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各体文学的发展
南朝和唐朝一样，各体文学中诗歌最受重视，骈文和辞赋也有相当的成绩；由于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理论和批评也趋于成熟。其纵向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刘宋时代，第二阶段从齐初至梁中期，第三阶段从梁中期至陈末。
在诗歌发展中，三个阶段分别以元嘉体、永明体、宫体为特征。东晋中晚期，庾阐、殷仲文、谢混等人在流行的玄言诗中增加了更多的山水成分，诗风有所变化。刘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后人称为“元嘉三大家”。这三位作家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谢灵运由政治上失意而寄情山水，经过他的精心刻画，诗作开一代风气，标志了山水诗的形成和玄言诗的结束。颜延之的成就不能和谢、鲍相比，擅长庙堂应制之作，但颇受宋、齐两代上层人士的欣赏，诗风凝重而尚雕绘。鲍照的主要成就在乐府和拟古，是南朝作家中少数关心重要社会现实的诗人之一，笔力雄健，情调慷慨，也有一部分比较活泼自然的作品。除“三大家”之外，谢惠连、谢庄、汤惠休和鲍令晖等作家也各有优秀之作。另外，列入《梁书》的江淹，大多数诗篇写作于刘宋时期，诗风也与元嘉诗人相近。这一阶段上承西晋，下启永明，艺术经验正在迅速积累，可以说是“诗运转关”的准备时期。永明体阶段又可以分为前、后二期。前期以谢朓、沈约为代表。沈约的诗作最多，提出过重要的理论主张，由于他的年寿长而政治地位又高，俨然是文坛领袖。谢朓在创作上的成就超过沈约，是齐、梁、陈三代最优秀的诗人。以写山水风光、羁旅之情、忧生之嗟最为出色，风格秀逸。王融、范云、丘迟等的诗风和沈、谢相近，也是比较优秀的诗人。在永明作家们的努力下，诗歌语言由雅正而趋平易，同时又在理论上完成了声律说。后期的代表作家是何逊、吴均、柳恽。何逊的诗风步武谢朓而更纤细，吴均受鲍照的影响较多，风格清拔有古气，诗作中有不少边塞的题材。永明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转折，开始酝酿并逐步形成在体制、题材、语言上都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近体诗。宫体是在永明体基础上诗歌形式更求华美、秾丽的一种诗体，由于萧纲继萧统立为太子后大力提倡而得名。内容多是艳情、游宴、相思，反映了上层社会中生活的空虚和感情的苍白，但从技巧上说，则较永明体更加精巧细密。这一派诗体的主要作家是萧纲、萧绎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徐摛、庾肩吾、徐陵、刘孝绰等，庾信在入北以前也是宫体诗的重要作家。梁末虽经侯景之乱，易代后的陈后主陈叔宝及其“狎客”文人江总等人仍以酒色风月为事，诗风仍是宫体。诗人中稍有个人风格的是阴铿和张正见。总的说，宫体诗是完全贵族化了的诗歌，但其中也有一些清丽可读的作品。
论述南朝诗歌必须涉及乐府民歌。其原因一则是这些作品本身就是南朝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则是对文人创作起过重要的影响。南朝乐府民歌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十之八九都是情歌，而多数又是男女私情；语言宛转清新，天然本色，而且大量使用谐音双关隐语；篇幅上则短小精炼，多属四句的小诗。它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也很明显，永明体的语言和体制是诗歌发展中诸多因素汇合的结果，其中民歌营养所起的作用灼然可见。宫体诗多写艳情，和当时上层社会耽于乐府新声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南朝文人的诗作中有相当数量的拟乐府，其中乐府古题仍多沿袭传统的题材，而风格则趋于流宕和华丽。另有不少模仿吴歌、西曲的作品，有一部分写得相当出色，如果不署作家主名，简直和民歌很难区分。南朝民歌常在同一曲调中有多首歌辞，如《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读曲歌》等，自非一人一时之作。诸多作品中最成熟精致的一首是《西洲曲》，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后人并称双璧。
诗歌各体形式在南朝有很大的发展。五言诗仍是主要的体裁，名篇名句几乎全是五言。永明时期的“四声”“八病”说，也只是对五言诗声律所作的探讨。不过从永明到梁末只论四声而不论平仄，八病之说对诗歌格律的约束极严，实际上难以做到。沈约等人在声律中注意了诗中奇、偶句之间的“对”而忽略了偶、奇句之间的“粘”。在实践中，从谢朓、沈约到徐陵、江总，五言诗中短制的格律越来越近于唐人规范的五言律诗，诗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摸索这一格律，但终南朝之世，也未能总结出五言律诗的标准规格，只能留待唐朝人去完成。绝句的起源，历来的说法颇多分歧，但可以肯定两点：一、南朝时代五言四句的小诗正在形成固定。绝句之名，最晚起于梁代。《玉台新咏》卷十专收这样的小诗，开宗明义即标“古绝句”为题，所收吴均诗又有“杂绝句”；《南史·梁本纪》载梁简文帝被囚时有“诗四篇，绝句五篇”，元帝临死前“制诗四绝”，都是明证。二、绝句是否从民歌中来，很难确说，但南朝人写五言四句的小诗，很明显是接受了民歌的影响。徐陵也承认这一点，《玉台新咏》卷十除选录作家的小诗以外，又录有“吴歌”，可作旁证。至于七言诗，发展得要比五言为晚，鲍照以后，宫体诗人有不少七言，但七言律、绝在南朝时代尚未成型。
