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技艺”之崛起及其界限

这只狮子显然醒得有些太过迟缓。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当英国皇家海军的炮舰在中国沿海咆哮的时候，它就应该醒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即使是这个国家最有头脑的人也未必真正地意识到这些似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深目高鼻的“夷人”将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什么。（即使有林则徐和魏源这样所谓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但应者寥寥，即使知者亦寥寥，甚而他们自己在当时也顾忌于“夷夏之辨”而不敢大声疾呼。）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初入仕途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1]确实，这个一向以文明发达自居的民族并不是第一次败在武力强大的外敌之手，远者如匈奴、辽、金，稍近者如蒙古，更何况当时正统治着这块广袤的土地的满清八旗，也都曾经是凭着快马利刀滋扰边关，甚至迫使中央天朝不得不拿出大宗钱财来“安抚”的蛮夷吗？也许，在历代天朝君民们的心中，这种出让些许利益而换得海内升平的“抚策”确实可称为“上策”。

因此，区区“岛夷”打到海岸上的几发炮弹并未能惊扰天朝君臣的酣梦，甚至一直到1858年，清军在与英法联军的战斗中获得数次小胜，曾国藩还在给友人幕僚的信中满怀信心地写道：“逆夷连受惩创，较前敛戢，深见其易于剿办。制军一到，大兵云集，必当聚而歼旃。俾前覆后威，永不敢窥伺海疆。”[2]“粤中团勇报捷，盖意中事。逆所长者，船也，炮也；所短者，路远也，人少也。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者以慑我上国。……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之二忌，恐不能久。”[3]可以说，曾国藩在预测这次战争的胜败时显示出了对于近代战争形态的完全的无知，军队的人数仍然是他判断敌我强弱态势与战争胜败的决定性指标，而双方在军事技术上的“代差”参数则几乎完全没有被他计入这一演算之中。

抱有这种观念的人显然并不在少数。即使在英法联军兵锋前指，威胁京城，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际，后来的同治帝师、时任盛京侍郎的倭仁在上疏中仍然写道：“该夷远涉重洋，众皆乌合，舍舟而陆，弃其所长，我以京兵之全力，益以蒙古之新军，众寡之势，主客之形，臣民之义愤，如果圣心刚断，自然众志成城，彼虽骄横，不难遏其凶锋而歼其丑类。”[4]

然而，交战之后，清军屡屡失利，甚而大清天子也不得不弃京城仓皇出逃。这种结局对于当时的曾国藩等人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心理震撼。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夜接胡宫保信，知天津于七月初五日战败，僧邸退至通州。夷人占据天津，读之惊心动魄，焦愤难名。……不图时事决裂至此。”[5]“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6]奕䜣等人在向咸丰皇帝报告圆明园被焚时写道：“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7]在这种惨败的局面下被迫签订和约，造成的心理痛苦实非近二十年前签订《南京条约》可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接江西总局新刻英吉利、法郎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8]这种心理上的震撼与痛苦最终造成了一种民族自信心的动摇乃至崩溃。英法联军进驻北京期间，海淀地区土匪猖獗，户部左侍郎文祥曾企图带兵前去侦视，但是“带健锐、火器两营兵数名同往。该兵弁闻有夷兵，不敢入城，辄行逃散，兵情恇怯至此”[9]。其实心怀恐惧的不仅仅是这些下级士兵，也不仅仅是文祥等留守京城的官员们，即使是统率数十万湘军、手握江南数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在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10]。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与忧虑：“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11]而薛福成的笔记中更记述了另一位“中兴名臣”胡林翼目睹长江中的外国轮船飞速行驶而忧灼恐惧以至吐血的情形[12]，可以说，曾、胡等人的感受具有某种代表性，尤其是，关于胡林翼吐血的叙述恰恰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焦虑的投射（至于薛氏笔记所记是否实有其事，倒并不十分重要）。——中国人终于意识到，这些常常不请自来的“夷人”和他们的坚船利炮实在是从未遇见过的强劲对手，尽管他们尚未能够准确清晰地评估这个对手的实力，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数千年来中华帝国作为世界最为文明与发达的中心的世界图景行将被外国人的枪炮所粉碎，可以说，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但确实从未有过的新的世界感受，当时人著作中时常出现的诸如“天地之变局”（王韬）“千古变局”（李鸿章）一类的说法正是对于这种世界感受的概括与描述[13]。

出于这种恐惧与焦虑，一部分中国士大夫开始寻找应对之策，在这个时候，经常为传统士大夫所忽略的“技艺”与“器械”之学开始进入这些一向只关心世道人心与修齐治平的读书人的视野。

