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规避国内外观众成本

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和方式都会受到国内观众成本和国际观众成本的影响。因为大国领导人的危机决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所以由大国领导人的危机决策引发的不满将成为大国领导人不得不承受的观众成本。于是，大国领导人在介入国际危机时总是希望自己的危机决策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到满意，即努力规避各种各样的观众成本。

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最早提出了观众成本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国际危机的研究。费伦认为：“国际危机是一种公开事件，是在国内政治观众的面前发生的。”[21]因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危机中的重要举动完全暴露在国内观众和国际观众的视线中，所以他们的决策和行动将承担巨大的政治成本。这种成本涉及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和国家的国际威望。林民旺认为，国内政治观众包括反对党、竞争对手、国会议员、政治官僚、利益集团、大众（特别是在大众媒体崛起之后），等等；国际观众主要是指国家在危机中的对手，以及没有直接卷入危机的其他国家，例如盟友，等等。[22]笔者认为，对介入国际危机的大国来说，国际观众除了冲突双方外，还包括大国的对手、盟友、潜在对手、潜在盟友，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等。

随着通信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日益开放，民众比以往能够更加方便地观察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国际危机时的表现和行动，并且由此评价国家领导人的能力，然后通过选票或舆论来表示支持或反对。在国际危机中，如果大国领导人没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或者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或者违背了当时国内民众普遍认可的价值倾向，就会遭到国内民众的各种惩罚，包括批评、谴责，乃至罢免。如果国内社会舆论普遍反对战争，大国领导人就很难下定决心对国际危机实施军事干预。如果大国的军事介入行动导致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愤怒的国内民众会给政府造成更大的政治压力。即使民众的呼声违背大国领导人的意愿，大国领导人通常也不会公开违背民众的呼声，而是会采取迂回的、变通的、隐蔽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如果竞选连任的大国领导人希望给选民留下对外强硬的印象，就有可能在介入国际危机时采取不必要的强硬政策。相反，如果现任大国领导人想保持自己爱好和平的形象，就会尽量避免对国际危机的军事干预。大国领导人在选择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和方式时必须考虑不能给竞争对手和反对党制造抨击自己的“罪证”。

利益集团也会以国内观众成本的方式影响大国领导人的危机决策。这种利益集团既包括政治利益集团，也包括经济利益集团。大国领导人在考虑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和方式时，都不得不考虑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应，需要平衡好国家利益和个人的政治利益。此外，大国领导人还必须考虑不同的干预立场和干预方式对干预结果的影响，因为国内政治观众对干预结果也很关注。如果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结果事半功倍，那么大国领导人的国内威望就会上升。如果大国介入国际危机的结果得不偿失，那么大国领导人的国内威望就会下降。上述都是大国领导人在选择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和方式时必须考虑的国内观众成本。

在国际危机中，国家领导人还不得不考虑其表现和行为将给国家和其本人的国际信誉和国际形象造成的影响。一个国家无论是表现得咄咄逼人，还是表现得软弱无能，都会有损国家的国际形象。如果国家领导人言而无信、朝秦暮楚，也会损害国家及其本人的国际信誉。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23]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际信誉很低、国家形象很差，就会被其他国家疏远和猜忌，甚至被整个国际社会孤立和敌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危机中的表现和行为导致国家及其本人的国际信誉和国际形象受损，其国内支持度未必会同步下降。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国家领导人强硬的对外政策经常会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同时，赢得国内部分民众的支持和喝彩。

除此之外，介入国际危机的大国还需要考虑“抛弃困境”、“牵连困境”和“对手困境”。如果大国对陷入国际危机的盟友支持不力，那么无论是陷入国际危机的盟友，还是没有陷入国际危机的盟友，都会产生被大国抛弃的恐惧。如果大国在介入国际危机时表现出即将发动战争的迹象，就有可能使没有陷入国际危机的盟友产生将被大国裹挟卷入战争的恐惧。如果大国在国际危机中采取过于强硬的介入政策，就有可能使原本对该大国没有敌意的维持现状国家因愤恨和恐惧而产生敌意，从而增加大国的对手数量。如果大国在国际危机中采取过于软弱的介入政策，就有可能使原本对该大国没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国家由于蔑视和贪婪而产生敌意，从而增加大国的对手数量。上述都是大国领导人在选择介入国际危机的立场和方式时必须考虑的国际观众成本。

国内观众成本和国际观众成本哪个更重要？詹姆斯·费伦认为，对于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来说，首要的是国内观众成本，其次才是国际观众成本。国内政治观众对国家领导人的惩罚更直接，也更容易实现。一个国家所承受的国际观众成本需要通过国内政治才能作用于国家领导人，所以国际观众成本在国家领导人身上发挥作用需要更长的时间。[24]安妮·萨特里（Anne E.Sartori）认为，虽然国内观众成本很重要，但是国际观众成本同样不能小看。[25]国家对外行为中的声誉和形象损失，将会给国家未来的行动能力带来更大的麻烦与损失。[26]笔者同意费伦的看法，因为国内观众成本直接作用于大国领导人，而国际观众成本只是部分地、间接地作用于大国领导人。因此，当国内观众成本和国际观众成本对大国领导人造成不同方向的政治压力时，大国领导人倾向于优先规避国内观众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