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精准扶贫与案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丛书）
- 刘璐琳 彭芬等
- 14754字
- 2025-02-26 08:47:51
第三章 中国精准扶贫的六个重要领域
第一节 产业精准扶贫
一、概念
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过程。习近平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随着2013年“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产业精准扶贫的概念亦逐步为政府部门和广大学者所重视。产业精准扶贫是建立在精准扶贫基础之上的产业扶贫，充分发挥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的特点和优势，其目标是帮助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体通过产业的发展实现精准脱贫、收入增长乃至精神面貌的改变。民族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其脱贫攻坚不仅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其发展事关我国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然而，民族地区由于贫困面积大、涉及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目前仍然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发挥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打造适宜当地特色的产业体系，对于民族地区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阻断返贫路径，彻底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业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
产业扶贫的基本思路是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而产业精准扶贫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之上，融入了大数据、“互联网+”的新思想、新概念，已成为未来产业扶贫的新方向。在产业精准扶贫进程中，贫困地区应逐步转变过去单一、分散、短期的开发方式，探索创建与当地生产力、资源优势相适应的，有助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拓宽收入来源、脱贫致富的多种产业扶贫新模式，促进产业经济向专业化、市场化转变。
这种模式主要是由政府牵头，根据当地自身条件，借鉴国内外同类地区发展经验，引进经济效益高、成效快的特色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在当地贫困农户中推广，并在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予以支持。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还积极搭建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帮助农户拓展销路，促进生产。这种模式流程清晰，可复制性强，符合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特点，成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一种主要模式。该模式在目前决战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具有代表性，在全国较多地方有较典型的案例。
推行政府、金融机构、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五位一体”的股份合作模式（也可称为“5+x”模式），引导龙头企业创办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新模式。股份合作制能够把民族地区的农户组织起来，有的农户可以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有的可以以土地、资金入股享受年底分红，通过股份合作制农户普遍实现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减少了贫困。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信用担保机制创建“资金池”；金融机构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充足的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贷款给不同的客户主体，可能是农业龙头企业，也可能是贫困的建档立卡户；合作社多为村两委或者党支部兼任，其职能主要是组织农户，作为农户的利益代言人；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而各方工作的核心是贫困的农户，通过共同努力实现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减贫。比如，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勐糯镇引进褚橙基地项目，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农户收入主要包括土地流转收入、农地管理收入、基地务工收入以及基地有机肥收购收入。该模式直接或间接帮助110户以上建档立卡户群众脱贫致富。这种模式规模效益明显，带动面广，是一个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这种模式是不少民族地区在借鉴城市工业园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制定规划，发展的以现代农业园区为主体，农村新型社区、乡村工业园区共同构建的“三区互动”新模式。它有助于引导城市资本、工商资本共同参与民族地区产业的发展与建设。“三区互动”模式符合现代发展理念，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符合国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有利于当地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与此同时，这种新模式对于民族地区部分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农村养老等）的解决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比如，贵州省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就充分发挥了贵州省生态环境优质的特点和民族文化多元的优势，为贫困山区的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借鉴。
这是指在充分发掘当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当地旅游资源，以重点旅游景区为依托，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旅游网络，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乐等一体化服务。这种模式积极引导农民借助旅游业发展，规范开展自营性旅游服务项目，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护了环境，还能直接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目前，全国不少民族地区都在结合自身优势，着力打造旅游产业。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符合当前生态经济发展的思路，有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不少民族地区将旅游业作为“十三五”时期乃至未来较长时期的重要产业进行扶持和支持。
三、“三产”融合发展是未来产业扶贫的重要方向
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首度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颁布，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农业的深入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的重大决策。与往年不同的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所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不是1年，而是33年。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产业兴旺，要实现产业的兴旺就需要时间的沉淀，这和乡村振兴的初衷不谋而合。