咸丰十年九月，圆明园的余烬尚温，京内外大臣还在为如何收拾目下这狼狈的局面焦头烂额之际，一个官位低微的官员——云南学政张锡嵘上疏咸丰皇帝，并呈览山西候选教谕祁元辅条陈《破夷纪闻》，意图针对当时清王朝面临的危局提出对策。奏折中说：“方今内忧外患，相逼而至，亦改弦更张之时也。”[14]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朝政的要求。而如何从技术上应对“夷人”的火器，是这篇奏折的一个重点。张锡嵘提出：“英夷所恃者，火器之利，若能破火器，则一战可擒也。”[15]奏折中对于僧格林沁在与英法联军作战时“以马队硬冲”的传统战法颇为不满，因而提出：“臣惟破夷之道，不在益兵而在择将，近畿之兵，非不数十倍于夷，而夷所向得志者，以未有破夷之计，非兵力之不厚也。”[16]这一观点显然突破了前述曾国藩所言“兵强者以人众为强”的观点，而所谓“择将”则似乎是要求领军的将领能够掌握针对夷人火器与轮船弱点的“破夷之计”，从而能够在与以先进枪炮武装起来的外国军队交战时“出奇制胜”。然而，无论是张锡嵘还是祁元辅，显然都缺乏战场经验，甚至缺乏可靠有效的军事知识，他们所借鉴的军事技术资料，乃是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而他们的“破夷之计”，居然是试图用竹牌、渔网等物抵挡“夷人”的子弹与炮弹！

张锡嵘等人的奏折涉及的另一个重点则是用人与行政，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呈现了一种相当典型的传统思路。奏折中提出“用人之途宜宽”，并认为曾国藩、胡林翼能够建功，乃是帐下人才众多，“岂二臣所在皆人才渊薮，余地遂尽无哉？能用不能用异也”[17]。而他在奏折中也郑重推举了一批“人才”：“臣闻盛京侍郎倭仁、直隶按察使吴廷栋，皆儒术湛深，向与曾国藩以性命之学相砥砺，……至前内阁中书何慎修，规矩程、朱，有体有用；前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志行敦笃，留心经世之学；又赛尚阿之子笔帖式崇绮，学正而才优，此数员皆知切劘于圣贤之道，若量予以寸柄，必克有所树立。”[18]可以说，这些人才的主要的与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儒家的圣贤之道上颇有造诣，且身体力行，正是传统意义上的“贤人君子”。

不仅如此，张锡嵘对于皇帝也提出了要求：“皇上之一心，乃天下政治之根本，历观古昔兴废之故，莫不判于能自强之心。故殷忧启圣，则敌国外患，主极之砺石也；发奋为雄，则险阻艰难，郅治之坦途也。……伏愿皇上新又日新，辨理欲以清宰治之源，判邪正以定官人之准，谓天下为必可为，谓小丑为必可灭。”[19]可以说，除去鼓舞激励之词，主要的意思就是要咸丰皇帝以程朱理学克己自修，并以此为政治的出发点。

可以说，张锡嵘的思想方式其实是很传统的。当国家与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中国人往往立刻会从传统的“天人相感”的三元合一的宇宙论—伦理学—政治学理论模型出发，检讨国家政治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的缺失，并且要求从这方面着手来解决根本问题。

与此同时，传统中国人并不排斥发展与使用被哈贝马斯称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实用技术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路，甚至在传统上，中国人对于发明实用技术的人亦抱有相当的尊重甚至崇仰。这从流传久远的黄帝、神农等古圣王的传说中以及民间社会对于据传发明了木流牛马的诸葛亮的崇拜都可见出，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据称一向视技术发明为“奇技淫巧”的中国人在古代科学技术上曾经领先于世界。因此，张锡嵘等人企图通过农业文明时期的技术模式与政治伦理学双管齐下来解决国家的危机的想法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怪异的思想，与后来倭仁倡言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0]。这种看似反技术主义的思想之间未必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前工业化的技术和前现代的科学的稳定模式，使得制度框架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独特关系有了可能：以社会劳动系统和在社会劳动中积累起来的、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为出发点，自身发展着的这些子系统，虽然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却从未使自身的‘合理性’发展成为使统治合法化的文化传统的权威受到公开威胁的程度。”[21]

然而，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仅仅从军事技术层面而论，习惯于冷兵器战争的中国人正在面临着热兵器时代的全面挑战，显然，像张锡嵘那样以前现代的技术思维方式来应对使用高能量的现代军事技术，基本上是徒劳无功。对此，曾国藩恐怕是深有感受。他曾经制作并试验过使用类似于戚继光的所谓“刚柔牌”等各种工具来抵挡枪弹炮弹，最终得出了令人失望的结论——即这些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工具根本无法抵挡现代枪炮的攻击。在传统的防御手段被证明无效的同时，曾国藩亦追求制造有效的进攻性火器——例如试制高效的火炮霰弹弹丸，在与太平军的战斗过程中，曾国藩更认识到大炮的威力，“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22]。曾国藩亦赞同奕䜣购买西洋船炮，并认为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23]。不仅如此，他早在咸丰十年，他就已经提出了更加长远的目标：“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24]他的设想十分理想化：“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25]显然，曾国藩是较早认同魏源与冯桂芬“师夷长技”观点的人，他总结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26]可以说正是在奕䜣、曾国藩等人的推动下，清王朝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大幕，中国也从此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

