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预期收益与投入成本

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投入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大国主动付出的资源，二是大国被动付出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需要付出的金钱，还包括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乃至无形的国际威望。为了实现介入国际危机的目的，大国需要付出的资源通常大于或等于大国愿意主动付出的资源。这是因为大国通常在制定介入目标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介入成本实现最佳的介入效果。无论大国以何种方式介入国际危机都必须投入某种程度的资源。如果大国采取军事威胁或军事威慑方式，需要调动武装力量，就会产生巨额的军费开支。如果大国实际使用武力，除了军费开支外，很可能还将面临人员和装备的损失。

大国为了达到介入目的所需主动付出的投入成本取决于大国需要付出多少资源才能改变对象国在国际危机中的立场。如果大国的介入立场是中立，那么大国就可能需要改变冲突双方的立场。如果大国的介入立场是支持其中的一方，那么大国就需要改变另一方的立场。对象国的立场越难改变，大国的介入目标就越难实现，大国所需付出的投入成本也就越高。影响这种投入成本高低的因素包括对象国利益的受损程度、对象国对大国的依赖程度、对象国是否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这三个影响因素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按照唐纳德·纽科特赖因（Donald E.Nuechterlein）在1979年提出的国家利益分为“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s）、重大利益（vital interests）、主要利益（major interests）、次要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s）”[27]的划分标准，如果对象国认为冲突的另一方威胁到本国的生存利益，那么即使对象国对大国的依赖程度很高，也很难做出重大让步。如果对象国在国际危机中得到其他大国的大力支持，那么该对象国对大国的依赖程度就会明显降低。这都意味着大国必须付出很高的投入成本才有可能改变对象国的立场。

在介入国际危机时，大国领导人愿意付出的投入成本与预期收益存在密切联系。这里所说的预期收益指的是相对收益。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国家关注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大国领导人在介入国际危机时关注的是本国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地位的相对变化，而不是绝对变化。换句话说，如果大国认为自己的投入虽然能使本国获利，但是对手通过“搭便车”能够获得更多的净收益，那么大国就很可能会选择对国际危机袖手旁观。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大国能够获得的相对收益越大，大国愿意为此付出的投入成本就越高。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决策时往往更加重视财富的变化量而不是最终量。人们对损失与获益的认知是不对称的，在面临获益时行为趋于风险规避，当面临损失时则趋于风险接受，因而偏好在概率上是非线性的。[28]根据前景理论，当大国领导人预期国家利益处于收益状态（即收益为正）时，倾向于规避风险；当大国领导人预期国家利益处于受损状态（即收益为负）时，倾向于承担风险。

成本权衡理论认为，当大国领导人面临介入国际危机的方式选择时，仅仅考虑国家利益现有的收益状态是不够的，还得考虑是否可能通过增加投入来改变收益的幅度。当大国预期国际危机将使本国的国家利益处于受损状态时，如果大国认为无论投入多少成本，受损的程度都是固定的，那么大国倾向于付出最低限度的投入成本；如果大国认为随着投入成本的增加，就有可能降低受损的程度，那么大国倾向于付出尽可能多的投入成本。当大国预期国际危机将使本国的国家利益处于收益状态时，如果大国认为无论投入多少成本，收益的程度都是固定的，那么大国倾向于付出最低限度的投入成本；如果大国认为随着投入成本的增加，有可能提升收益的程度，那么大国倾向于付出尽可能多的投入成本。

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方式与大国领导人愿意付出的投入成本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通常来说，大国在介入国际危机时实施外交斡旋、军事制裁、经济制裁、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军事威慑、军事威逼、军事打击所需的成本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自古以来，成本最低的外交手段一直是各国解决国际争端的优先选择。发动战争不但消耗的成本最大，而且副作用也最大，其结果有时还难以预料。因此，大国领导人通常都把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选择。在介入国际危机时，大国领导人愿意付出的投入成本越低，就越倾向于采取温和的介入方式。反之，大国领导人愿意付出的投入成本越高，那么大国实际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