产业兴旺，“三产”融合是重点。所谓“三产”融合，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既有乘法效应，也有加法效应，所以又被称为六次产业发展。其根本就是要改变原来农业产值低的效应，通过产业的融合提高产业的经济附加值，助推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业农村的发展。简单地说，原来农民只是单纯种地，卖的是地里的农产品，可能的结果是丰年不丰收、谷贱伤农。但是，通过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延伸产业链，可以起到较好的抗风险效果。同时，通过农村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又能够起到繁荣农村的作用，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实现精准脱贫。
第二节 金融精准扶贫
一、概念与特征
经济越发展，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越重要。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金融对于中国经济乃至当前扶贫攻坚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前文内容也提及，要重点通过产业发展使贫困群众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而这些产业、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撑。
金融扶贫的概念，也是最近几年随着我国扶贫攻坚的深入发展逐步提出的。有的学者认为，所谓金融扶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体系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指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次对普惠金融的实质进行总结。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普惠金融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关于金融精准扶贫，2016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银发〔2016〕84号），指出了金融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深刻内涵，即“瞄准脱贫攻坚的重点人群和重点任务，精准对接金融需求，精准完善支持措施，精准强化工作质量和效率，扎实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坚持精准支持与整体带动结合，坚持金融政策与扶贫政策协调，坚持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统筹，以发展普惠金融为根基，全力推动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到村到户到人，努力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按需求便捷获得贷款，让每一个需要金融服务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为实现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撑”。
学者们也对金融精准扶贫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比如，高天跃认为金融精准扶贫是通过利用金融机构所拥有的独特资源而建立兼具政策性以及经营性的贷款业务，进而通过设立一系列有效程序和环节建立识别贫困村和困难户的机制，并且针对这些贫困对象建档立卡，确定专门帮助和扶植计划，让金融资金得到有效的优化配置，通过更为精准的方式对贫困点进行扶贫，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扶贫的效率。[1]徐云松认为，金融精准扶贫关键在于依靠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金融支持，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和贫困群体的自力更生能力，促进扶贫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2]对于金融精准扶贫的作用，江春等认为金融精准扶贫不是直接给贫困个体或者群体提供金融资助或贷款，而是通过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推动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以期带动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3]
综合上述研究观点，本书认为，金融精准扶贫是金融扶贫与精准扶贫结合的产物。金融扶贫指通过保险、信贷等金融工具，运用杠杆效应，对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提供贷款，其与财政扶贫最大的不同即它由市场主导，政府从主导变为引导，同时变“输血式”扶贫模式为“造血式”扶贫模式。金融精准扶贫的立足点还在于金融与产业模式结合的创新。金融精准扶贫即金融对于产业的支持应该更多倾向于已经明确锁定目标的建档立卡户，尤其是小额信贷的运用主体应以建档立卡户为主，通过产业链的发展与延伸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生产，实现脱贫致富。根据十九大报告，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扶贫发展历程
经济越发达，金融越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对经济和产业的支撑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金融对经济和产业的输血功能不可缺少。比如，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实施办法》，不断完善扶贫贴息管理办法，对企业进行支持和帮扶等，其他扶贫举措详见表31。二是金融风险以及风险防范迫切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互联网金融在对传统金融形成有力冲击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比如，2013年6月余额宝的诞生，标志着互联网金融雏形的诞生，至今余额宝用户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国内任何一支基金的规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谢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业务带来了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十九大报告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近两年来，防范金融风险这一主题贯穿始终，混业经营成为未来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方式。
三、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关于金融精准扶贫的模式，学者有比较多的探讨，高天跃通过对贵州铜仁的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地区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都是以县域一级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支持“三农”政策体系为主，以小微企业为贷款主力军。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扶贫作用，但是缺乏长期和系统性的规划，是一种单独的、短期的扶贫体系。[4]本书认为，金融精准扶贫的模式根据主体不同可以分为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主导、社会企业主导等多种模式，比如龙游农商银行的“1+N”模式；也有国外先进经验的总结，比如日本农协金融扶贫模式；也有的根据各个地方的特点进行提炼和总结，比如河南卢氏模式等。
目前，在大扶贫框架下，金融参与扶贫的“五位一体”模式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的认可，他认为这是金融扶贫模式的较好创新。所谓“5+1”模式，即由政府、村集体、银行、保险机构、担保公司加农户构成。这种模式的运转本质在于金融与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农户既是贷款人也是股东，但本质上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有的地方允许农户在龙头企业打工，从而使农户可以获得龙头企业分红的稳定收入以及打工收入两种收入，有的地方还有土地流转收入、光伏扶贫收入、生态补偿收入，确保了农户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这种模式在全国多个地方得到推广和实施。但是，这种模式依赖于企业稳定的收入和可持续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金融风险。
