泽,辟为农田。所谓“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12]这样一来,黄淮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人口也因此急剧增加,呈现地狭人稠局面,户数和人口均占全国一半以上,表明该区域是当时全国农耕经济的重心所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亦多发生于此。

长城沿线一带的高原、山地、草原地区被称为“北方”区,它西起甘肃临洮东到辽东,是一个适宜畜牧业的区域。据说,西周春秋时期气候曾发生干凉转变,这一高原地区不断向中原内地输送人口,因此留在当地的人口不多。秦汉以后,耕作制度变化和生产工具进步,特别是灌溉技术的发展,使得干凉的北方通过改善灌溉条件,实现农牧业经营。时人记述:在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灌田,其中朔方郡的灌溉工程曾动用数万民工费时二三年方成。该区域先秦时期地广人稀,秦以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秦汉王朝推行“实边”政策,移民屯垦,经济有所发展,政区设置也不断强化。秦代已设置了陇西、北地、上、九原、云中、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12郡,汉代增设金城、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朔方、西河、五原、定襄、玄菟、乐浪12郡,总计24郡,这一政区设置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该区域不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其重要性也进一步增强。总体而言,该区域面积仅次于“南方”,而户数、人口最少,属于游牧半游牧经济区,因受自然环境及生存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其他几个区域。[13]

从区域划分来看,江淮以南的广大“南方”区,是当时面积最为广阔的区域,而户数、人口相对较少。这说明,秦汉时期,江南一带开发程度较低,明显表现为地广人稀。按司马迁的说法:“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鬻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4]

在“南方”区域中,东南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特的地理单元,可以被看作一片特殊的区域。这一区域,主要是在各民族群众由渔猎到定居生活,进而走向农牧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也是经年累月中原移民迁入,融入当地百姓,共同推动了当地的开发。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先秦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也由此展开。河谷低地,平原坝区无疑是最先开发的区域。这种开发活动始终与人口的增长及迁徙紧密联系在一起。汉、唐、明、清是该地区土地开发利用的几个兴盛阶段,尤其是唐代以后,随着生齿日繁,内地民人大量涌入,引发了新一轮的土地垦殖热潮。土地垦殖,一方面是农民为生计自发地开垦荒地,另一方面是政府有组织地进行垦殖。

沿海地区以福建为例,作为东南沿海一个重要区域单元,其开发历史十分久远。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20世纪60年代前,经文物考查,福建区域发现古文化遗存1100多处。依据这些遗址,新石器时代福建先民主要生活在闽江下游和闽南一带,该地区得到最早开发。到了青铜时代,福建先民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地,青铜遗址大都集中在沿江、沿河两岸谷地及沿海附近地区小丘之上,大致可以分为六大区域:闽江下游地区、闽江上游地区、汀江流域、晋江及木兰溪流域的闽中地区、九龙江流域的闽南地区、滨海流域的闽东地区。[15]早期南方各省份的开发也大抵遵循这样一条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