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前史

清末新政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学界重视并取得丰硕成果。然而，目前研究水平和高度与清末新政改革的丰富内涵相比，仍然有着较大差距，诸多研究领域需要推进、研究视角需要更新、研究资料需要挖掘。[14]基于新史料，强化督抚人物与省域新政改革的个案研究，则是当前推进清末新政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锡良宦海浮沉近四十年，留下从州县小吏到封疆大吏各时期的大量档案，新中国成立后锡良后人将其捐给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今因部门整合而收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锡良档案起于1875年，讫至1911年，以任职省份和所办事项分类，共179函、约9.5万页，包括奏稿、电报、函札、公牍、训辞、演说、自撰履历、州县事实清单等，也包括他人来电来函、锡良收存的各类资料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各个领域，记录政局变动、社会变革、对外交涉等林林总总，具有很强的完整性、持续性和系统性，不仅使探讨锡良与清末新政成为可能，也为长程观察晚清国家治理和社会风貌提供了绝佳史料。1959年，选编自锡良档案的《锡良遗稿·奏稿》由中华书局出版；2017年，锡良档案随《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辑（虞和平主编，共140册，18册后为锡良档）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

学术研究起步于史料出版，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而，《锡良遗稿·奏稿》的出版，并未推动学界对锡良予以足够重视，取得的学术成果并不能令人满意，锡良的历史贡献与地位尚待厘清。《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辑”出版以来的数年间，学界对其利用率也不高。整体来看，美国学者戴福士在1973年出版《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在锡良研究上走在了前列。国内锡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除一些工具书词条性质的介绍外，多数研究就锡良某方面、某阶段的改革做出探讨，并出现若干以锡良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

一 锡良与省域新政研究

（一）四川总督时期

隗瀛涛著《四川保路运动史》，系统讨论了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组织模式变动过程，认为在自办川汉铁路一事上，“锡良毕竟与那些放肆卖国的买办官僚和那些昏庸敷衍的腐朽官僚还有所不同”，他提出的严杜外资、自办铁路主张，对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资本输入和掠夺川汉铁路的狂图具有一定抵制作用，对四川人民保卫川汉铁路的斗争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鼓励作用。[15]该书前两章还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清末四川社会基本状况，诸如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暴政、保路运动前四川人民自发斗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经济发展等，为我们研究锡良四川新政提供了重要参考。

何一民梳理了锡良编练新军、兴办警察、发展农商矿业、改革教育、创办报刊、整顿吏治以及创办川汉铁路公司等举措，认为他是晚清一位较为精明能干、廉洁开明的官吏，其主张学习西方，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若干改革，推动了四川的近代化发展。[16]李绍先、陈渝认为锡良是四川教育史上一位影响巨大的人物，其健全教育机构、派遣留学、创建学堂、延聘洋教习等举措，为近代四川造就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推动了近代四川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7]席萍安从力保路权、兴办学堂、振兴工商、编练新军、安定川边五个方面探讨了锡良四川施政，肯定了其推动四川经济社会向近代化迈进的积极作用。[18]王笛、吕实强探讨了清末时期的四川农业改良，涉及锡良督川时期的相关举措。[19]

学界还集中对锡良督川时期发生的巴塘事变的诱因及经过做出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早在1937年，吴丰培即依据《清实录》《东华续录》及有泰奏牍等史料，撰成《记清光绪三十一年巴塘之乱》一文，梳理了事变脉络。作者指出，清代康藏乱事戕害大臣者有二：一是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之乱，驻藏大臣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被杀；二是光绪三十一年的巴塘之乱，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遇害。两者对比则“前得后失”，前者用兵日久，平定后相安数百年；后者“虽为时不过数月而巴乱剿平，藏事从此遂难收拾矣。盖巴塘变乱，为川军入藏之张本，川军入藏为藏人离叛中土之根原”。[20]任新建、张秋雯分别探讨了巴塘事变的诱因，并简要论及清政府对巴塘的用兵过程。[21]王秀玉结合新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即“如何把边缘地区国家化与内地体制自身演变的过程结合起来”，分析了凤全被杀的过程以及官方、僧俗、藏人关于凤全之死的不同看法，同时讨论了川边战事对四川省财政、军事改革的影响。作者认为：“从政权变迁的角度看，晚清川边战事是边疆军事化的表现，更具体地说是四川省政权克服财政困难在边区实行武力控制的结果，并且为以后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条件。”[22]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编写的《凤全与巴塘事件本末》，以记述巴塘事件史实为主，利用查骞《边藏风土记》、刘廷恕《不平鸣》等史料，对巴塘事变相关史实做了梳理。认为凤全在王朝已届垂死的时期“独于川边欲有所作为”，某些规划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凤全实行的“一套极愚蠢、极粗暴的封建高压强制手法”，对藏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喇嘛、土司、头人长久所享受的特权利益不加也不屑考虑，加之积极筹划收复瞻对引起西藏地方上层的嫉恨，由是惨变发生。[23]美国学者戴福士探讨了锡良督川时期的对藏政策及其演变，指出：“他一度坚信，可靠的行政管理足以控制边疆，不需对边人的特别了解。但是英国的侵略和来自在康区制造机会的外国人的压力使锡良意识到，他必须先发制人，阻断外国人在中国属地不断增加的各种干预。……然而锡良的政策仍然显得很中庸。锡良在边疆扩张的道路上固然有所作为，但是没有像他的那些深受西方的威胁和示范作用影响的同僚那样走得更远。”[24]

