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企业的本质

一、交易成本与企业的性质

企业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和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据统计，2009年企业为全球81%的人口提供工作机会，构成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创造全球生产总值的94%，同年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跨国企业，49个是国家[1]。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很少关注企业。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企业相当于一个“黑箱”，它的功能就是将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商品或者服务。这样企业就被抽象为一个生产函数，它仅仅描述了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在市场竞争完全、充分、有效的情况下，作为生产函数的企业，只是根据产品和要素市场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至于企业生产活动和范围的边界、生产活动所依赖的内部组织和控制结构，在这种视角下是无关紧要的。但是，现实中的企业却经常面临着生产边界、产品范围等问题的决策。例如，企业会通过收购兼并，向上游或下游环节延伸，将原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采购或销售纳入到企业内部，从而扩大企业生产边界实现规模经济。在另一种情况下，企业会通过拆分、剥离、外包一些产品生产和业务环节来缩小规模，从而实现以最低成本生产。这就意味着，企业作为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以比市场更低的成本组织生产。

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这篇经典文章中，提出企业作为协调者和计划安排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是企业管理者决策意图的反映。通过企业经理人“看得见的手”而不是通过价格信号来进行资源配置，是所有企业的一个共同特征。为什么市场、企业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同时存在呢？如果市场的价格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什么还会出现企业呢？交易成本理论（Coase，1937）指出，这是因为价格机制的使用是存在交易成本的，而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主要包含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价格发现成本。假设某种生产要素X可以同时用来生产商品A和B，如果商品A的市场价格上涨而商品B的市场价格保持不变或者出现下跌，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会选择将生产要素X更多地投向商品A的生产。这一结论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快速而准确地获知商品价格的变化信息。在真实的市场中，价格信息的传递不仅存在时滞，而且往往会存在差错。这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

第二，谈判和签约成本。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上述生产要素X的所有者要分别与商品A和B的生产者重新谈判并签订新的合约，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所有参与者投入时间与精力。如果商品A和B的价格经常发生波动，那么这个谈判、解约和重新签约的过程就要发生无数次重复。如果市场中有很多种商品，每种商品的生产都需要使用大量不同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分散在不同的所有者手中，那么价格变动所带来的谈判和签约过程将会耗费大量的成本。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X的所有者本身也是商品A和B的生产者，那么针对上述情况企业管理者只需简单地指示下属将生产要素从A生产部门流向B生产部门即可，根本无须进行谈判和修改合约。

第三，执行合约的成本。市场交易合约签订之后，如何保证签约双方严格履行合约条款？显然，做到完美的监督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实施了有效监督，往往也会因成本过高而勉为其难。另外，即使能够低成本地发现对方违约，但是如何对这一违约行为实行有效的制裁，同时又能获得违约方补偿呢？即使在法律体系最健全的国家，违约纠纷的处理也会给各方带来很高的成本，无论是违约事实的认定，还是相关法律的适用和最终审判结果的执行，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市场交易的双方即使签订了合约，也很难规避违约风险。但如果上述交易发生在企业内部，资源的流动就根本不需要签订合约，而是可以简单地通过管理指令来实现。

第四，不确定性与风险。市场交易中供需力量的变化会导致价格持续发生波动，给交易双方带来较高的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买卖双方可以通过签订长期合约来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例如，厨师和餐馆之间不可能每天签订工作合同，以此来具体约定每日工资和工作内容，因为这样对双方来说都会承担很高的风险：对于厨师来说，这意味着工作和收入得不到稳定的保障；对于餐馆来说，这意味着厨师随时可能会辞职，导致餐馆不能正常营业。因此，短期合同会使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的参与者承担很高的风险。如果厨师和餐馆签订了长期合同，餐馆承诺向厨师支付某个数额的工资，而厨师则承诺在一定范围内接受餐馆老板的管理，每天在一定时间内向其提供某种劳务等。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长期合同来取代短期合同，减少所有参与者的风险。

交易成本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主要有以下两类。

第一，人的因素。人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是指人类在获得和加工信息，并根据信息做出判断与决策时，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行为本身出现了非理性的特征。机会主义则是指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具有伺机谋利的个人行为倾向，如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个人可能采取欺诈、威胁等不正当手段谋利。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不自觉地做出非理性的决策和行为；同时，当制度存在缺陷时，市场参与者会利用各种手段甚至不道德的行为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第二，交易因素。交易成本的大小往往和交易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频繁程度和交易者数量密切相关。交易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越多，交易的复杂程度越高，那么随之产生的交易成本也会越高。重复交易与单次交易相比，由于前者交易双方可以根据交易历史来更好地了解对方，并且机会主义行为会给未来的交易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双方都会更加合作，交易成本也会比较低。最后，如果市场交易者数量众多，那么竞争的存在可以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与垄断情况相比，它可能会降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易因素会极大地影响交易成本，那就是资产专用性。如果某些投资用于其他项目就会使其价值大幅缩水甚至完全丧失，那么这样的资产就被称为专用性资产。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炼钢炉不能用来酿酒。资产专用性的存在，意味着投资方可能在交易后面临资产价值沉淀的风险，这会抑制交易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因此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单纯依靠市场的价格机制很有可能使市场参与者在某些方面产生很高的成本，从而影响生产和交易的效率。企业通过内部交易来取代市场交易，以此来减少交易成本，这就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