然而，曾国藩对于技术问题的看法似乎颇有些矛盾。

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所需洋枪洋药铜帽等，即日当专长龙船解去。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前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由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已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27]这封信写于1862年8、9月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率军攻打曾国荃驻扎于天京城外的大营之时，对交战双方而言，此次战役都极端激烈残酷，李秀成军大量使用西式枪炮，在战斗中给因疫病大量减员的湘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曾国荃也要求曾国藩给他大量输送洋枪与西式弹药。然而，曾国藩在应其所请送去一批批的武器装备的同时，又连连去信，反复强调洋枪之不可信赖：

洋枪洋药，总以省用为是。余前接办张小浦之徽防，其弁目人人皆有洋枪，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风，而张部亦次延缓裁汰。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宁故毋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28]

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际，曾国藩为什么会有这些迂阔而奇怪想法？显然，他对战场局势并不是不担忧，恰恰相反，在李秀成进攻曾国荃所部湘军大营期间，曾国藩在日记中屡屡写到自己挂念曾国荃方面的战况，屡现“忧灼万状”“忧灼莫名”，乃至“忧心如焚”“绕屋旁皇”等语[29]。他也很清楚对手的装备情况，他在家书中写道：“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馀万昼夜猛扑，洋枪极多，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幸沅弟小心坚守，应可保全无虞。”[30]

显然，对于西式枪炮的威力，他虽不如置身前沿的曾国荃那样有切肤之痛，但至少也应该有所了解。他在家书与日记中屡屡表现出对于西式枪炮威力的关注：

洋枪与大炮、劈山炮，三者比较，究竟何者群子最远？望校验见告。[31]

酉刻至城外试验炸弹、炸炮，冯竹渔新自广东买来者。将寄至金陵一用，故亲往一试，果能落地炸裂，火光大然。[32]

又闻贼以炸炮炸弹打入营内，为之惊心动魄。[33]

但是，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曾国藩仍然坚持要求曾国荃少用洋枪，而主要依靠湘军的看家本领——劈山炮、抬枪与鸟枪，甚至认为这些传统的火器比洋枪更有效，并“以洋枪比诗赋杂艺，而以劈山抬鸟比经书八股”[34]，显然，曾国藩的出发点有着超越单纯的军事效率的考虑，可以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这句看似迂阔的话，却是曾国藩集自己多年以来对于世道人心的观察与思考以及战场体验的结晶——虽说这其中不乏由于对新式枪炮与近代战争形态缺乏全面了解而导致的偏见与误判——更与他力图挽救当时的社会与国家的救世理念有关。

曾国藩对于当时社会的全面腐败堕落深感忧虑与愤怒。他认为当时社会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相率于“奸伪变诈”，完全丧失了基本的信仰与操守。

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滑机巧逍遥自得。[35]

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于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36]

而挽救之道则在于力倡“忠诚”与“质朴”：

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37]

曾国藩清醒地看见，作为国家柱石的军队，也同样腐败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贼，而狠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即兵与兵相遇，岂闻有此营已败，而彼冒险往救者乎？岂闻有此军饿死，而彼军肯分一粒往哺乎？”[38]他对于清王朝的正规军队已经彻底绝望：“现在之额兵……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39]无怪乎清王朝的军队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太平天国的狂飙席卷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朝廷无以御之，清王朝危若累卵。然而，在这时，曾国藩却发出了这样的高论：“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40]

正是因此，曾国藩一手组建的湘军，就成了他寄寓与贯彻其救世理念的载体与实践工具。曾国藩所写的《湘乡昭忠祠记》就非常集中地表达了他对于湘军所寄寓的理想：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事时所及料哉！[41]

曾国藩认为，他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形态有着微妙的联系，而都市社会形态则会破坏它，因而曾国藩在招募湘军兵勇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土气”与“朴实”：“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42]在他看来，只有拙朴的农夫才可能成为忠勇的士兵，才可能捍卫并挽救这危机重重的国家与社会。

选将方面，曾国藩也同样奉行“忠、诚、质、直”的人格标准，并认为“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43]。对于浮滑之辈，则绝不可委以重任：“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44]湘军的一大特色是大量任用文人士子充任各级将官，“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45]，形成了“士人领山农”[46]的独特的军队格局，这固然与曾国藩对于清军将官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认为“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47]有关，亦由于他坚信熟读圣贤之书的“抱道君子”即使在军旅战场上，亦可以充当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于既倒。

正是因为这些信念与经验，曾国藩才对使用先进的西式枪炮怀有某种戒心。“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的观点，是他对社会与战争长期观察与思考的结果，乃是切齿痛心之语，岂能轻易推翻，他更担心这些高效便利的西式枪炮虽然可能迅速摧毁敌人的营垒，但也可能使部队养成骄惰之气，从而瓦解他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湘军“道德人格共同体”，更进而危及他的救世理念。而长期以来，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互有胜负的经验，以及纯用西式枪炮的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亦有失败记录的事实更使他相信洋枪洋炮不能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