锡良川边施政关乎民族区域稳定和西南边防安全，在其川督任内的新政改革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界侧重探讨巴塘事变的原因及经过，这仅仅提供了锡良川边施政的某些时代背景。揆诸事实，几乎与锡良督川同时，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随后清政府即开始着力谋划强固西南边防。随着巴塘事发，锡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趁势用兵川边，并在战事得利的基础上谋划包括改土归流在内的一系列改革。锡良川边用兵的曲折进程、川边战事与川边政局演化的复杂关系，尚需做出进一步探讨。

（二）云贵总督时期

关于锡良云贵总督任内施政情况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吴达德探讨了新政时期云南新军的编练与教育情况，部分内容涉及锡良编练新军的情况。作者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云南新军编练是卓有成效的，与南方以及西南地区一些省份相比居于前列。[25]许新民、康春华对锡良督滇时期编练新军、查禁鸦片等举措做了概括性描述，认为锡良是清末云南地方统治集团中“对清王朝竭力效忠，力图振衰起弊，挽救正在动摇的统治”一类的代表。[26]

云南素为鸦片种植大省，随着新政时期禁烟运动的开展，查禁鸦片成为云南新政的重要内容。秦和平著《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系统探讨了道光年间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云南的鸦片种植、吸食和查禁情况，对锡良禁烟举措做了概括性描述并给予肯定：“经过锡良对禁烟工作的一番整顿，禁烟问题落到了实处，当地社会的禁种、禁运和禁吸工作大见成效。”[27]《云南近代史》编写组编写的《云南近代史》，也述及清末云南鸦片生产情况以及锡良在云贵开展禁烟活动的举措和成效。[28]

（三）东三省总督时期

锡良主导的锦瑷铁路借款计划，向来为学界重点关注。康沛竹勾勒了锦瑷铁路借款计划从提出到流产的过程。作者认为，锡良试图通过联美以制日俄，结局反而是更加地受制于日俄，恰恰反映出中国没有实力控制局面。[29]高月基于清末时期中国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演进的视角，探讨了锡良通过借款修筑锦瑷铁路以维护东北主权的举措。作者认为，锡良旨在恢复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真正主权，为的是整个国家的存亡和全体人民的福祉，并非仅为了帝王一家一姓的利益，“这反映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民族共同体和民族认同的形成——已经在清末封疆大吏的层面得到体现”。[30]另有论著也从不同角度论及锦瑷路事。[31]

徐建平从兴教育以启边民、改革边疆管理体制、移民实边、优先发展农业四个方面探讨了锡良对东北边疆的开发。作者认为，锡良督东期间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客观上巩固了东北边疆，也加速了东北近代化进程，历史功绩不可磨灭。[32]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探讨了锡良东北经济改革方略及其成效，包括矿产资源以及水资源的收回和维护、筹设银行、厚积洋债、兴办实业等。[33]连振斌探讨了锡良在奉天推行的旗制改革举措及其成效，认为锡良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奉天成为清末八旗生计改革最好的区域，展示出清末旗族政治人物“革新和干练的一面”。[34]此外，学界关于清末东北鼠疫以及东北移民实边的研究亦多涉及锡良。[35]有关清末东北史地的论著也普遍对锡良督东作为有程度不等的提及。[36]

