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地关系

在人类生存发展进程中，最早利用的是动植物资源，随着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人类进而逐渐学会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一）资源开发的历史演进

自古以来，人类的发展史便是一部认识自然、开发利用自然的历史。早期人类的渔猎活动，以及后来有目的的种养业的兴起，都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活动也主要是从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开始的。在这过程中，地理气候条件对动植物生长状况和早期人类的食物来源影响巨大，早期人类的足迹分布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在新石器时期之前，人类经历了采集植物、追逐动物足迹、奔波于植物果实分布区的发展历程。但是，随着人口分布和气候因素的变化，单纯采集食物的生活方式难以完全满足生活的需要，这一需要的实现被认为是从人类种植作物开始的，这一因素的出现被称作“新石器革命”，或称为“农业革命”，即通过自身的生产来保证全年的食物来源。这种变化还被认为是由多中心同时进行的，这也许反映出当时全球地理气候条件完全提供了可以不加干预就能够进行植物生产的条件，人类从不同的地域角度共同向前发展，地球在不同的区域得到开发。^[16]

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的记载，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显然要比现在同纬度区域温暖湿润得多。当时，包括黑龙江等在内的北方地区广泛分布着南方地区常见的阔叶林，从河南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许多喜温动物的遗骸，比如孔雀、猕猴、大熊猫、苏门犀、亚洲象、水鹿、轴鹿等。^[17]由于历史上北方气候比现在温暖，动植物资源丰富的黄河流域便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里成为开发最早、开发最充分、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区域。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学会了种植稻、麦等作物，各地考古发掘中发现，稻穗、麦穗、稗穗等作物的种植历史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家禽家畜的养殖也早已开始，畜养的动物有：牛、马、羊、猪等。总体上，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气候条件最为优越的区域，无论是自然生长的生物资源还是人工驯养的家禽家畜以及种植的各类作物，种类都十分丰富。长期以来，种植养殖成为当地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关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历代地方志书都有详细的篇目进行介绍，为我们认识古代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近代，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生物资源的开发步伐加快，药材资源、动物资源被大量开发，从各地海关统计的出口商品名录中可以看出，开发出口的生物资源包括：野生药材资源，如茯苓、五倍子、大黄、人参、麝香、神香、樟脑、红花、紫草、西藏鹿茸、贝母、知了、虫草、橄榄等。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是四川，仅此一省就有60个县市开发出口药材资源，开发的野生动物资源有貂皮、水獭皮毛、狐狸皮等。此外，木材、毛竹、藤条、生漆、靛青、香菌、桐油等资源也被大量开发利用，并被当作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物资。^[18]

随着各类动植物资源的采集利用领域的扩大，许多深山密箐得到开发，与此同时，伴随伐木采掘、深山密箐的开发又进一步推动了人们生产活动地域范围的扩大。

（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

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种养业的历史十分悠久，无论是从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文献记载的内容来看，人类的生产活动都是与种养业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卜辞中出现的谷物名称包括禾、麦、秜（稻）等。黍、稷适宜在黄河流域生长，是被广泛种植的作物，而牛、马、猪、羊、鸡、犬等是大量被养殖的家畜家禽。《史记》对这方面的情况有着具体的描述，《史记·货殖列传》载：“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这反映出当时全国以经济作物种植为特征的区域性生产经营形态已经形成。另据《四民月令》记载，在东汉时期的田庄里，不仅种植小麦、大麦等粮食作物，而且大量种植瓜果菜蔬、药材、林木等经济作物，如葵花籽、胡麻、牡麻、兰、瓜、葱、韭、蒜、姜、松、柏、榆、柳、竹、杏、桃、枣、术、艾、附子等，还养有马、牛、猪、羊等家畜，以及养鱼、发展蚕桑等。此后，在漫长的岁月中，农业种养业不断发展，成为推动封建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经济因素。我国东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独特，气候类型复杂多样，适合不同种类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家禽家畜的养殖，随着唐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农业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政治北方、经济南方的新的基本区域格局。

关中地区是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据考古资料证明，属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农具700多件，还有粟米和菜籽的遗存，其先民过着定居生活，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也饲养家禽，兼营渔猎等。周代这里已经较普遍地种植粟、黍、稷、麦、豆以及水稻。汉代关中水利设施发达，为大片农田提供了良好的灌溉，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条件。由秦汉至隋唐，关中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也得益于关中具有发展经济的条件和雄厚的物质基础。