二、企业的边界

尽管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企业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存在成本，它在减少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组织成本，这就意味着企业绝不可能完全取代市场。企业是存在边界的，企业的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停止。

企业的边界问题包含两层含义：横向边界和纵向边界。所谓横向边界，是指企业生产特定产品的数量及其产品种类；纵向边界则是指企业内部生产流程中不同生产阶段的数量。联想通过收购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扩展了自己的横向边界；陷入质量危机的奶业巨头纷纷收购奶源农场，则是通过扩展纵向边界来提升产品质量。

决定企业横向边界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成本。实证研究显示，企业的U形长期平均成本往往会有一个相对平坦的底部，这就意味着在维持最低成本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产出水平，也就是说企业的横向边界往往并不是固定的。企业总是希望通过调整产量和产品种类，通过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等手段，来不断逼近平均成本的最低点。一般地，伴随着产量或者产品种类的不断上升，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成本也将不断提高，这必然会带来平均成本的大幅提升，从而导致规模不经济或者范围不经济。这意味着企业的横向边界总是存在的，企业不可能无休止地扩展下去。

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张，也称为纵向一体化，即企业沿着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链向一端或两端延伸的行为。其中，向价值链下游的扩张使其更加靠近最终用户的纵向一体化被称为前向一体化；反之，则被称为后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程度反映了企业对如何获取生产要素这一重要决策问题的态度：是依赖市场交易还是依赖企业自身？如果企业选择从市场中购买，那就意味着企业执行的是纵向分离的经营策略；反之，就是将多个生产流程集合在企业内部完成的经营策略。事实上，成本依然是企业选择纵向一体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以钢铁产业为例，如果炼钢和铸造分别属于两家企业，那么热金属在熔炉中被生产出来之后需要冷却，然后运送给铸造企业，后者在生产前必须再次将金属加热。但如果两家企业合并，热金属可以直接在熔融的液态形式下被运送到铸造工序，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实证研究还发现，除了成本因素外，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影响企业的纵向边界。

纵向一体化可以看作企业解决资产专用性问题的一个对策。如果某些生产活动中的部分流程需要进行专用性很强的投资，那么专用性资产投资者的自身利益就很容易受到其他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从而产生“敲竹杠”问题（hold-up problem）。假设一个发电厂存在强烈的降低成本的动机，想靠近煤矿建厂。建造一个新的发电厂需要大量的沉淀投资，然而，一旦该投资被沉淀，发电厂就会发现自己与煤矿处于相互垄断的地位。因此，发电厂可以在投资建厂之前，与煤矿签署采购协议。因为一旦电厂建成，就形成了沉没成本，煤矿就有动机去寻求对合同的重新解释或者再谈判，以抬高其煤炭价格。如果电厂预测到这种被“敲竹杠”的情境，可能就不会做出投资的决定了[2]。所以如果要妥善解决上述问题，两家企业纵向合并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但必须强调的是，纵向一体化在解决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同时，自身也会带来其他的激励问题。市场采购的一个优势在于，可以通过竞争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质量更高的产品，但是在纵向一体化之后，市场采购变成了企业内部采购。市场竞争压力的缺失，往往会导致内部供应产品的质量下降，最终给整个企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现实市场中，企业往往会在完全的纵向一体化和完全的纵向分离之间选择一些部分一体化的做法。一种被称为逐步一体化（tapped integration），即部分生产要素从市场中的独立供应商处购买，另一部分生产要素从内部子公司处采购。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既可以避免其他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又让内部的生产部门保持一定的竞争压力。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特许经营（franchising），从快餐到服装设计的众多行业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在特许经营的模式下，母公司提供专用性投资，同时特许经营者又可以保留自身的大部分利益，从而可以有效地激励其努力提高效率。还有一种常见的中间做法是构建企业集团，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大企业，没有采取纵向一体化的手段来规避资产专用性带来的问题，而是选择与供应商建立一种长期合作的非正式关系，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构建非正式的企业联盟和集团，使企业之间维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独立供应商也有足够的激励去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以实现与客户的长期合作。

案例专栏1-1

通用汽车收购费雪车身公司

20世纪初，汽车制造技术从木质车身向金属车身转化。与木质车身不同，金属车身的生产需要针对特定车型进行大量投资。换句话说，投资之后所形成的资产只能用于生产特定型号的车身，这样的资产带有很强的专用性特征。早在木质车身年代，通用汽车就和费雪车身（Fisher Body）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签订短期合同，后者向前者提供木质车身。但是随着金属车身的普及，以及双方都意识到了资产专用性问题的存在，二者在1919年签订了一个为期10年的合同。合同规定通用汽车以成本加17.6%利润的价格，将全部封闭式金属车身业务交给费雪车身公司。同时这一价格不能高于其他类似供应商的平均价格，一旦发生价格纠纷就诉诸仲裁。双方在1919—1924年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费雪车身公司建造的工厂大多位于通用汽车及其分部附近。但是在1925—1926年，市场对通用汽车的需求大幅超过预期。通用汽车开始对这份长期合同表示不满，希望可以重新谈判。由于费雪车身公司采取了一种相对没有效率的、偏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明显提高了通用汽车的购买成本。除此之外，费雪车身公司拒绝将其工厂建在通用汽车的组装厂附近。通用汽车意识到上述情况难以维持，也不想继续忍受费雪车身公司的“敲竹杠”行为，终于在1926年将费雪车身公司完全收购。

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会导致“敲竹杠”等事后机会主义的行为，而纵向一体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