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左传》中写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祀就是祭祀。在当今中国，祀指代核心观念、政治价值与信仰体系。更根本的说，祀是维持或者建构政治秩序的那些表征行为、信仰行为与实践体系。祀的核心是政治秩序建构，而现代化秩序建构的关键路径就是治理。在现代意义上，治理不是静止的统治结构与规矩，而是一套复杂变化的知识体系、实践逻辑与创生过程。本书就是围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秩序建构问题的一次横跨大洋的讨论。为了促进中国治理理论研究的发展，建设中国治理的全球学术共同体，我们围绕中国国内与国际治理的实践经验与概念演变，聚集了来自国内外的华人学者关于中国治理的最新研究，以理解中国复杂而新颖的治理实践，捕捉其萌生中的新时代中国治理哲学。

我们所说的“横跨大洋”，首先是因为本书是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墨尔本大学全球治理联合研究中心共同筹划与编辑的。其次，我们的作者主要来自武汉大学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青年学者与优秀博士生。他们是全球中国治理研究新生代的一个缩影，他们对于中国治理的思考既融合了中国本土的经验性知识、外国的知识理论，同时也基于对人类通用知识概念的积极探索。除了来自大洋两岸的优秀的作者群体，本书的出版受到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中外联合科研平台种子基金计划重点合作项目（项目编号：WHUZZJJ202214）资助。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曼曼老师一如既往的支持与鼓励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必不可少的“关键性力量”。

中国积极倡导全球治理新理念，推动全球治理实践新发展。本书从多领域、多身份视角探究全球治理观的“中国道路”。通过中澳青年学者“微型学术共同体”模式，本书探究新时代以来中国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以及中国对这些问题与挑战的回应与应对。这有助于将这些治理创新提升到概念层面，为中国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思考提供具有国际视野的理论贡献与经验反思。

本书结合政治研究的宏观、中观与微观视角，部分依托田野调查实践，挖掘新时代中国治理的主体性经验。本书既充分尊重了中国的本土经验，又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融合中外思想，在思想开放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一种理论的创新尝试。将治理的概念还原到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党政关系和国际环境之下，从六个治理领域的全景性和多尺度分析中，不仅展现了中国治理的“特殊性”，还重新定义了中国治理的“普遍性”。这六个领域既观察中国治理的全球化（包括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与风险防范、中国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规范扩散、大国竞争中的网络与舆情治理），又反观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治理实践（包括中国治理在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中的演变、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实践与非遗治理的中国特色）。本书的讨论涵盖环境保护、规范扩散、非遗保护、基层建设、网络安全、国际舆情、公共卫生、水安全等诸多领域。

根据上述思路，就本书的章节安排与主要观点而言，本书分为“自内而外”与“自外而内”上下两部分。前者是聚焦中国治理的全球性，后者则是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的国内治理。

第一章关注于中国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这一章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过程可以理解为权力逻辑（国家）、效率逻辑（市场）、权利逻辑（社会）和技术逻辑（专业知识）四种基本逻辑的互动，是多元行为体根据治理议题、惯习和优势资本，在规范竞争、利益共谋和制度创建的过程中塑造“权威空间”或形成结构化“场域”的复杂过程。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层面而言，第一章通过对全球复杂风险的宏观分析，阐释了中国国家能力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能力的共性与特殊性。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本章在一定程度上为本书的分析工作提出了一种整体性的宏观理论认知。基于对技术逻辑与复杂风险治理能力的思考，本章最后聚焦于中国的城市空间，阐释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风险管理的预期逻辑与技术工具的异化问题，呈现并剖析了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中的三种创新形式。

第二章从治理规范的扩散途径层面阐释中国治理规范在全球的“双重扩散”现象。具体而言，在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在参与国际组织气候峰会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学习、劝服等扩散机制逐渐接受并内化气候治理规范，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气候政策；另一方面，国内一些省市通过试点、财政激励等方式促进气候政策在省市内和省市间扩散，并且一些省市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尝试把气候政策“本地化”，实现了气候规范的内化。国际气候规范扩散和国内气候规范扩散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的复合扩散式气候治理。同时，中国的治理规范的扩散过程不仅依靠国家层次，还呈现出一种次国家规范化的有趣现象。特别是在减贫、卫生等“低政治”领域，中国治理的次国家规范化是国家治理规范经由次国家主体向外扩散的一种方式，通过身份融合、制度嵌入打破规范扩散的传统认知，发挥地方议程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