华北平原地区，当时包括河北、豫北、鲁西地区，被《史记·货殖列传》称为“天下之中”。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黍、禾、麦等农作物。东汉王充《论衡》卷二《率性》第八描述战国时代，魏国引漳河灌溉，使河北临漳县西南邺城附近土地，“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西汉时，魏郡是人口最密集的数郡之一。东汉末曹操定都于邺，这里继续保持着农业的繁荣。晋代左思《魏都赋》描述当时邺都附近地区的农业“水澍稉稻，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划畴，藩庐错列”。《齐民要术》反映北魏时期河北平原种植的作物达20多种。此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这里仍然是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之一。^[19]

西南地区，四川开发最早，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西南其他地区。《华阳国志·巴蜀志》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其山林泽鱼，园囿瓜果，一派繁荣景象，故有天府之国之称。唐宋时期，四川农村种养业发展繁荣程度更甚，成为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除粮食生产外，经济作物获得较大发展，大面积种植茶、果、桑、麻。宋代四川茶叶产区分布在25个州路，其中，成都府路11个，利州路4个，梓州路和夔州路各5个。随着茶叶种植区域的扩大，茶叶产量也有较大增长。北宋元丰七年（1084），茶叶总产量达2914.7万斤；元丰八年（1085），复增至2954.8斤。^[20]另外，四川的桑、麻、药材生产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南地区的云南，早在秦汉时期，在一些平原坝区也已开始了牛耕技术，进行水稻种植。后经历代发展，到唐代农业生产发生了更大变化，唐梁建芳《西洱河风土记》就说：“其西洱河从嶲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菲、蒜、菁，果则桃、梅、李、奈。有丝麻蚕织之事，出施绢、丝、布、麻，幅广七寸以下，染色有绯皂；早蚕以正月生，二月熟。畜则有牛、马、猪、羊、鸡、犬。”唐人樊绰对当时的情况有过这样的记述：“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割。”^[21]这些都说明，古代西南地区农业种养业的发展已有相当的规模程度。除粮食作物外，经济作物的种植相当普遍。所谓银生城界诸山出茶，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永昌、丽水、长傍、金山出产荔枝、槟榔、河黎勒、核桃；大厘城出产柑橘；丽水城、永昌还出产波罗蜜果，大者如甜瓜，小者如橙柚，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除了大量养殖猪、羊、猫、犬、兔、鹅、鸭等畜禽外，也有许多家庭饲养役用的马、牛、驴、骡、象等大家畜。《蛮书》载：“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有泉地美草，宜马。……藤充及申赕亦出马，次赕、滇池尤佳。东乌蛮中亦有马，比于越赕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枥。唯阳苴咩及大厘、澄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又说：“云南及西爨故地并生沙牛，俱缘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犊子。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头。通海以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弥诺江以西出牦牛，开南以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22]

东南地区，开发较晚，汉初以前，大部分地区还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耒。三国以后北来人口渐增，耕地垦殖，农业开始发展起来。隋唐以后，江南地区发展加速，到两宋时，苏、常、湖、秀（嘉县）四州成为全国的粮仓。此后，东南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中心，成为政府物资供应、财税来源的主要区域。^[23]

近代，各地区粮食作物种类更多，除了水稻、玉米、大麦、小麦、燕麦等主粮之外，尚有豆类、薯类等杂粮；经济作物种类也有明显增加，仅提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就有棉花、花生、烟叶、花卉、油菜籽、各种豆类、茶叶、红黄麻、桐油、蚕丝，以及桃、李、梨、柑橘、核桃等果物蔬菜等数十种。养殖业有较大发展，牛、马、山羊、绵羊、猪、驴、骡以及其他家畜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我国矿产资源种类丰富，门类齐全，尤其是有色金属储量丰富，开采历史久远。考古发掘中发现，人们很早就已经使用打制的犁、锄等农具进行生产劳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已经出现，金属工具也在生产中使用。从各地区对先秦墓葬发掘情况来看，发现大量的青铜用具，其中包括铜锄、铜斧、铜凿以及其他兵器，说明铜矿产品资源的利用时间很早。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材料来看，锡、锑、钨、铜、锌、铅、煤、金、瓷土、矿盐等矿产得到较早开采。尤其是云南的锡、铜矿，四川自贡盐矿，贵州的铁、锑矿，广西的锡、铝矿，江西铜矿等，生产规模大，产量高，开发利用早。到了近代，我国工业发展中，采矿业是最早采用机械生产的部门之一。随着各种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冶炼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批工矿经济区，这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国最早开采的金属矿产是铜矿。《左传·宣公三年》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上也说：“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我国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江西及西南地区一带，据史料记载，汉晋时期，巴蜀、南中各地均已开始了冶炼生产。从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等处古墓发掘的大量青铜可知，云南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了青铜业，西汉时期青铜制造业已经是盛况空前。东汉时期云南青铜制造业以朱提堂琅及其附近最为发达。堂琅即现今滇东北的东川、会泽一带。从这一地区出土的朱提堂琅洗来看，铜器不唯贵族所专有，已然作为一种商品，按一定的规格为市场成批生产。这本身就说明，东汉云南青铜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更重要的是，东汉以后还出现了白铜。《华阳国志·南中志》就讲到堂琅县“出银、铅、白铜、铜”。这一合金，国外直到1751年才由瑞典人康郎士达（A.F.Cronstedt，1722-1756）提炼成功。17～18世纪欧洲人记载中国白铜的书中时常提到中国白铜系云南所产，经广州出口的，他们有时径称之为“云南白铜”。^[24]

