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前言　两个家和一位朋友

我在巴黎国际大学城那一站上了地铁。我看了看地铁线路图，发现需要在当费尔-罗什罗站换乘，然后乘坐开往戴高乐机场方向的列车，最后在塞夫尔-勒古布站下车。我之所以决定坐地铁而不是步行回去，是因为我想抓紧时间回到这几天落脚的西班牙学院，在大厅里观看电视转播的法网决赛。外面起风了，下着小雨（我透过蒙苏里公园的栅栏看到了许多栗子树叶，有几只乌鸦在啄食它们，两只喜鹊在一旁窥视），气温也稍稍降低了一些。我注视着往来的人流，意识到今天是星期天。我知道，星期天下午弥漫着存在主义的沉重，那种令人难以忍受、使人痛苦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包括我的家乡）都是一样的，至少我这么觉得。列车继续前行，车轮摩擦着铁轨，发出尖锐的声响。开始减速，列车停了。人们涌入、涌出车厢，他们中间有黑人、白人，还有两个亚洲面孔的年轻人——他们的刘海梳得很直，盖在额头上，几乎遮住了眼睛。列车停在巴斯德站，上来了一位推着购物车的中年妇女，她从购物车里拿出了一个话筒，然后连上了扩音器，唱起了歌。歌声令人难以忍受。我听不出这首怀旧曲目的旋律，但凭直觉判断那是伊迪斯·琵雅芙的歌。

勒古布街道两侧有跳蚤市场。因为时间尚早，我逛遍了右边的摊位，然后转去左边。我在一个摊位停下，一对锻铁制成的小猪储蓄罐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种传统的储蓄罐是战后法国的产物，不知为何，它们和某些其他的物品（比如一面绘有法国曾殖民的非洲地区的地图的古老拼图，一套磨损的木制飞行棋，一个伍长烟斗烟草的罐子）一样，都让我想起了童年的电影，像是《纽扣战争》或是《禁忌游戏》。摊主每只小猪要价25欧元，并坚持向我解释说，用螺丝刀可以将储蓄罐的两部分拆开，取出里面存的钱。我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了”，但他还是再次向我指出可以从哪里插入螺丝刀。我注意到，他用长长的指甲刮过那条凹槽（它和小猪的其他部分一样，被涂成赭色）。我不喜欢讨价还价，况且，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用我那勉强应付日常交流的法语去还价。此外，我还读过芭芭拉·霍奇森写的一本书，书中提到，在巴黎的跳蚤市场和旧货市场（比起卖高档货的圣旺，我更喜欢旺沃的市场），如果摊主认定你是精明人，那么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很有可能会体面地拒绝和你谈生意。最终，我决定买下这一对小猪。毕竟，我们几乎没怎么交流，他就愿意让价到一对30欧元。出于礼貌，他用一张被翻过的报纸把储蓄罐包了起来。在这些地方，此举十分常见。我向摊主道了谢，把小猪放进背包，然后朝康布罗纳走去。

十多年来，我时不时地就会走到勒古布和康布罗纳，这两条街道令我着迷，特别是它们的交会之处。在那里，每天上午，哪怕是星期天（但节假日除外），有些商户也会敞开大门：几家卖鱼的冰鲜店，专供牛肉和马肉的摊位，带有窄小橱窗的糕饼铺，提供外带寿司服务的日式餐厅，还看到装有熟食（罗勒鸡，猪肉丸以及洋葱牛肉）的食盒，以及一个用雏菊、玫瑰和夹竹桃盆栽装饰门面的花店（夹竹桃在巴黎会被认为是具有异域风情的植物吗？）。这个交会处是这座城市地图上一个明亮而欢乐的小针点儿。我知道这个景象已经属于胡里奥·科塔萨尔，这就是我当年第一次主动踏足这里的原因。我知道这幅地图已经成为他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些人行道、街道、阳台、树木都出现在他每天活动的空间里。当他和奥罗拉·贝纳德斯一同住在贝雷将军广场（确切地说是一个小广场，一个迷人的小广场）的时候，他们共享着这一空间。它恰好距离我手指所指的那个街口只有一个街区。奥罗拉是科塔萨尔的第一任妻子，而这座房子是科塔萨尔在巴黎的第一个家。