第三章聚焦于中国国际传播空间的治理。谈到对国际传播空间的治理，就必然会涉及到国际关系背景下的网络与舆情问题。在当下以及未来，网络空间对国家与国际秩序建构的影响将不断上升。对此，第三章提出网络治理的“共同体化”与“分化”。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进以国家为中心的网络空间治理手段，以建立一个“网络主权共同体”。中国关于网络主权的主张与实践受到网络“实践共同体”的划界行为的影响。网络主权共同体正有计划地在发展中国家中扩展，导致全球南北之分在网络空间再现。除了全球网络治理的结构性与规范性矛盾分析，第三章还借用媒体实验法深入分析了传播内容生产对于国际安全的影响以及介入手段。就传播内容而言，伪信息生产与传播所构成的舆情安全威胁直接牵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等。在有效干预缺失的情况下，伪信息问题将最终升级为政治安全威胁。第三章开创性地采用针对美国民众的媒体与心理学实验，发现对伪信息的驳斥可以减少极端观念的影响力。研究发展了三种伪信息驳斥路径（针对传播内容的预先接种法、科学信息矫正法，针对媒介受众的伪信息祛魅法）并分析了其内在运行机制，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制定有效的全球舆情治理路径提供知识支撑。另外，第三章还将舆情治理与中印关系相结合，以中印舆情环境的实证分析为基础，探究如何通过舆情治理改善中印关系。

第四章重新聚焦于国内治理层面。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既是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既是治理过程的动态环境，也是治理过程的结果呈现。社会组织在这一治理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中国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化进程不仅充分适应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第四章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组织管理分为三个时期，即探索期、磨合期和完善期，通过分别介绍这三个时期的特点，呈现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演变，并尝试从这一角度切入探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特性。此外，以医疗改革中的“强基层”为案例，第四章回顾了政府在卫生领域的治理模式向“计划—市场”混合型的演变，以及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尚未攻克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第四章提出，尽管计划和市场逻辑存在矛盾，它们仍然共同促成了一种服务于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中国治理机制。治理不光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更多的需要自下而上的协调。在两种驱动力量的作用下，形成治理的效能与实践逻辑。在自下而上的治理协调中，中层或中观角色变得甚为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是上下衔接的关键中介，它们自身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也会反过来影响治理过程。

第五章以乡镇官员与河长的视角来挖掘中国治理的灵活性与复杂性。同时，相比于国家决策制定者，在政策执行中的中层角色具有先天的地方性，因此他们的行为总是地方化的。聚焦环境和社会领域的治理实践，第五章分析了基层政府部门与基层管理者的治理角色与复杂影响。首先，第五章考察了丹江口水库周边乡镇官员创建有机生产示范乡的历程，以农场调查和深度访谈为依据，研究了中国农村有机农业运动的推进与乡镇政府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的微妙作用与施动性角色。其次，第五章以河长制为研究对象，借助对华南地区的县/区级河长群体的访谈，分析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以及河长治理水污染等问题的实际过程，以揭示政府内部关于河道治理的工作机制。

第六章讨论了一个往往被主流治理研究忽视的重要领域：非遗治理。第六章探讨了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与近年来的多元“混合型”治理转型；研究阐释了中国在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的文化立法过程，解释了“生产性保护”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在回顾中国非遗治理过程的基础上，第六章对中国非遗治理进行了概念再阐释，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治理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视角。

总体而言，中国不仅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国内政策领域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和创新。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正在积极塑造国际事务的未来，推动着全球治理范式的演进。全书揭示了中国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强调了其多维性和多层次性。这些复杂性无法被简单的理论框架所限定。各章作者聚焦于不同维度，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治理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也凸显了学术共同体合作研究的重要意义。治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随着时光的推移，新的挑战和机遇将不断浮现，这也对持续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期待这个国际化的学术共同体将持续不断探索并分享中国治理的新理念和实践。通过合作和研究，我们将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演进作出更多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