四、金融精准扶贫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金融精准扶贫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不断推进，脱贫的难点和重点越来越集中在偏远山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也存在较多的重合。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指出未来几年的扶贫工作将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度贫困地区本身就存在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云南省怒江州边境线长、基础设施差，地势险峻，城市主要沿怒江两岸建设，产业基础薄弱，要发展产业存在较大的难度。
在多地实施的“5+1”模式中，农户尤其是建档立卡户可以获得金融机构贷款，获得贷款后一是自己用于发展生产，二是将贷款统一交给村委会或者合作社，由其再放贷给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农户以资金入股，龙头企业按利率返还即分红，通过这种方式使农户获得稳定的收入。这种模式可能会带来如下风险：一是政府成为最主要的风险承担人。在这种模式中，政府能够进行担保是关键，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本身就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企业经营管理存在问题，政府就很有可能成为最后的买单人。二是农户如何才能获得长期的利益。当前，龙头企业给农户的分红为每5万元分红4 000元，相当于8%的利率，这实际高于银行贷款的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自2015年10月24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由上可以分析，龙头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与从农户那获得贷款的利差为3.65%，即每5万元1 825元，假设有800户，企业就要多承担146万元。同时，农户入股的资金不是自有资金而是从银行贷款的资金，一样要承担相应的利息，有的地方也是由企业承担贴息贷款。就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言，企业不会长时间承担这样的风险，这就不能确保农户股金分红的长期利益，而只是短期利益。农业生产有自身的规律，一般农作物的生产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要在短时间内获益，就会埋下金融风险隐患。
金融精准扶贫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为了完成这个阶段性任务，很多工作的开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由于条件有限，有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延伸到基层，有的配套信贷产品不健全，等等。要真正实现金融对农村的长远支持，需要长效机制的系统构建。
第三节 教育精准扶贫
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身就是教育发展的产物。只是不同的时期，国家财力有强有弱，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自然有轻重区别。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强。2016年，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5.22%，为历史新高，这对于我国教育事业也是重大的突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教育是国民经济的根本，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概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提出“代际贫困”的理论，他认为贫困文化会传递给后代，尤其是母亲素质的提高对于减贫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所谓教育扶贫，即通过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传递，通过读书培养高素质人才，从而达到改变个人乃至家庭、家族命运的目的。而教育精准扶贫的提出主要在于随着建档立卡户系统在全国的全面覆盖，对贫困群体、贫困家庭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在此基础上通过教育政策的倾斜使建档立卡户得以改命运。这尤其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家庭有重要的意义。
二、教育精准扶贫的发展历程与重大政策
司树杰等认为，我国教育扶贫的历史与整体扶贫开发的历史一致，新中国成立后大致经历了1949—1978年的救济式扶贫时期、1979—1985年的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减贫时期、1986—1993年的开发式扶贫时期、1994—2000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时期、2001—2010年的基本消除贫困时期、2010—2020年的精准扶贫攻坚时期等六个阶段。[5]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公布实施后，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截至2002年，全国已有91.8%的人口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2011年，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省级行政区域全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100%。应该说，教育扶贫实施后的成绩还是非常可观的。2014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情况统计具体见表3-2。2015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行修订，明确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统一性和义务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七大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发展，进一步加大了贫困地区教育支持的力度，具体见表3-3。一是加强学校基础设施的改造完善。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边远艰苦地区农村教师周转宿舍计划、中小学国家级培训计划等。2013年12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从制度建设层面解决了“农村、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办学成本较高，教学条件较差”等问题。二是注重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启动贫困地区教师培训行动、贫困地区师资支援行动、贫困地区校长培训行动，使乡村教师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较强的职业成就感，提高乡村教师的收入，吸引教师留在农村，切实解决农村师资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素质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相关政策规定如2013年教育部、财政部颁发的《关于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等。三是对贫困学生尤其是建档立卡户的在校学生给予特别关注。有的地区实施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这个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实际进行。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829个贫困县（包括国家级贫困县和片区贫困县）的学前三年教育平均入园率为74.73%，义务教育阶段平均巩固率为91.4%，较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低1.6个百分点；而高中阶段教育的平均毛入学率为74.37%，较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低12.63个百分点。[6]同时，相关部门在大学生培养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予以支持。