二 综合性研究

美国学者戴福士在1973年出版X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该著分“升迁之路”“华北的抵抗”“四川的扩张”“云南的激进主义”“东三省的倒台”五部分，套用“冲击—回应”范式，从反外主义和保全主义着眼，着重探讨了锡良对外国的抵制，而对锡良的边疆新政举措及其成效的探讨则多有欠缺。此外，因成书年代所限，该书以《锡良遗稿·奏稿》《清实录》等为基本依据，在史料挖掘扩充方面尚有较大拓展空间。[37]戴其芳、张瑞萍在《论锡良》一文中，对锡良力禁鸦片、防控鼠疫、普及教育、筹办实业、修筑铁路、改土归流等施政举措做了论述。作者认为锡良是清末少有的干练、廉洁、负责的官员，并且具有明确的主权、利权意识，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巩固边疆做出了积极贡献。[38]杜春和主要依据锡良档案撰成《锡良》一文，按其任职履历排列主要政绩，涉及筹设川汉铁路公司、川边改土归流、厉行禁烟、镇压革命党、发展实业、借款筑路等方面内容。[39]

亦有一些以锡良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胡秋菊、王光磊按时序探讨了锡良在四川、云贵、东三省的施政构想及其成效，皆肯定了锡良在巩固边防、推进中国近代化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40]冉杰梳理了锡良川督任内整顿吏治、创办川汉铁路公司、编练新军、开办警政、兴学育才、振兴实业、革除陋习以及推行川边改土归流等措。[41]连振斌利用锡良档案，对锡良早年政声、铁路思想及实践、教育改革举措及其在官制改革与宪政讨论中的表现等若干问题做了梳理。作者将锡良视为“晚清颇具改革精神的满蒙政治人物”，其改革作为“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作者在文末附有“锡良家谱”“锡良履历表”“锡良年谱简编”。[42]高月从政体改革、地方自治、财政改革、教育改革等几方面，探讨了东北新政的成效与不足，其中涉及锡良东北施政的若干情况。[43]

三 其他研究

连振斌梳理了2011年前锡良研究的成绩，并认为深入研究锡良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所思、所想、所为，“不仅有助于推进锡良研究的深入发展，亦有助于改变学界对旗人的刻板印象，丰富对清末满蒙群体的了解和认识”[44]。在锡良人物关系方面，赖晨较为详细地梳理了锡良聘请陈宧入幕经过以及二人在四川、云南的合作。[45]有关清末以及历代边疆史地的研究，不仅程度不等地涉及锡良边疆新政的具体内容，也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清末边疆史地提供了宏观背景，学术价值很大。[46]此外，有关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史著述，为锡良边疆新政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关学术背景、研究基础、史料线索以及研究理论方法等方面的指引。[47]

综上，锡良研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看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内容、研究视野、史料利用以及整体设计等方面存在若干不足，与锡良推动区域发展建设的历史贡献、锡良在督抚群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并不相称，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仍有很大延展空间。具体言之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既往研究大多依据锡良奏章文本，或探讨锡良某一方面、某一时期的改革，或为人物概论式研究，普遍忽视了锡良新政决策的曲折和隐情、落实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应对方略，论述尚显粗疏且存在不确切乃至舛误之处。尽管督抚作为省域新政改革主导者，对改革走向和整体布局负有总责，然并非所有改革举措的产生和实施都源自督抚个人谋略和决断，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幕僚属吏建言献策的影响，更受中枢政令、省际关系以及中外关系形势的种种限制。就中央与省域关系而论，由于诸多因素使然，两者之间并非总是协调一致，反而在很多情况下处于歧异乃至对立的态势，突出反映了清末新政改革的复杂性。

其次，从研究视角上看。边疆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国际环境，决定了锡良边疆新政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锡良边疆新政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民族等多个领域，这就需要综合政治史、边疆史、中外关系史、现代化史等多种研究视角，将微观剖析和宏观鸟瞰相结合，既重视对锡良在某一省域的改革内容、面临的困境及其成效进行区域性探究，亦要注意纵向对比不同省域新政改革的延续性和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对锡良边疆新政予以整体、客观、多元的审视，避免盲人摸象之憾，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裨益于我们对清末边疆变迁的整体性认知。

最后，从史料利用上看。现有研究多以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锡良遗稿·奏稿》为主要依据，在史料挖掘利用方面尚存在较大局限。奏稿本身具有明显局限性，体现的是各方协同和博弈的最终结果，且一般有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的倾向，难以尽现史实曲折和隐情。某些地方甚至存在人为剪裁现象，研究者不察则极易蒙惑其中。另外，奏稿仅是锡良档案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包括大量锡良与中央政府、同僚属吏之间的往来电文、函札等，展示出中央与省域关系、督抚关系等方面的诸多历史细节，亟待仔细研读和系统使用。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也藏有数量不少的锡良相关档案，然学界几无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