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关于文化认同的理论

马克思虽没有直接阐述“文化认同”问题，但在其很多文本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认同的思想和理论。由于马克思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故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正是将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将文化与人的问题相联结，从而形成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理论。这为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其一，文化认同产生与发展的直接原因：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了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双方，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使事物处于相对稳定和绝对运动的发展之中。作为人实践活动精神产品的文化，同样具有自身内在的矛盾性，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与超越性。文化一经产生，便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文化本身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存在的因素。同时，作为人实践活动精神产品的文化，又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表现出一种超越自身的特性，这种超越性要求文化打破现有文化稳定性而向前发展。稳定性使文化得以存在，超越性使文化得以发展。文化的稳定性制约着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超越性又必然打破文化原有的稳定性。这其中，文化的稳定性是文化认同产生的直接原因，因为一种文化形式只有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地存在，它的价值体系才会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人们共同感情联系纽带以及行为规范。而文化的超越性对原有文化限制的突破，产生的结果就是旧的文化认同产生危机、新的文化认同形成的新旧交替的局面。当新的文化认同确立以后，文化的超越性也会随之转化成文化的稳定性。正是文化的内在矛盾性，造就了文化认同的生成、存在与发展。

其二，文化认同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人自身的矛盾性。我们以文化自身的稳定性与超越性找到了文化认同产生的直接原因。追本溯源，我们不禁要问，文化认同产生与发展的根源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将对文化的研究与对人本身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人自身中挖掘出了文化认同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人是具有两重性的存在物：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具有自然性，依赖客观的自然界，享受着自然界的给予；其次人又具有创造性，总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摆脱自然界对自身的限制。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两重性转化成人自身内在的矛盾性，即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与对自然的超越性。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人们安于现状，享受着稳定的社会生活，在既定的规范下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而人又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社会，但是“世界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28]，人通过自己的“自由自觉的活动”[29]来挣脱客观自然对人的限制，表现出人对自然的超越性。正是人自身的这种内在的矛盾性，衍生了文化的稳定性与超越性的内在矛盾，从而使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决定了人的存在是现实的、有限的，而且是充满遗憾的；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又表现出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在有限中追求着无限，在遗憾中不断追求美好的理想世界。作为人积极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的精神产品的文化，反过来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意义的世界。而文化认同的生成只表明该文化价值暂时满足了人们的享受安定生活的需要。当人们突破现有条件的限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追求理想生活时，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对原有文化价值的审视与批判，试图突破原有文化价值对人的实践活动的限制而创造新的文化价值来满足自己对理想生活追求的需要，这就会带来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新的文化认同的生成、发展与定型。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在人自身内在的矛盾性这里发现了文化认同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其三，文化认同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即“人化”，依“人”的意义、按人的理想去改变世界和人本身。[30]人是文化的存在，同时文化也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认同作为文化的一种价值状态同样也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文化认同生成与发展的现实的首要的基础，对文化认同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首先，实践活动使文化认同得以产生。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实践活动是人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也是人所特有的活动。但是单个人的力量在自然界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结群生活、组织群体的力量共同改造客观自然界成为一种需要。这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交往。而认同就是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彼此基于共同之处而相互承认、认可和赞同，并自觉地以所认可对象的规范要求自己，以所认可对象的规范为行为准则，由此产生了文化认同。随着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追求理想生活，不断地突破现实的限制，文化认同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其次，文化认同生成以及正确的检验标准是人的实践活动。文化的价值与理想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怎样判断文化认同是否生成了？马克思指出，人是怎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1]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给我们判断文化认同是否生成指明了道路。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人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具有一致性，直接体现着人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意识。所以实践活动的本性——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决定了它可以成为验证文化认同生成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我们说对一种文化形成了认同，指的是这种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已经内化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并自觉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的指导思想。人们共同遵守该文化所倡导的价值与规范，进而在实践活动中体现着这些价值与规范，这时，我们就可以说一种文化认同生成了。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独立性，当这种文化价值成为人们内心的信仰并成为行为规范指导人的实践活动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所有的文化认同都是科学的、合理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检验文化认同正确与否的标准。对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能够正确地指导人们的实践、体现人们不断追求美好的理想世界的进程、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就是科学的正确的文化认同，反之就不是正确的文化认同。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活动的检验，人们才知道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是需要认同的，哪些文化价值是落后的从而是需要抛弃的。在实践活动中人们才能确立科学合理的文化认同，并发展文化认同。