三、未来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向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城镇教育资源配置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应加快缩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在城乡协调统一发展的背景下，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对于精准扶贫意义重大，这也是教育公平的时代诉求。在具体实施方面，应勇于突破现有的瓶颈，考虑贫困地区的自身特点，因地制宜，从师资队伍建设、基础设施投入以及贫困地区贫困生源招生等方面进行优先倾斜。
相关研究表明，目前不少地区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实施“9+3”义务教育，有效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没有钱而提前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问题。比如，2009年开始，为维护藏区的长治久安，四川藏区开始实施“9+3”义务教育；2013年，贵州省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重点实施“9+3”义务教育及三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等等。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区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这也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的一项具体体现。
国家近年来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但是，职业技术人才缺失的问题依然将长期存在。与德国职业技术人才占全国的比重达43%、美国达30%相比，我国的职业技术人才占全国的比重只有5%，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差距。大力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使之拥有一技之长，对于贫困家庭的减贫脱贫意义重大，同时对于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亦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 电商精准扶贫
一、提出背景
电子商务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猛。相关研究表明，截至2016年，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普及率达到53.2%，其中手机网民在网民中的占比已高达95.1%，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10%，具体见图3-1。2005—2016年中国网民规模及普及率见图3-2。截至2016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4.67亿，占网民比例为63.8%，比2015年底增长12.9%。2016年，我国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增长迅速，达到4.69亿，年增长率为31.2%，网民手机网上支付的使用比例由57.7%提升至67.5%。
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农村电商也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达8 945.4亿元，约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7.3%，全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季度环比增速均高于城市。电商平台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互联网+”成为新的业态。与以前的小农经济相比，自产自销的模式逐渐被新的销售模式替代。目前，全国不少地区都在推进农村电商的应用。
二、电商精准扶贫的概念与本质
本书认为，电商精准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精准帮扶贫困家庭脱贫为目标，综合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协会、社会扶贫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完善网络、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发展电子商务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让贫困家庭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相关产业链中，促进贫困家庭创业及就业，增加收入。
纵观精准扶贫的诸多工程，只有电商精准扶贫将互联网、电子商务作为一个主要的手段明确地提出来。而互联网带来的最本质的改变，就是跨越时间、空间的约束，让当地的特色资源，如农产品资源、旅游资源，能够对接更大的市场。
电子商务作为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提升了使用者对接市场的能力：让需求者具有更加广泛的商品选择权，也让生产者具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基于互联网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降低，促成原本因不经济而无法实施的交易得以实现。同时通过对接广大的市场需求，倒逼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产业的升级，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贫困家庭脱贫。
因此，电商精准扶贫的实质是对接，实现农民通过互联网与市场化思维的对接，实现贫困地区的产业通过电子商务与整个大市场的对接，突破本地市场的束缚，破解现有扶贫开发方式在市场对接上的短板。电商精准扶贫是授人以渔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扶助，其实施对扶贫工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电商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准公共品，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保证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总称，包括农村公路、农田水利、供水供电、商业服务、园林绿化、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它们是农村中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提出要建设新农村以来，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释放了发展农村的重要信号。应该看到，仅十多年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目前，农村公路基本实现了村村通，产业路、旅游路也得到积极发展。但是，从农村网络覆盖率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地方还存在网络不通畅的问题，有的地方道路狭窄的问题依然存在，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运出去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