骈文在南朝文学中的繁荣仅次于诗歌，在使用范围广泛上却超过了诗歌。南朝时期的文章，除一部分奏疏论议和史学著作以外，几乎都是语句骈偶、声调铿锵的骈文。骈文在南朝的发展，和诗歌的发展大致对应同步。刘宋时期的文章，骈俪的程度超过两晋，但散句还比较多，同时声律论尚未提出，文章中讲究字对，忽略声对。元嘉三大家中，谢和颜的文章骈俪的程度不如鲍照。现存鲍照的文一律是骈文，即或家书也不例外。颜延之的家训《庭诰》，虽用偶句而少雕琢，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描写大江风景，烟云变幻，在语言上则仍然多用古奥奇崛的字面。《石帆铭》和《瓜步山楬文》也是鲍照的名作。谢庄的不少表章都是成熟的骈文，《上搜才表》中大段全用偶句，而且几乎每句用典。这一时期，散体的文字还占一定比例。骈文一般被认为是典雅的文体，多在正式场合使用，这从当时的诏令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宋文帝、宋孝武帝等写给几个兄弟的信，名义上是诏，而实则为家书，所以用散体，而正式公告国人的诏书都用骈体。齐代以后，骈文的使用更加普遍，即使给朋友或家属的书信也用骈体，甚至还出现过丈夫请人用艳丽的骈文捉刀寄内的怪现象[19]。史传和志怪小说等叙事文和理论性的文章多半还用散体，像《文心雕龙》全部用骈文写作的理论文字是少见的例外。在陈代，连历史和哲学著作，如何之元《梁典总论》、傅
《明道论》等都用骈体。同时，和诗歌一样，对声调、对偶的讲求也更趋严格，虽然用事更多，选词用语却更平易。宋末的骈文名篇有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骈俪中而间单行散语，不事秾艳，气格高出时辈。梁代的佳作有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都是简洁精致的山水小品。丘迟《与陈伯之书》，喻之以理，动之以情，也为历来所传诵。刘峻的《辨命论》和《广绝交论》是以骈体作议论的典范。《广绝交论》列举五交三衅，虽为任昉身后而发，而笔锋所及，已扩大到社会上所有的势利现象。徐陵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玉台新咏序》体现了五色相宣、八音迭奏的华美特色，素为后世所称道；《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感情深挚，隶事工而论事畅，可推为集中压卷之作。另外，南朝时代继承晋代作风的俳谐之文，如袁淑《驴山公九锡文》、孔稚珪《北山移文》、沈约《修竹弹甘蕉文》等，都笑骂戏谑，别成一体。
南朝是骈文发展的高潮时期，到中、后期，已多以四、六言为主，参以三、五、七言，规整而有错综，疏朗而不板滞。其中的优秀之作，无论抒情、叙事、议论，都能把裁对隶事、选声调色的技巧运用自如，充分体现这一文体的形式美。由于这种形式限制比较严格，才力不胜，即易成为桎梏，所以即在一些大作家的作品中，也难免有文意肤泛，语句复沓，甚至破碎不通的情况，招来后人理所应当的指责。
辞赋在南朝人的观念中依然是重要的传统文学形式。《文选》各体以“赋”居首，《文心雕龙》论文体二十篇，《诠赋》列为第三，仅居《明诗》、《乐府》之后。从建安以来，堂皇凝重，铺陈都邑之美、功业之盛的大赋逐渐为抒情小赋所代替，体格和技巧上都有创新。刘宋时代的辞赋较前代渐趋精美而仍不脱古拙的馀味。谢灵运的作品中，《山居赋》、《撰征赋》属于长篇巨制，前者写始宁别业的风物，但见学不见才，远不如他的山水诗精彩动人。颜延之的《赭白马赋》，写作技巧上颇有可取之处。鲍照的成就最高，《芜城赋》写迭经兵燹以后的广陵，通过劫前劫后的对比，以奇峭雄健之笔发抒人事沧桑的感慨；他的《舞鹤赋》、《野鹅赋》、《尺蠖赋》诸作，也都寄托深远。谢惠连和谢庄，所存辞赋几乎全是咏物之作。谢惠连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都沿用假托主客的传统形式，分赋雪、月，抒情述志，隽永清新。宋、齐之间最大的辞赋作家是江淹，现存作品四十篇左右，题材比其他作家广阔，像《待罪江南江北赋》、《横吹赋》，都是南朝赋作中很少见的。最著名的作品自然是《恨赋》和《别赋》，利用惊心动魄的场景、形象，具体地描写了人世间这类普遍的感情。齐代的赋作比较少，质量也不高，仅张融《海赋》中部分写景的片段比较精彩。梁代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作家、作品的数量都超过前代，宫体诗人写的赋，题材、情调与宫体诗完全一致，不妨称之为“宫体赋”，萧纲存世的赋作数量较多，仅次于江淹。其《晚春赋》、《对烛赋》、《采莲赋》等诸题，又同时见于萧绎和庾信集中，可见当时文士之间，在辞赋上也和建安时代一样，有一题同作的情况。沈约也是梁代有名的辞赋作家，《愍涂赋》、《愍国赋》等篇风格近于江淹，《丽人赋》则属于轻绮一派。陈代的赋作存留较少，以徐陵的《鸳鸯赋》较为精丽。梁、陈赋作篇幅短小，多用五、七言句夹杂四、六言句，类似于诗赋的混合。这种体格滥觞于魏、晋时代，但多是骚体，到谢庄的《山夜忧吟》、《怀园引》和沈约的《八咏》而有发展，在梁、陈时代应用得更为广泛，赋中有些片断已类似初唐的七言歌行，在文体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南朝抒情小赋之所以兴盛，也正是强调情性的结果，从内容到形式都和诗歌发展密切有关，可以看作是赋的诗化。