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虽然没有直接的对文化认同的阐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尤其是与人的问题、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文化问题的论述，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理论基础。我们在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将其作用无限地扩大，应注意文化认同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的实践中合理地发挥文化认同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特拉西“观念学”、黑格尔“国家意志”等以往社会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批判吸收，后经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不断增加新的科学成分和积极内容的结晶。

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及意识形态具有能动作用的原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提供了思想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和物质生产在人们观念上的发展。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2]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物质决定性特质。意识形态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但它并不是物质世界的消极分泌物，被动地反映社会存在及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关系的建设，为维护、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思想和文化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它甚至会“变成物质力量”。“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3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含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具有能动作用的原理，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精神源泉。

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特征的原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指明了方向。意识的统治依附于物质力量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4]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与阶级对立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超越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而是始终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大工业的产物，它不同于过去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阶级，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阶级，所以它的阶级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是高度契合的。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区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阐明它们之间斗争的不可调和性：“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35]这便赋予意识形态以鲜明的阶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不仅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且在日后天翻地覆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同时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提供了理论源泉和精神动力。

（三）价值认同理论

价值认同理论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提供了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深层理论基础。任何价值体系只有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价值认同和追求，才能为人们所自觉遵守和奉行，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里的意识首先要求进行理性认识，其次要求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情感认同，实现行为转化。不难看出，认同是从理性认识到行为转化的关键环节。

认同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流派。最先对认同现象加以理论分析的是弗洛伊德。他在对人类生物本能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认同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盛行，美国一些政治学者率先研究人的政治心理，并将认同理论引入政治领域，对政治认同理论加以系统研究，提出诸如体制认同、政策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宗教认同等新概念。其中，价值认同是指价值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共同价值规范的肯定性体认和自觉接受、自觉遵循的态度。它标志着价值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社会共同的价值要求作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活动，并使之内化为自己实际行为的自觉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是凝聚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也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价值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36]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对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要转化为实践的力量，关键在于实现从理论认识向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跃升与转换。这必然要求抓好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要把抽象的理性认识推进到具体的情感认同层面；二是要把情感上的认同转化为实践上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也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过程必然遵循价值认同理论的理性认识-情感认同-道德自觉-价值支撑-实践转化的逻辑线路。价值主体只有在情感上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后，才能将其内化为价值主体精神世界的道德自觉、价值支撑和良心发现，才能使价值主体在心灵上感到亲切与敬重，在行动上做到自觉自愿地遵守与维护。没有这种跃升与转换，价值主体的行为就只能停留在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一般知晓上，而不能变成一种良心自觉；反过来，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构建，才能由自在的必然性转化为自我的必然性，由外在的约束转化成内在的自律，由外在的规范和命令转化成内在的自我立法、自我律令，才能增强吸引力，扩大认同度。

（四）意识形态冲突或斗争理论

意识形态冲突或斗争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提供了科学依据。冲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西方社会学流派。它以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著称。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就存在着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冲突与对立。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对立，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冲突与对立。正如列宁1902年在《怎么办？》一文中所指出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37]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无数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权要实现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就必须紧紧抓好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建设。这些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与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正确的、高尚的、健康的思想不去占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错误的、低俗的、不健康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如果意识形态阵地出了问题，社会就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就整个国际范围说，只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一天，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38]对我国而言，“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39]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但是，由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40]因此，深入把握意识形态冲突或斗争理论，尤其注重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冲突或斗争理论的研究，可以为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