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文化发展要承担新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理念，要为世人所接受、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更有意义。文化建设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注入强大的凝聚力，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广泛传播注入更多精神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一个新概念，却并非一个新命题。近代中国，西方列强强势入侵，伴随着清王朝政权瓦解、社会失序、战争连绵，中华民族的文化也遭遇了空前的认同危机。在一次次艰难探索和文化选择之中，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赢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继而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逐步建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构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体系。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共经历了两次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高峰。

“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变迁，原先的认同会被打破，新的认同将被建立，文化认同总是在“认同—认同危机—构建新的认同”中螺旋式上升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推进，“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伴随着全球化浪潮滚滚袭来，妄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挑战；国内急剧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刻变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提出新的课题。当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已成为紧迫的理论命题和时代课题，事关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事关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信心，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定。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文化，儒家文化保持和延续了“礼、仁、天”的核心价值理念，建构了“政通人和”的社会体系，并通过文化整合化解了“认同危机”，从而稳定了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路径，虽有其无法抹去的封建制度烙印，具有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构建仍具有借鉴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中国有着相近文化血脉的新加坡，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之时，通过汲取儒家文化精髓并实现其现代转换，构筑了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文化认同，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进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终解体，与其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失误所导致的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认同的丧失不无关系。笔者试图从全球视野，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构建提供参考路径。

“君子以反身修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取得大众认同，首先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身建设好。因而要有明晰凝练、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延续传承下去的核心价值，并积极培育践行；要有高效的传播手段，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达到“化大众”的目的；要提升自身的创新和整合能力，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引领时下的各种社会思潮，以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自信力和认同力。

本书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系统论方法，思考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机制。一是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共生机制，这是文化认同的时空范围。这个机制可以概括为：共同的利益决定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化强化共同的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根本利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就是动员社会全体成员投身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二是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耦合互动机制。这一机制可以概括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增进文化认同，同时用文化的认同来促进其他领域发展，在互动中增进文化认同力。三是社会阶层力量的共创共为机制。文化认同的构建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发挥力量，本书分别对党员领导干部、知识精英、宣传文化工作者和普通大众在文化认同构建中的角色作用进行了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个未竟的课题，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发展，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鲜活生活实践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