随着青铜制造业的发展，青铜制品源源不断流向市场，除在当地销售之外，亦有大量青铜制品销往外地。在贵州平坝金银乡出土东汉铜洗、四川宜宾南广乡发现东汉建初四年（79）朱提造铜洗和延平元年（106）堂琅造铜洗，四川彭山县发现铜锭一块，据考证亦为朱提堂狼造，甚至在陕西勉县红庙也发现汉晋堂狼铜洗。云南青铜制造技术对越南的影响也很大，青铜制品甚至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输入越南。《越南历史》一书写道：“晋宁（云南）文化的影响南下到了越南的西北地区。战国时期的一些铜器（剑、戈、丈量器等）进入了欧雒国。”云南铜矿业的发展，直到明清时期生产规模都还很大。据记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全省各种矿税总收入合银81428两，比康熙二十四年（1685）增加20倍。这期间经常开采的矿场也有18个。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曾一度推行“放本收铜”政策，矿户所受剥削日重，矿冶业陷于衰落。雍正即位后，对矿冶政策做了逐步调整，适当考虑了矿户的利益，矿户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以铜为例，政策调整后的第二年，全省产铜100多万斤，第四年215万斤，第五年上升到300多万斤。此后，矿政不断调整，生产也不断发展。经常开采的矿场，雍正二年（1724）到乾隆八年（1743）有20余个，乾隆九年（1744）以后有30多个，乾隆三十七年（1772）多达46个。产量也相当可观，乾隆八至二十七年（1743～1762），全省平均年产铜材1088667斤；乾隆二十八至四十七年（1763～1782），年均产铜12572148斤；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七年（1783～1802），产量略有下降，但年产仍在一千万斤以上，平均为10935284斤。这些铜材，有的运往京城，有的供外省采买，一部分留本省铸钱。滇铜京运自雍正五年（1727）开始，起初每年京运二三百万斤，乾隆四年（1739）起，每年京运6331440斤，并成定制。外省采买滇铜数量也很大，从乾隆五年到嘉庆十六年（1740～1811），合计采买滇铜92172838斤，采办次数达274次。本省铸钱耗铜，从雍正元年到嘉庆七年（1723～1802）的79年间合计1366余万斤。由此可见，云南铜矿业产量之巨，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银、锡、铅、锌及其他矿产开采也有所发展。以银为例，康熙四十六年（1707），仅个旧银厂课税额就达36613两。乾隆七年（1742），鲁甸乐马厂课税额更高，达42531两。至于吴尚贤开办的茂隆银厂规模更大。故檀萃《滇海虞衡志》说：“中国银币，尽出于滇，……昔滇银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茂隆，岁出银不赀，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25]值得一提的是，铜矿产品用量最大的是作为铸钱原料，尤其是清代，全国各铸造所需铜料均取自云南，辗转运输，行程数千公里。

有关我国矿产资源开采的详情，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有大量记载：巴蜀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一些有头脑的商人因冶铁鼓铸，一举成为富裕之户，最典型的要算蜀卓氏在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临邛的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26]这样的例子很多，其生产的铁器远销岭南各地。蜀地西南边区产铁最丰，因此，西汉在临邛、南安、武阳等地设置铁官，与民分利。东汉时，云南的冶铁业也有了较快发展。《汉书·地理志》说：“滇池出铁”，“不韦出铁”。汉晋时期，冶铁业在巴蜀、南中的定作、台登、卑水、南安、临邛、会无、宕渠、广都、武阳、不韦、滇池等广大地区均有分布，其生产量很大。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品贸易也随之兴盛起来，据考古发掘的情况报告，我国铁器不唯在境内及岭南广大地区销售，还运销印度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27]

历史上，铁制农具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犁、锄、镰刀、铁耙、刀、叉是最主要的用具。全国各农业生产区域，生产过程都离不开铁制农具。同样，生活当中也离不开铁制器具。制造铁制生产生活用具需要大量生铁，冶铁业便兴旺起来。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福建七府所属闽清、安溪、诏安、永安、崇安、上杭、霞浦等28县及龙岩直隶州等都产铁货。康熙《永定县志·土产志》载，当地制造铁锅及锄头出售。长汀也产铁锅器具，江西商人多来贩卖。广东则冶铁和铁器制造都很发达，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到炉场做工。^[28]