南朝时代的小说并不发达，大致可分轶事和志怪两类。见于著录的有二十馀种，但大多亡佚，其中有的著作后代尚辑有佚文。轶事小说中价值最高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述汉末至晋末名士们的言行风貌，文字隽永传神，名士风度和文章风格融合无间，因此获得古今评论家的称赏。已经散佚而有辑本的殷芸《小说》，也属轶事的性质，系杂抄各书而成，自秦汉以迄晋宋人物都有涉及。志怪小说中值得提到的有刘义庆的《幽明录》和刘敬叔的《异苑》，前者有辑本，后者今存；其他如吴均的《续齐谐记》也为后世治小说史者所重视。不论轶事或志怪，其主要价值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文采斐然的唐人传奇相比，除《世说新语》以特有的风韵取胜以外，其他一般还处于比较粗糙的阶段。
创作的繁荣发展需要理论的总结和指导。文学理论批评在南朝有大幅度的发展。体大思周的《文心雕龙》出现在齐、梁之际，为中国古代文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最系统、最重要的著作，从文体论、创作论、文学批评三方面对文学创作中许多根本性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洪纤并举，意见深刻精辟，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钟嵘的《诗品》专论五言诗，以形象的语言阐述作家的风格和传承关系，反对当时文坛上专骛隶事、声律的倾向，是最早的诗歌批评的专著。在南朝文论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中，比较集中的是“文笔说”和“声律论”。对文、笔概念的辨析，使过去广义的“文学”概念逐渐接近于今天所谓的文学；声律论的作用，则在揭破了汉语语音中的声调秘密，为文学创作中的“八音协畅”奠定了理论基础。
伴随着创作的繁荣和理论的发展，选本总集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萧统的《文选》和徐陵的《玉台新咏》是两部在不同观点指导下的选集，也是南朝时代留存至今的仅有的两部选集，无论在保存材料或是有助于今天理解当时的风气上，都有重要的价值。
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成果都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代的北朝。文学摆脱了哲学和伦理的束缚，强调情性，重新按照本身的规律自由发展，审美价值的创造，艺术技巧的积累，创作理论的探索等等，都是这一时代的重要收获；作家思想的相对贫乏，生活面的狭窄，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轻视，又造成了这一时代的严重缺陷。从隋代伊始，作家们从南朝的文学遗产中吸取营养，然后反戈一击，在理论上提出尖锐批评。导致这些批评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时代中文学观念的差别，但批评者的观念并不一律正确，所以对从隋代李谔直到现代的各种评论，都有必要重加审视。各种评论中，比较符合实际的是清初人叶燮的概括：
彼虞廷“喜”“起”之歌（按：指《尚书·益稷》中“帝”所作的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俪皮耳。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原诗·内篇上》）
叶燮还指出文学的发展“踵事增华，因时递变”，“不读《三百篇》，不知汉魏诗之工也；不读汉魏诗，不知六朝诗之工也”。尽管以简单的进化观点为基础，但他认为“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即不是拘执一端，而是有真实感受的诗歌，就不要用什么理论上的成见去加以限制。比之于古人和今人中的简单化，叶燮的看法中还具有相当辩证的观点。在今天，我们将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把南朝文学和同时代的北朝文学作为特定文化背景中一个组成部分，注意作家的经历、思想、性格等方面对作品的制约、影响，对这一时代作品所创造的审美价值有更为妥当的估价，同时尽量吸取过去研究者的有益成果，以求对各种文学现象做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说明和评论。
[1] 参看赵翼《廿二史劄记·江左世族无功臣》。
