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民国侦探小说的起源

侦探小说最早诞生于现代都市之中，无论是爱伦·坡笔下的法国巴黎，还是福尔摩斯居住生活的“雾都”伦敦，抑或是霍桑、鲁平、李飞等人出没游荡的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上海，都是典型的现代化大都市。与这些都市密切相关的侦探小说，也因此天然地具有了都市的“物质性”气质和现代性特点[1]：从“匿名性”的都市身份与破碎化的都市生活，到人潮涌动、让人感到“惊颤”不已的十字街头；从联结或打破都市物理空间的现代市内交通、报纸、电话、电报、广播、邮政系统与摄影术，到作为现代时间表征的钟表技术、工厂制作息与火车时刻表，甚至现代都市日常管理制度、人际关系、财产观念，和因之应运而生的新型犯罪方式与手段……我们可以说，侦探小说在其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属于都市的现代文学类型。从表面上看，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多是以都市人群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罪恶与真相为基本书写题材。而在更为本质意义的层面上来说，侦探小说则可以说是捕捉到了匿名性、碎片化与焦虑感等现代都市人群的深层“情感结构”，并以一种类型化叙事和理性乐观的态度将其表达了出来。

具体到中国的侦探小说，在其发生发展之初，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与侠义公案小说构成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本土性文学文化资源和另一发展源头。从公案小说自身来看，其和侦探小说共享着类似的书写题材与对象，有着某种先天的“亲缘性”，即二者都属于广义上的“犯罪文学”；至于侠义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侠客”，则承担着和侦探小说中的“侦探”相近的社会正义想象，且二者都作为小说中解决事件的叙事功能性人物。虽然在与“舶来”的西方侦探小说的角力过程中，中国公案小说最终“落败”，但其仍以一些曲折、隐蔽的方式，不断影响着晚清、民国以来中国人对侦探小说的创作理念和阅读期待，使之产生了不同于西方侦探小说、独具特色的在地化审美特征。

此外，自从1896年张坤德在《时务报》上首译“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以来，中国人对福尔摩斯系列探案故事的译介与译述，报纸、杂志刊载，单行本出版，阅读与讨论，模仿或戏仿，在地化改写与“同人创作”等活动就从未停止过。我们可以说，“福尔摩斯探案”广泛波及并深刻影响了整个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译者、作者、报刊编辑、出版人、评论者、研究者与广大读者们。尤其是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作者们，几乎没有人不曾读过福尔摩斯，也几乎没有人不曾模仿过“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一些技巧或桥段。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福尔摩斯大概可以被视为侦探或者侦探小说的同义词，甚至如陈冷血所说，“中国则先有福尔摩斯之名而后有侦探”[2]。“福尔摩斯来中国”也因此颇具象征意味地构成了西方侦探小说进入中国的起点、过程与结果的典型代表。从上述意义来说，对“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的翻译不仅是清末民初中国侦探小说界的一件大事，更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后来三十余年民国侦探小说的书写范式和基本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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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在这里所说的与现代都市密切相关的侦探小说主要是指欧美作家爱伦·坡、柯南·道尔等人所创作的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作品和中国20世纪20—40年代以上海或其他现代都市为背景的侦探小说。至于后来的侦探小说随着时代和文类的发展则呈现出更加复杂且多元的面貌。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就常常将案件放置于乡村庄园，或者相对封闭的游轮与跨国列车之上，在空间选择上与早期侦探小说创作有一定区别。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些并非发生于现代都市中的侦探小说也经常会带有一些类似于现代都市性和都市“感觉结构”的特点，比如有学者即提出“《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快车即是一个‘拟都市’特性的奇妙空间”，“各色的人等，不同阶级、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三天的旅程将这些互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在一个列车上同吃同睡，谁也逃不开谁。三天过后，彼此分手各奔前程，也许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的确，《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人物关系设定与小说最后真相揭秘都和本书所讲的现代都市的“匿名性”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此外，陈建华教授在分析张恨水的小说《平沪通车》中的“女骗子”柳系春这一人物形象时，也认为：“从文学观点看这是个少见的‘恶妇’形象，是火车叙事中最为迷人的陌生人，也是个都市隐身人，罪恶与秘密的永恒象征。”即将火车车厢内视为一个类似于现代都市的陌生人空间（参见陈建华《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09页），而周蕾、李思逸等学者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也有着相近的切入点，皆可引为参考。

[2] 陈冷血：《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冷序》，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5月版。本书为保存文献信息起见，对1949年以前出版的部分书籍标注出版地及出版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