农村电商普遍存在规模小的问题，有的地方电子商务还不健全，有的地方只是在一间小房间放了一台电脑，用来展示部分商品。但是，配套的设施不健全，产业集群效益难以显现。政府对于电子商务发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思路不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省、市、乡、镇普遍都想发展电子商务，又都不知道如何发展，这使得电子商务的规模经济效益难以显现，小的电子商务平台难以与京东、阿里巴巴等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抗衡，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我国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农村与城市相比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农村青壮年人员的大量流失，城市化倾向严重。而手机和电脑作为现代化的工具要被农村留守的中老年人熟练掌握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同样需要电子商务人才对它们的工作给予更加专业化的指导。除了电商应用，电商平台的搭建需要大量信息建设、物流规划、网上营销、质量标准控制等方面的人才，同时推动农村电商的建设、应用与培训，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高质化、品牌化建设，也需要大量的人才。
此外，随着电商精准扶贫的实施，电商精准扶贫中的准入、考核体系建设等方面也面临着新问题，需要在精准扶贫中建立更加科学的体系。
第五节 旅游精准扶贫
一、概念
旅游精准扶贫即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实施扶贫目标精准帮扶，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帮助落后地区的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旅游精准扶贫更加注重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旅游利益精准分配至贫困户、贫困人口，有效促进贫困村经济社会发展。“旅游精准扶贫”概念首次完整提出是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中的第七条“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未来五年要加大推进乡村旅游扶贫的力度。由此可见，旅游精准扶贫重在解决帮扶谁、谁在帮、怎样帮等一系列问题。
习近平在江西宜春调研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生态经济的提出使文化旅游成为朝阳产业。文化旅游扶贫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区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充分发挥当地旅游资源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亦指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伴随大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依托大数据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国家旅游局将2014年旅游主题定为“智慧旅游年”，“智慧旅游，让生活更精彩”成为未来几年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下，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开始全面信息化，在线旅游企业亦推出了相应的智慧旅游产品。“十三五”时期，旅游企业如何利用大数据创新商业模式，实施旅游扶贫，发展旅游业，打造消费者认同的旅游目的地，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企业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实践应用角度来看，企业从大数据中创造和获取价值，创新商业模式，有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同时，企业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开发相应产品支持旅游扶贫地区，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亦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二、旅游精准扶贫机制
十九大报告指出，“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其中要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旅游产业作为新时期的朝阳产业，其内容亦越来越丰富，从“文化旅游产业”向“互联网+旅游”再向“建设美丽中国”转变。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2 年11月8日，“建设美丽中国”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作为执政理念出现。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美丽中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建议。“美丽中国”的内涵赋予旅游精准扶贫新的内容。
大山不仅阻碍了物资的流动，同时也禁锢了村民的思想。贫困地区尤其是与外界接触少的山区村民往往缺少主动脱贫的思想，或者说，对如何发展旅游缺少规划。这就需要政府牵头，在已有的条件下，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尤其是对整个区域的旅游路线进行合理的规划，避免产业同质化发展，从而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扶贫措施能够落到建档立卡户的身上。而农户作为弱势群体，在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所谓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新在哪？关键在于对新时代的发展能够准确把握，能够准确地预测市场，尽可能地降低市场风险。这个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其方式可以是合作社、村集体，也可以是农村能人，通过他们带动贫困农户共同发展，改变原来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历史问题。而这种新型经营主体得以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多方共同体利益的非零和博弈。多方共同体包括政府、新型经营主体、金融机构、农户等主体。在旅游精准扶贫中，尤其是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长远利益要稳定，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大家长远稳定、可持续发展。
应在已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文化、产业优势，进行旅游的开发和打造。在政策设计上，不搞一刀切，尽可能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突出特色和优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从而实现乡村的振兴和繁荣。
三、旅游精准扶贫实施困境
旅游产业是能够使更多群众受益的朝阳产业，适应了现代社会对于生态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现实中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要实现扶真贫、真扶贫，还存在较多的困难。
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多处于偏远的山区，或者是资源匮乏地区。比如，深度贫困地区中的吕梁山区，资源匮乏，产业发展缺少支撑，发展旅游产业不仅需要前期合理的规划、大量的投入，还需要村民的主动积极参与。而缺少资金、缺少特色、缺少企业，使得旅游精准扶贫难度增加。
在快速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尤其是越贫困的地区人口外出流动越明显。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外出人口数量为1.8亿，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约为22%。贫困山区、深度贫困地区居住环境较差，不少农户为了孩子上学或者家庭谋生，不得不外出务工。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自然村常常只剩下几个留守老人，也就是说，能够走得出去的，都出去了。如果没有了充满朝气的中青年劳动力，要发展乡村旅游，则具有较大的难度。近年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村的发展，除了工业反哺农业、少取多予，十九大报告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该战略的核心在于人，尤其是对于偏远的山区，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支部的组织、产业的振兴与乡村文化的繁荣，留住人，尤其是留住青年人，让老人儿孙满堂、老有所乐，值得思考。