近代以来，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进步，矿产资源开采的种类，生产的规模化及其利用水平也逐步提高。由于相继引进近代采掘加工机械，生产工具变革，给生产带来革命性变化，生产规模效益明显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生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通过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广大山区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区域，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中成为重要的一环。不仅矿区经济得到发展，也使偏僻的山村成为著名的矿业城市，而且还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范围的扩大，对区域发展起着连带效应，一些深山密箐的开发因此得以展开。

（四）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影响

在历史进程中，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农村中广泛开展的多种经营活动，成为孕育商品经济不可缺少的条件。列宁曾指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单独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29]我国很早就出现了社会分工，出现铜铁制造、纺纱织布、采矿、制陶、榨油、酿酒、印刷、制糖、造船、农具制造、其他日用品制造等分工。不过，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剩余产品较少，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总体水平较低。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发展加快，城镇规模逐步扩大，商品流通获得发展。伴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市场交易的商品也日渐增加，主要有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在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有大量的进口商品，所有这些都与农业生产商品化的提高有着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系。

在商品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商品化率不同。关中地区、成都平原，唐宋以后的太湖流域等地区商品化发展水平最高。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大约在明朝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农业手工业有较大发展，一些地区出现生产的专业化、出现专业性区域，如江南的茶叶专业区、棉花专业区、蔗糖专业区、蚕桑专业区，还有一些专门生产手工业产品的城市中心，如景德镇瓷都，广州、泉州、温州等海港城市，同时也有一批古老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如西安、成都、南京、杭州等。这些都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区域性生产变革。近代以来，则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平原、东南沿海地区等，商品生产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四川、广东、江浙等地的生丝、茶叶、蔗糖、药材等农产品生产量巨大，商品化水平很高，近代出口商品中的生丝及其丝织品所占比重较大，也都与这些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在江浙、广东、四川等地都设有蚕丝加工厂，进行出口商品加工制造，其原料就来自四川、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两湖、江西等地。从近代西南地区出口商品统计情况看，在五大类出口商品中，四类与农业生产有关。即未加工农林产品类，如粮食、豆类、油料作物籽实、瓜果菜蔬、苎麻、烟草及姜蒜等调料品；初加工农林副产品类，如植物油、干咸菜、生丝、木竹器具、土纸、土杂、干果等；畜禽及副产品类，如牛、马、猪、仔猪、羊、猪鬃、猪牛羊皮、动物骨、鸡鸭毛等；特种山货土产，如各类药材等。就连偏僻的西南地区西藏、云南，其商品化水平也有较大提高。据有关资料反映，西藏以绵羊、毛牛皮、羊皮、羊毛及麝香等农副产品产量最大，商品化率最高，也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云南农产品生产中以生丝、皮革、茶叶、猪鬃、药材、植物染料等为大宗，最高年份合计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0%以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西大宗出口商品中就包括香菌、木耳、植物油、瓜子、烟草、药材、牲畜、米、纸张、皮货、木料、柴炭等，其中植物油比重最大，曾占出口总量的第一位，牲畜及其产品次之、柴炭又次之，三项合计占出口总量的60%以上。贵州出口贸易中也以农副产品为大宗，仅桐油出口就高达数百万斤，此外还有茶油、牛皮、药材、木材等的出口，其中，仅黔南地区的榕江县年产桐油500万斤、五倍子5万余斤、木材10万余方。黎平水口年产茶叶数十万斤，榕江县森林局年出口木材60万～70万元。四川方面，农副产品中的山货、药材、桐油、赤枯糖、干菜、猪肠、棕类、黄白丝等成为大宗商品。仅1933～1936年，山货出口就达189796万元国币，占同期出口总额的30%；药材出口166427万元国币，占同期出口总额的26%；桐油出口62435万元国币，占同期出口总额的10%；干菜、猪肠的出口也在亿元以上。至于东南地区，其商品生产水平远远高于这些地区。^[30]

随着农业商品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新的产业格局，区域经济发展出现新情况。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商品化生产区，都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内陆仅在铁路延伸区域以及有大型水运干线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矿区和工业部门。东北的沈阳、鞍山、大连、本溪、抚顺等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华北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地带；华东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无锡、镇江、南京、南通、杭州；华南的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内陆的武汉、重庆、西安、昆明等；山西、湖南、江西、黑龙江等的一些采掘工矿场地带，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农业方面，东南部地区以种植业为主，西部以畜牧业为主；经济作物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主要分布在江南、四川等省山区。这种地域分布本身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