昨天我去了他生前最后的住所，它位于马泰尔街。科塔萨尔曾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罗尔·邓洛普住在那里。我昨天选择从巴黎国际大学城站步行前往那里，去程六千米到八千米，回程也差不多。对于别人来说，这段路程本可以缩短一些，但我总是喜欢找借口做些意外的绕行，从而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一尊正在吞食人脚的青铜狮子（它出自亨利·雅克蒙之手，位于巴黎植物园），一尊立在建筑外墙上（位于特比戈路）的巨大天使雕塑，或是一棵巴黎最古老的树木（勒内-维维亚尼广场上的一棵可追溯到17世纪初的刺槐）。从第14区走到第10区，从左岸走到右岸。我设计好了行程，先前往圣米歇尔大道，然后去往塞瓦斯托波尔大道。走到这里，我不想从波瓦索尼埃站或是水塔站出发，在曲折的街道上绕行，而是决定继续沿着圣丹尼郊区街（就是圣丹尼街往郊区延伸的那一段路上，到处都是朴素的婚纱小店）走一段，然后转入马厩小巷，这条小巷和马泰尔街一样宁静，与圣丹尼郊区街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郊区街也属于科塔萨尔。这是一条让我着迷的充满活力的街道，它的一面停满了车，小型运货车旁有人忙着装卸货物，这样的情形偶尔会中断交通，但司机对此毫不在意。这条街道充满生活气息，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混乱（刚好不会让人感到难受的程度）。这里聚集着小型的土耳其食品店、干洗店——顾客坐在台板上等候着，还有打着霓虹灯的鸡肉店，光线略微带着柔和的紫调。此外，街道上还有卖缝纫材料的店铺（现在还有谁会买缝纫机呢？），以及一间啤酒屋，店里坐着一个大块头，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你的身上。还有布雷迪廊街，一走进去就能闻到扑鼻的香料味（咖喱、孜然以及姜黄）。穿过街道的时候，得小心避开一路的桌椅——12点15分左右，人们都坐在那里对着鹰嘴豆玛莎拉配米饭和坦都里烤鸡大快朵颐。那里还有一些隐藏在隔板后的酒吧，这些狭长的店铺通常都是由年轻的中国人或是北非人经营，在那里你可以买到水果或是尚特雷纳矿泉水之类的东西，或许还能找到摩洛哥蜂蜜芝麻饼或是杏仁核桃糕点。

我之前从未穿越这个区域走到马泰尔街（尽管我认识那一带），那是一条没有什么商户的街道，非常安静。昨天，我在蒙蒙细雨中漫步，忽然之间意识到自己竟走到了马泰尔街——因为我认出了街角的小酒馆。我第一次来到这条街大概是1999年？那时候，我正在修订这本书的第一版，天空同样细雨蒙蒙。当时已是深夜，公寓楼的大门紧闭，从这幢建筑物的外观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里奥·科塔萨尔曾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如今，一切都改变了。两个月前，这里出现了一个外部标志，昭示着科塔萨尔留下的痕迹。按照法国人的喜好，他们在公寓大门的右侧放置了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如果科塔萨尔想要伸手触摸石碑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高度倒也不会成为阻碍。这块石碑上的提示十分美好，它的出现是社区居民请愿的结果（我知道这个立碑的想法最初是由公寓的购买者提出来的，尽管她一开始并不知道这里曾经是这位作家的住所。我也知道，大家最初的想法是用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名字来命名这条街道，但对市政当局来说，这未免太过了）。通过这个提示，我们得知，在这座公寓楼的C栋，四楼右侧的房子里，曾住过一名阿根廷作家（虽然他早已拥有了法国国籍），他是《跳房子》的作者。

在贝雷将军广场和马泰尔街之间的区域里，还分布着科塔萨尔其他朋友的住所。其中有一位非常重要，他叫胡里奥·席尔瓦，是一名阿根廷画家和雕塑家，与科塔萨尔结交近30年。今天上午，我参观了他位于第14区的住宅。科塔萨尔曾在那个家中挂满木制面具的墙壁前度过了许多时光。这两个胡里奥之间始终保持着默契。席尔瓦的家离巴黎国际大学城不远，两者都位于茹尔当大道。不过，过了与勒克莱尔将军大道的交叉口，茹尔当大道就换了个名字，改叫布吕内大道。我沿着巴黎国际大学城那片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的地带走了一段，因为我想拍几张阿根廷之家[1]的照片（顺便提一下，在阿根廷之家的负责人亚历杭德拉·H.比尔金的帮助下，我上周参观了科塔萨尔曾经住过的房间，查阅了他1951年8月10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来的申请住宿的信件。另外，门牌号为40的宿舍门上也于几年前装上了一块纪念牌）。紧接着，我离开了茹尔当大道。