旅游精准扶贫的本质在于依靠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建档立卡户参与其中，从而使建档立卡户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即要依赖建档立卡的数据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但是，建档立卡数据需要进行动态管理，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因病、因学等返贫的需要新增，但更多的是符合脱贫条件的要进行脱贫。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产业发展的延续性以及贫困人口收入的稳定性，脱贫不脱政策是主要的保障机制。
第六节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
一、易地搬迁扶贫还是异地搬迁扶贫
是异地搬迁还是易地搬迁，学术与实践上有不同的争论。“异”是“不同”的意思，而“易”除了不同，还有改变、交换等更深层的含义，其核心就是通过改变贫困人口居住地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扶贫，即用搬迁来实现摆脱贫困的目的，也就是将生活在生存条件极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使其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进而逐步帮助搬迁人口脱贫致富。因此本书更倾向于使用“易地搬迁扶贫”的说法。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提到，组织实施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要确保搬迁群众住房安全得到保障，饮水安全、出行、用电等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享有便利可及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迁出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后续发展有门路、转移就业有渠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建档立卡搬迁人口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二、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的意义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的本质是使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户能够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这也是扶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体现。以山西岢岚县宋家沟为例，该村主要为搬迁后的新村，村民原来居住的地方非常破旧，常年不能洗澡。2017年10月，该村以每个贫困人口20平方米的建设标准，新建移民安置房265间，同时统一进行了装修和配置家具，可安置全乡14个行政村145户265名搬迁人口，包括整村搬迁的3个行政村和2个自然村共62户128人。同时，在配套措施上，建设了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村史馆、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公共澡堂、食堂等，并按照旅游规划进行打造，一户一策。贫困户入住后满意度大大提升，幸福指数上升。
三、易地搬迁精准扶贫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易地搬迁政策中规定搬迁新房原则上要求按照每人25平方米进行建造。比如，山西省吕梁市兴县蔡家崖乡张家梁村的搬迁房主要是按照80平方米/户与50平方米/户进行设计，不少农户家里都有3~4个孩子，加上三世同堂，房屋面积偏小亦使农户在心理上有一定的顾虑。与此同时，新房搬迁距离旧村走路有半小时的路程，长期在村居住的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受故土情结影响，他们不想搬、不愿搬，整村搬迁困难大，愿意拆除旧宅的少，下一步工作难度大。
易地搬迁改变的不仅是农户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关键。“搬得出”重点在于做好农户的思想工作，解决其思想上的顾虑。贫困户搬迁自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非贫困户随同搬迁自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3万元，以此来减轻农户搬迁的资金难问题。同时在搬迁之前，对老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改善、增新，解决群众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实现全村生产用电、自来水全面覆盖。“稳得住”重点在于旧村的拆迁，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村民搬迁之后的收入情况，让村民住得安心。“能致富”关键在于后续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什么产业、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于获得百姓的认可。
易地扶贫搬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贫困户的住房保障。但是，搬迁后原有土地如何合理规划，不仅是建档立卡户非常关心的问题，也直接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后续的合理规划需要慎重考虑。
第七节 六大精准扶贫领域之间的关系
图3-3准确反映了这六大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由图可以看出精准扶贫的核心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的本质是在大扶贫的框架之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协同，通过“扶智、扶志、扶制”实现赋能，进而推动以人为本的乡村内生动力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建设。其中，产业精准扶贫是扶贫的基础，只有通过产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输血式扶贫，赋予农村新的活力；金融精准扶贫是扶贫的资源，通过金融杠杆效益，推动精准扶贫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教育精准扶贫是扶贫之本，这是提智升志的强民之本，目前，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电商精准扶贫是扶贫之翼，实现时空的跨域和资源的共享，尤其是解决了中国小农户的销售难问题，对推动三产融合，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旅游精准扶贫是扶贫之宜，强调生态经济，绿色扶贫，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是未来打造乡村发展的重要思路；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是扶贫之异，转换发展空间，有助于生态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总之，这六大扶贫工程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发展，共同推动中国扶贫事业的稳步前进，为实现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注释
[1]高天跃.贵州民族地区金融精准扶贫的难点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71.
[2]徐云松.金融精准扶贫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6（3）：1.
[3]江春，赵秋蓉.关于构建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理论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24.
[4]高天跃.贵州民族地区金融精准扶贫的难点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73.
[5]司树杰，王文静，李兴洲.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2.
[6]司树杰，王文静，李兴洲.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5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