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种知识界域的鸿沟

曾经师事曾国藩的李鸿章对于枪炮问题的看法却与曾氏有很大不同。李鸿章反复劝说曾国荃大量装备洋枪来对抗已经大量使用洋枪的李秀成军：

贼中专用洋枪，力可及远，皆牛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无法禁止，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48]

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49]

不仅如此，他对于西式枪炮的了解显然也远胜于曾国藩。例如他似乎很清楚军火市场上各种洋枪的质量等次，因此不会像曾国藩那样因为接触到几次质量低劣的产品便完全否定这些西式枪炮的性能：“惟洋枪洋炮好者不易得，鸿章前解之二百杆天字号，在中国为上品，在外国仍不中用，元字号次之，万字号又次之。然我军所用皆以万字号为真洋枪，其余多系广东土造。”[50]

显然，李鸿章与使用西式枪炮的常胜军联合作战的经验使他对于西式武器与现代战争技术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故而他除了屡屡向曾国荃推介洋枪之外，更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反复称赞西式枪炮的威力：

洋兵数千，枪炮齐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51]

十五日，戈登在营前排列开花巨炮十余尊，对城轰打，……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自午至申，轰倒二十余丈，城内屋瓦皆飞，击死悍贼无数。[52]

洋枪实为利器，和、张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程学启三营中并改出洋枪队一营（每哨添劈山炮二队），临阵时一营可抵两营之用。[53]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李鸿章几乎是一个唯武器论者。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外国兵丁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54]洋枪洋炮就是最终的“制胜之道”。

但是，李鸿章的思路又不同于那种仅仅靠购买乃至仿造西式武器以达到军事技术的现代化的想法。李鸿章不但希望拥有一支能够熟练操作现代兵器并充分发挥其武器效能的军队，更希望拥有一个具有自主制造能力的军工制造业体系，他更认识到，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知识价值观念与用人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

夫器不精，则有器与无器同；用不善，则有精器与无精器同。炮不能施放，弹不能炸裂，此制造者之过也；弹之远近疾徐，炮之高下缓急，此用炮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沈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其演习之弁兵，使由而不必使知；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其故何由？盖中国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上求鱼，臣乾谷，苟荣利之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55]

显然，李鸿章已经觉察到，西方优势军事技术建立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原理知识系统的基础之上，只有掌握了这套知识系统，才有可能真正掌握相应的制造与使用技能。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作为高层知识精英的掌握哲理性知识的儒生与从事实用技术实践的工匠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实用技术因缺乏原理知识系统的支持而失去了长足的发展前景。可以说，李鸿章的判断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在所有的传统社会中，都是匠人发展了各种实用技术，但是，“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56]。导致西方社会发生突变，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并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原因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工匠与学者之间的联合，“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者结合起来。掌握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57]。而要实现这种联合，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必须大幅度提升工匠及其实用技术知识的社会地位，使之能够得到与作为社会的领导阶层的知识分子及其掌握的知识类型相同的尊重。

李鸿章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想通过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进行某种修改与补充来实现这个关键性的目标：“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58]

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总理衙门终于认识到学习西方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59]于是计划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外国教师，招取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与官员入馆学习，并在津贴与升迁方面给予优待。然而这样一个以学习与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为目的的基础科学教育计划，却遭到来自倭仁等保守派大臣的激烈反对。

首先发难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主要反对的，是奕䜣等人意图招取科甲正途官员入馆学习的想法。他在奏折中认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弘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并认为“若令正途科中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因此，即使要设馆学习这些“机巧之事”，亦“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专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授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以养士气而专责成”[60]。可以说，张盛藻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此后的“同文馆之争”中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重点。这一反对意见恰恰体现了一种维持传统社会的思想与技艺两大知识界域及其价值之区隔的努力。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所掌握的正是关于这个社会的宗教——形而上世界观的相关知识，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垄断，他们占据了这个社会的领导地位，因此，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传统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些社会：[它们的]制度框架是建立在对整个现实——宇宙和社会——所作的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的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基础上的。只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文化传统的合法的和有效的范围内，‘传统的’社会就能存在下去。”[61]维护这种知识的至上性并维护自己与这一知识系统的唯一的权威性联系，并继续将实用技术知识限制在一种从属的相对低下的地位，也就维持了自己这一知识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张盛藻等人所欲图维护的，是一个传统的知识—权力制度，他的立场与观点所显示出来的，正是传统的知识—权力制度对现代化知识权力的一种抗拒，可以说，这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一种早期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