大约走了2.5千米的距离，或者说，从西班牙学院出发走了大概25分钟后，我到达了目的地，并在大门上的控制面板上输入了密码。当我在楼房的后花园中认出了一尊席尔瓦创作的雕塑时（他的雕塑风格非常鲜明，很容易辨认出来），门口的对讲机里传来了他的声音，告诉我他住在三楼。他在楼梯的平台上迎接了我。这次相见没有任何正式的礼节，就仿佛我们刚刚聊过天似的。我觉得这是胡里奥·席尔瓦身上（他留着白发和白胡须，穿着黑色短袖Polo衫和宽松的深色裤子）的特质：他很随和且不受拘束。无论是之前通过电话或是电子邮件沟通，还是像现在这样面对面，我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此种特质。我们在席尔瓦家的二楼坐下，他家共有三层。这是他的工作室，他通常都要逗留到凌晨时分。在这个城市还在沉睡的宁静时刻，他在这里可以感觉到神清气爽，充满初学者的热情。

我们漫无目的地聊天，谈论蓬皮杜中心的卢西安·弗洛伊德展，或是巴黎美术馆的爱德华·蒙克展，以及他在希腊的小屋，还谈到当他1955年来到巴黎的时候，觉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这座城市有多么贫穷，他在这里最初的时光有多么艰难。尽管如此，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人们可以在这里的咖啡馆偶遇萨缪尔·贝克特或是安德烈·布勒东等人，并与他们交谈。不过很显然，我们的对话很快就转向了胡里奥·科塔萨尔。在这简短的前言中，我只想强调席尔瓦提到的、关于这位作家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下意识说出来的，带着追忆旧友的悲伤。它极为精练地概括了科塔萨尔留给大多数认识他的人的印象：“胡里奥活得很低调，死得也很低调。”

在这一版之前，此书已有了四个版本。第一版是由位于巴伦西亚的阿方索五世出版社出版的，不到一年时间就售罄了，因此，巴塞罗那的朗塞尔出版社对此进行了再版（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发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与此同时，圣彼得堡的字母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阿丽娜·鲍里索娃翻译的俄文版本。而对于最新版本，我修订了一切需要修订的内容，或者说，我认为可修订的内容。此外，我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信息，比如，我后来补充说明了胡里奥·科塔萨尔是一名优秀的乒乓球手，或是他从阿根廷之家的房间醒来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如今依然存在的百年亚利桑那蓝柏树。

此外，不得不强调的一点是，作为文学大师，这位阿根廷作家仍然是新闻关注的焦点。2008年，一本带有科塔萨尔亲笔签名的旧书在巴黎的一个古董市场卖了8 500欧元。他的作品（生前未发表的）与生平（一些信件正在被修复整理，其中没有一封在他活着的时候发表过）仍在持续扩展与延伸。然而，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们应该停下来，结束一项研究，或是暂停一场思辨性的旅行，而我，就是在今天下午这个仍然属于春天的时刻做出这一决定的。下定决心的那一刻，我望着高大的树木（栗树、梧桐，以及被法英展馆遮挡的美洲合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展馆，我只要从右边探出头去，就有可能看到一棵货真价实的红杉），它们高达30多米，枝叶几乎探入我所在的这座塔楼五楼房间的窗户。我看到有些年轻人在打羽毛球，还有人在扔飞盘，飞盘轻盈而缓慢地飞过草地，掠过其他那些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大笑的年轻人的头顶。他们听着耳机里的音乐，发着手机短信。又或者说，我仅仅是简单地瞥见那一小片即将下雨（一个美妙的威胁）的天空。

我想强调的是，对于在这场持续多年的冒险旅程中帮助过我的人，不管是编辑、作家、朋友还是读者，我始终怀着感激和感恩之情。这段旅程从很久之前就开始了，确确实实给我带来了意义非凡，有时甚至有些奇妙的满足感。

米格尔·埃赖斯

巴黎，国际大学城，西班牙学院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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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根廷之家位于巴黎国际大学城内，专为阿根廷的学生和学者设计，旨在为他们提供住宿，让他们在国外学习期间能够感受到家的氛围。此外，阿根廷之家还常常举办文化活动、讲座和其他与阿根廷相关的活动，以此来推广阿根廷文化，并帮助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相互了解，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原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原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