[2] 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拙著《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2期）。按：本书提到我们两个人（曹道衡、沈玉成）的意见均称拙著，下同。
[3] 参看《通鉴》卷一二八、一三二、《梁书·朱异传》、《隋书·百官志》中的有关论述，及赵翼《廿二史劄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4] 据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的统计，刘宋六十年，皇族129人，被杀者121人，其中骨肉相残者80人。
[5] 《南史》本传记粲“负才尚气，爱好虚远”，“郡南一家颇有竹石，粲率尔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啸咏自得”，实即《世说新语·简傲》所记王徽之事迹的翻版。这种典型的“通脱”，刘宋时代已属于在少数甲族士人中保存的“前辈风范”。又，《宋书》、《南史》本传均不记袁粲等人精于“三玄”，可见谈玄之风已远不如在晋代之为人重视。
[6]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宋时代谢灵运、颜延之都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南朝僧人中，僧慧“善老庄”，昙斐“老庄儒墨，亦颇披览”，僧宗“任性放荡，亟越礼法。得意便行，不以为碍”，俨然魏晋名士（均见《高僧传》）。僧人能文、有集者如慧观、昙谛、慧静、法安等，也为数不少。
[7]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指出：“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只决定于他的官爵，而并不一定在于他所构诗文的优劣高下。”不论鲍照的诗多么高明，沈约撰《宋书》绝不能为他立专传。而《宋书》又不列《文苑》或《文学》传，所以鲍照的事迹只能在《刘义庆传》里附上寥寥几行。
[8] 《隋书·经籍志》尚录有“齐文帝集一卷”，文帝即文惠太子萧长懋，未及即位而卒。无文集而有诗作存世的，尚有齐高帝、武帝。
[9] 据《南史·恩倖·刘系宗传》。《南齐书》作齐明帝语。按，明帝即位前，王融已被杀，似不必再言及王融，故从《南史》。
[10] 广义来说，应该是文化素养上的争胜而不止文学。例如《南齐书·王僧虔传》所记宋孝武帝欲擅书名，而王僧虔只好用掘笔书；齐高帝自以为书法高明而竟与王僧虔比赛。
[11] 请参看第二十六章《隋代文学》中有关薛道衡的叙述和注释。
[12]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为纪念已故文人，举出王粲以下七人，由此为后人习惯使用。其实孔融的年辈、作风和其他文士都不一致，而不入“七子”的杨修、吴质、繁钦却是真正的文士。
[13] 文人争胜，自免不了如前所说的倾轧、嫉忌，但也有互相切磋的风气。《颜氏家训·文学》说：“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
[14] 请参看朱自清《诗言志辨》。
[15] 《毛诗序》一开头两段就分提出“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和“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以看作儒家说《诗》的最概括而有代表性的主张。《毛诗序》大约也出自汉人，不过在每一首诗的解释中却不谈情志而专谈风教。
[16] 《诗·定之方中》传，把“升高能赋”作为大夫的九种条件之一，但赋指赋诗；《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赋似指赋体。刘勰说“原夫登高之志，盖睹物兴情”，这是《诠赋》中的话，徐陵所谓“九日登高”的“缘情之作”自亦指赋体。
[17] 南朝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了慷慨激烈感情的，有鲍照和吴均，但他们都出身孤贫寒贱。高门出身的谢灵运，其愤懑不平主要出于家族被打击和个人仕途的失意。
[18] 关于这个问题，葛晓音的《论齐梁文人革新晋宋诗风的功绩》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3期。本节中的论述曾参考采用了这篇文章的意见。
[19] 例如何逊有《为衡山侯与妇书》、伏知道有《为王宽与妇义安公主书》。在诗歌中从晋代开始就有这种现象，骈文中这种现象似较晚。更有意思的例子是庾信有《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世子即萧悫，曾有过“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这样的好诗，但写寄内的骈文却要倩人代笔，可能是仅仅工于诗而不工于文之故。也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即这一类作品和《拟古》相似，是文士“拟今”的游戏笔墨，但缺乏有力的证据，所以这里还是采用前一种看法。